火熱的年代 第10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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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謀求新政府中的大多數位置，專注於地方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的整合，並迫使新政府支持共和黨包括土地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這原本就是黨內之前達成的統一立場。

    因此在吳川再次強調了這一立場之後，委員們也就停下了對於新政府組建人選的不滿議論。不過也還有委員向梁廷棟發問道：「那麼總統的人選確定下來了嗎？」

    雖說吳川之前已經強調過數次自己不會接任本屆總統一職，但是還有不少委員是希望吳川能夠臨時改變主意的。不管從哪方面看，吳川接受總統一職對於共和黨都是大有好處的，至少是提前確立了共和黨在全國的統治地位，而不用再和什麼中華革命黨、進步黨、民主黨這些小黨去協商什麼了。

    到了1918年，黨內對於民主選舉制度已經不那麼感冒了，一方面固然有對民初國會選舉選出的一群不干實事的議員的反感；另一方面則是共和黨至少已經在東北坐穩了執政黨的地位，黨內開始習慣於現在東北的政權組織方式，而不願意去做太多的改變了。

    共和民主的原意，不過是一群被排除在統治階級之外的新興資產階級要求在政權內獲得一席之地，從而能夠在政權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保衛自己的財產。原本共和的目的就是資產階級想要和貴族地主分享權力，民主的意思是上層階級每個人都應當有權力說話。

    所以共和也好，民主也好，都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但是現在共OTg2NTc=和黨已經站在了政權的最高處，他們還有什麼必要去支持共和和民主，讓一群毫無力量的人來分享自己手中的權力？黨內的民主集中制現在反而是最為符合他們的需求的，連黨員都不是的人自然沒有權力要求什麼民主。

    由此，共和黨組織的擴大，統治地方的擴大，都意味着黨員權力的擴大，他們自然也真心的希望吳川能夠更進一步，從而把黨的統治範圍擴展到全國去。

    不過很顯然，吳川並沒有滿足他們這點小小的期待，梁廷棟很快就回答道：「在我們允諾不再對湖北革命者被屠殺事件追查下去後，黎元洪已經宣佈退出總統的候選。這樣一來，總統的候選人只剩下了兩人，段祺瑞和孫中山。各黨派代表將會在6月29日進行投票，他們中贏的那個將會擔任總統，輸的那個就會成為副總統。」

    徐景魁皺起了眉頭說道：「孫中山至少還是革命的，但是段祺瑞比袁世凱還要保守，讓這樣一個人擔任總統，真的合適嗎？耿謹文同志是怎麼考慮的？」

    梁廷棟回答道：「謹文同志認為，作為北洋武力派的代表人物，段祺瑞不適合在徐世昌政府內任職，否則徐世昌未必能夠壓制住段祺瑞。

    雖然我們對於這個政府期待的並不高，但是至少一開始還是得讓它正常的運行下去，否則事事都要我們出面給徐世昌背書，那麼最後這個政府的垮台不可能不讓我黨受到影響。

    所以，支持段祺瑞去競選總統，比讓他擔任陸軍部長造成的破壞要小的多。另外，雖然我們支持了段祺瑞去競選總統，但是他也未必選的上。

    因為我們對於北洋的支持，黎元洪的退出，中間力量正向着孫中山靠攏。只要我們不出手破壞這一趨勢，29日的推選中，孫中山大概率會以微弱優勢贏得選舉。謹文同志認為，這樣的結果將會使得北洋集團和資產階級民主派之間再無媾和的機會，方便我們改造、消化北洋集團。」

    孟繼周則提問道：「那麼孫逸仙博士如果接任總統，是否會接受當前的徐世昌政府而不插手政府事務？他雖然沒有段祺瑞的實力，但是作為南方革命黨的領袖，卻更容易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我擔心徐世昌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也許會在我們和中華革命黨之間首鼠兩端。」

    梁廷棟遲疑了數秒後說道：「也不是說沒有這個可能性，畢竟徐世昌在北洋集團中以圓滑著稱。不過總統最初候選人中呼聲最高的，是我黨的吳川同志和副總統黎元洪，只是在吳川同志和黎元洪紛紛退出總統候選之後，才輪到了段祺瑞和孫中山。

    因此在最初劃分總統府和政府之間的權責江浙湖漢北時，中華革命黨和各民主黨派都把目標放在了如何限制總統權力的問題上，根據現在各黨通過的政府組織法，總統府對於政府的影響力已經很小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孫中山接任了總統職位，他對於政府的影響力也只局限於簽字權，只要政府不向總統府請示，那麼總統府就無權對政府事務發表意見。而在專門委員會的指導下，政府的法令在專門委員會附署後一樣是可以生效的，無非就是加一個時效性而已。

    所以，孫中山如果遵守自己定下的規則，那麼就沒法干涉政府行事；如果他不肯遵守自己定下的規則，那麼我們也無需再理會總統的命令。當然，作為中華革命黨的領袖，孫中山還是能夠通過黨內組織對政府內部的黨員下令的，不過這屬於規則之內的合法鬥爭，我們並不否認這種鬥爭的方式。只是，當前的總理負責制總理有一票否決權，因此這樣的鬥爭還動搖不了新政府的運行…」

    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李大釗雖然不是第一次參加這次會議，但是比起第一次參加黨的中央會議時他顯得要沉穩了許多。因為黨的中央會議和他想像的有很大的不同，雖然黨的中央會議並不避諱探討革命理論，但是探討這些革命理論的前提都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這同黨的對外宣傳活動中主要宣傳革命理論和揭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壓迫實證是完全不同的。

    在這樣的會議上大段複製革命理論並不能引起其他委員們的支持，他們只會覺得你過於教條主義了。畢竟，理論如果不能指導實踐，那麼肚子裏有再多豐富的理論也只是一個兩腳書櫥而已。而一旦各位委員認為你並不適合實踐工作，那麼你就得不到資源，也沒有工作可做。

    在這種環境中，李大釗也漸漸意識到，並不是入了黨就可以成為一名革命者的，你還必須要經受的起黨內的爭鬥，從而獲得革命的資源，這才能夠真正的去實踐革命。在這樣的情況下，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是第一位的，對於那些連本職工作都不能勝任的同志，不要說插手其他同志的工作，就連自己的本職工作都未必能夠保得住。

    就這一點而言，共和黨內的鬥爭實際上要比北洋團體和南方革命黨內更為激烈。因為共和黨內所有的資源都歸於黨而不是個人，今天你在這個位置上能夠調動多少資源，等你離開了這個位置，那幾乎就不能再調動一絲一毫了。

    而不管是北洋團體還是南方革命黨，資源都是黨員入伙帶來的，只有少部分才是黨所擁有的。你可以開除一個黨員或一個將領，但是你不能指望他會把自己的資源留給繼任者。北洋團體的兵為將有模式，南方革命黨中也不少見，否則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也就不會乏人響應了。

    因為黨內組織模式的不同，共和黨內部的鬥爭就不會如同南方革命黨和北洋團體那樣顯得溫情脈脈，雙方意見不同時，失敗的一方宣佈退黨或下野就算結束了。黨內的鬥爭一旦挑起，勝利者就會拿走失敗者的一切，不會允許失敗者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正因為共和黨內的鬥爭如此兇險，見過了失敗者下場後的黨內同志們一般不會輕易的挑起鬥爭，黨內反而要比北洋團體、南方革命黨顯得團結。因為這些團體黨派失敗者的下場並不怎麼壞，他們鬥爭起來也就更加的肆無忌憚，甚至於把個人間的恩怨也帶入到了黨團之內。

    就在李大釗觀察着各位委員們的發言時，突然吳川點到了他的名字，「守常同志，婚姻法的編撰工作什麼時候能夠三讀啊？」

    革命委員會編制的法令，黨的中央會議上一讀，政協會議上二讀，革命委員會中央大會上三讀，三讀之後即可形成為法律。李大釗反應迅速的向吳川回道：「二讀的時候，一些政協委員對於法律規定：過往的一夫多妻婚姻也要求一一清理，並給與離婚女子能夠獨立生活的家產等幾條感到不滿；

    還有些委員認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大，因此要貫徹一夫一妻制度，就應該留下原配，把其他妻妾送出門去。並且此事應當先交付族內長輩調解，調解不成後再上法庭為好…」

    隨着李大釗把婚姻法二讀中遇到的難題一一擺出，孟繼周也出聲附和道：「確實，這婚姻法雖然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但是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婚姻也要採取強制一夫一妻措施，是不是過於嚴厲了？年輕人倒也罷了，那些40歲以上的家庭，如果把女子掃地出門，就算分得一些財產，今後恐怕也很難再婚了，要是無兒無女的下堂婦，難道真要讓她們孤苦終老嗎？」

    宋雲桐也笑着說道：「是啊，國外的法律不也有一個不上溯過去的規定嗎，我看對於過去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寬容一些為好？這樣我們推行法律遇到的阻礙也會少一些。再說了，不僅僅民間存在着這樣的問題，政府、軍中、黨內也都存在着不少這樣的婚姻。比如吳祿貞將軍，年少時風流多情，納了好幾房妾室，革命之後雖然端正了不少，但是那些妾室總不能讓他再趕出門去吧？」

    吳川瞧了一眼各位委員們看向自己的目光，冷淡而堅定的說道：「婚姻法這種事，不一刀切下去，今後永遠弄不好。民間可以緩一緩，以勸說為主，但至少形式上的離婚必須要做到。

    至於黨政軍等體制內部的成員，先黨內後軍政部門，都要在年內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黨內，作為本黨提出的法律，本黨要是不去實施，這不就是個笑話嗎？而且一夫多妻制和本黨所主張的革命理論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正所謂道不同則不相為謀，既然黨員連黨的革命理論都不能身體力行，他還留在黨內做什麼？

    我只有一句話，黨員要是解決不了自己的家庭問題，那麼組織只能勸說其退黨，黨的監察部門一定要對每個黨員的家庭狀況進行登記，只有先整理好了黨內的問題，我們才有這個底氣在黨外推動婚姻法。軍政部門非黨員身份的，如果不能遵守婚姻法的：在法律頒發以前結婚的，調離領導崗位；法律頒發之後違反的，革除公職。」

    宋雲桐默默的拿過了面前的茶杯，借着喝水掩飾了自己的尷尬。他身邊的孟繼周也低下了頭，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其他委員們也是默不作聲，無一人敢出聲反對吳川此時的獨斷。

    看着各位委員們都安靜了下來，吳川的語氣才稍稍緩和了些說道：「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位，我們要改造社會就不能不改造家庭。革命未必會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成功，那麼把革命堅持下去就得依靠革命的接班人。一群在不正常的、不符合無產階級價值觀念的家庭中成長的年輕人，難道會成為我們的接班人？

    家庭、學校、單位，將會是工業社會中佔用個人生活最多的場所，學校和單位我們還可以用各種組織去影響他們，但是在家中能影響一個人的只有父母。一個價值觀念不正確的父母，又怎麼能夠教育出健康積極的兒童？

    我們為什麼要反對鄉村中的族權、神權、父權和夫權，因為這些封建遺留的文化正是地主階級用來壓榨、奴役和控制農民的精神枷鎖。請各位同志想一想吧，我們打倒地主階級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解放農民還是為了讓自己去取代地主階級繼續奴役農民？

    假如我們的目的是後者，自然就不需要去改變這個社會結構；但要是前者，則當前的社會結構就不得不徹底的粉碎掉。如果我們連社會最小的單位都不敢去改變，那麼我們又奢談什麼改變社會？」

    「我贊成吳川同志的意見，婚姻法確實應該從黨內開始推行。如果黨員不能和黨的決定保持一致，那麼他入黨還有什麼意義呢？」梁廷棟第一個出聲支持道。

    隨着梁廷棟的出聲，朱和中、徐景魁、周澤春等委員也紛紛發言支持，最後全體委員們以全票通過了吳川所提出的關於婚姻法的推動建議。

    這場會議一直開到了晚飯前才結束，基本上重新調整了共和黨的一系列內政外交路線。會議結束的時候，吳川留下了徐景魁一起用晚餐，順便他還要和對方談一談關於對莫斯科、對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對地方蘇維埃，對捷克人、對西伯利亞臨時政府、對協約國各方的立場。

    這頓飯一直吃到了晚上9點，然後吳川邀請徐景魁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坐談到了晚上11時半，才把人放走。開了一整天的會議，把徐景魁送走後，吳川的腦子也不免有些昏昏沉沉的了。

    他走到窗邊打開窗戶，讓涼爽的夜風吹走了屋內沉悶的空氣，談話時吸煙留下的煙霧被吹走之後，嗅着窗外清新的草木氣息，吳川覺得自己的頭腦一下清醒了過來。

    就在他站在窗前呼吸着新鮮空氣，瞧着外面模糊不清的樹林影子時，張雲榮走到他身後小聲的說道：「晚上用餐的時候安娜小姐找過您，不過看到您有客人她就回去了。」

    吳川沉默了好久，才輕輕的說道：「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