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年代 第10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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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川說的這些話牽涉的東西太多，除了那些接觸過經濟工作的委員，其他委員們聽的有些懵懵懂懂，一時許多人都沒能理解他的意思。

    看着各位委員臉上的神情，吳川心中瞭然，因此他最後簡要的總結道：「…簡單的說，我們只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解救捷克人；第二建設新疆；第三解放中亞人民。」

    宋雲桐是最先反應過來的人，他馬上出聲支持道：「我支持吳川同志的建議，如果能夠趁着這個機會提前開發新疆，那麼對於我們來說確實是一件好事。長春拖拉機廠每月下線的25馬力拖拉機已經達到了500台，哈爾濱拖拉機廠25馬力的拖拉機和15馬力的拖拉機每月生產256台，現在洛陽拖拉機廠又開始投建，預計1920年我國大小拖拉機的產量能夠超過17000台，耗用鋼鐵約4萬噸。

    一台拖拉機對應200公頃耕地計算，17000台拖拉機就對應着340萬公頃耕地；原本這個數量已經足夠滿足國內的需求，但是現在要在中亞及新疆地區新開墾荒地的話，那麼我們還可以對拖拉機產業繼續追加投資，從而帶動了一系列配套產業的發展，我覺得這確實是個不錯的方案。

    不過我還有一個想法，今年年初以來，外國進入我國的資金流速正在加快，而過去幾年的戰爭景氣也讓不少私人企業積累了不少資本，由於我們採取了土地國有化的政策，這些資金無法如從前那樣進入土地市場，它們也不願意進入到實業中去，最終都流入了商品市場和期貨、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東北的物價和股市、期貨市場，這對於東北的經濟來說顯然是不利的。

    雖然我同財政部和銀行的同志進行了探討，並擬定了一些金融管OTg2NTc=制政策，但是我認為這些政策未必能夠起多大效果，因為東北市場上流通的錢太多了。1914年我們不過發行了5.5億元貨幣，但是今年已經達到20.1億元。雖然物價只是比1914年上漲了135%，但是物價的緩慢上漲是和我們向外輸出了大量的貨幣分不開的。

    關內所發行的各種錢鈔總計20.97億元，加上我們輸出的10-11億元，總計31億元對應着4.7億人口；朝鮮這邊輸出了1000萬元，遠東自治領輸出了1500萬元，東南亞輸出了500萬元，剩下的9億貨幣都在關外流通。假如這些市場上的閒錢都湧入到商品市場囤積居奇，財政委員會的幾位同志都認為，到了下半年也許會出現一波較大的通貨膨脹，這顯然會引發民眾的不滿。

    既然中央已經決定提前開發新疆，能否參照東北的農業開墾公司的例子，拿出一些土地面向私人公司招標，從而吸納掉一些市場上的空閒資金，以降低通貨數量？」

    吳川思考了一下後說道：「我覺得沒什麼問題，不僅僅可以拿出一些土地，新疆待建的鐵路也可以拿出一部分來招募私人股份，但是要保證國家佔據優勢地位。對於我們來說，當前最為要緊的，是儘快建設起北疆的鐵路、公路網，剩下的問題可以等日後再來處理。」

    宋雲桐還想說話的時候，朱和中已經插話道：「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出兵？出多少部隊合適？建設新疆的青壯勞動力是不是也按照東北建設兵團的模式編組，並發給武器進行軍事操練？」

    吳川點了點頭說道：「就按照東北建設兵團的模式編組，每師一萬人，第一批為10個師，每個國營農場以團部為核心。從東北建設兵團抽調熟悉墾荒和建設的幹部和技術人員，青壯勞力主要從關內招募。

    鑑於此次前往中亞、新疆墾荒不僅條件艱苦，且還需要負擔戰鬥任務，我建議新疆建設兵團的待遇應當給與一定的補貼，以使士兵的待遇不能低於東北建設兵團。

    出兵的時機應當不會晚於7月初，派出部隊除了朝鮮一個旅，遠東自治領一個師，赤塔地區一個旅外，我們自己出兵：3個步兵師、2-3個騎兵師、2-3個飛行聯隊和若干後勤部隊。

    不過這一次出兵不光是為了打仗，還要負擔建設任務，並和各方進行交涉，因此我們需要派出一個中央委員前往總攬全責。我們需要他既能夠捍衛國家利益，中俄無產階級的利益，中亞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同協約國撕破臉。」

    對於吳川提出的這個要求，各位委員一時都陷入了思考。大家都能聽得出來，這個位置雖然可以擁有極大的權力，但是也同樣要承擔莫大的責任，而且中亞地區和俄國境內的形勢錯綜複雜，沒有哪個委員會覺得自己能夠可以輕鬆的在各方之間遊刃有餘。

    就在大家沉默着的時候，孟繼周輕輕咳嗽江浙湖漢北了一聲，不動聲色的向吳川問道：「我還有一個疑問，剛剛您說要解放中亞人民是什麼意思？中亞地區難道不是應該在俄共布的控制下嗎？我們插手中亞革命，是否會引致俄共布的不滿？」

    吳川瞧了一眼會議桌前的委員們，見到大家都在看着自己，顯然他們也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他沉思了一會後說道：「把被俄羅斯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各民族解放出來，這是共產主義者不可推卸的責任，我不認為無產階級已經指定了自己的解放者，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解放者，我相信他希望看到的是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而不是由自己來解放。

    其次，列寧主義一直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能推卸領導革命的責任，哪怕我們面對的是列寧同志。只要我們秉持的是解放中亞民族的公心，那麼就沒有必要擔心和俄共布的同志發生什麼衝突。我認為只要對方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就不可能阻止我們去解放被壓迫的中亞人民；假如對方不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那麼我們就更要和他展開鬥爭，幫助俄共布的同志剔除那些不合格的黨員了。」

    孟繼周轉頭瞧了一圈會議桌前的同志，他心裏覺得其他人都不那麼的合適，於是他轉回頭看着吳川說道：「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認為…」

    「咳，咳。」宋雲桐突然猛烈的咳嗽了幾聲打斷了孟繼周的話，在對方疑惑的看過來之前，他已經搶着說道：「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認為這個人選最好還是能夠同俄共布的同志良好溝通的同志。要是平日裏就和俄共布黨員沒什麼來往，今次過去又要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我認為很可能會使得俄共布黨員和我們的同志缺乏溝通，最終互相產生疑惑，這不利於我黨和俄共布之間的合作關係，也不符合我們此次援助俄共布的本意。」

    孟繼周聽了這話頓時打消了自薦的念頭，他知道自己是不太可能同俄國人好好溝通的。倒是有委員立刻心直口快的說道：「這樣看來，徐景魁同志倒是極適合的，只是他要是去了新疆、中亞，宣傳工作又該誰來負責？」

    聽到幾位委員這麼這麼說，徐景魁便表態道：「宣傳工作，我看李大釗同志很可以接手。只是我過去一直負責宣傳工作，對於實務工作了解不多，我擔心自己承擔不起這樣的重任啊。我個人的榮辱不過小事，要是壞了新疆、中亞的大局，這…」

    宋雲桐接話道：「這到不是什麼難事，只要指派幾個熟悉實務的承擔你的助手就可以了。但是新疆、中亞的事務需要的是有人能夠把住方向，黨內能夠始終抓住正確道路的，除了吳川同志也就剩下你和趙必振同志了，但是趙必振同志負責馬克思列寧著作翻譯小組和黨的理論研究工作，他的工作確實是找不到人接替的。」

    徐景魁望了宋雲桐一眼，然後轉頭看向吳川誠懇的說道：「我服從組織決定。」

    吳川想了想說道：「廷棟同志，你抽調幾個得力的人手出來，景魁同志你再去政治學院內挑幾個講師和畢業生，先把新疆局的框架搭建起來。這次出兵我建議由葉聲和任輔臣兩位同志負責軍事上的事務，景魁你和他們兩人組建前指，大小事情你們三人一致即可執行，事後再向中央匯報，要是爭執不下的事情再打電報回來請示。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這件事就這樣定下了。」

    宋雲桐自然不會反對這樣的決定，這也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各位委員們只是稍稍討論了一下，就覺得徐景魁確實合適這個位置，也就附議了吳川的決定。

    接下來，梁廷棟就發言道：「北京那邊關於新政府的名單已經討論出爐，耿謹文同志發來了一份名單，既然今天各位委員都湊在了一起，那麼不如聽一聽這份名單，然後給出一個意見吧。」

    各位委員們也很好奇新政府的組成，於是紛紛點頭讓耿謹文念出名單，耿謹文於是就翻開自己面前的筆記本念道：「總理：徐世昌，外交部長：顏惠慶，內務部長：孫洪伊，財政部長：周自齊，教育部長：黃郛，交通部長：周樹模，陸軍部長：朱慶瀾，農業部長：閻錫山，工業部長：張靜江，商業部長：陳友仁，海軍部長：劉冠雄，司法部長：章士釗，水利部長：熊希齡，衛生部長：伍連德，海關總署署長：胡惟德。以上。」

    在座的不少委員們聽着有些譁然了起來，特別是孟繼周聽完很是不忿的說道：「這算什麼？整個政府裏面都是北洋和南方革命黨的人，我們就分到一個交通部？這是不是也太謙讓了一些？耿謹文同志在北京到底在做什麼？」

    梁廷棟看了吳川一眼，這才對着同志們解釋道：「各位同志，這次新政府組建我們的要求是維持局面，不是要控制新政府。對於我們來說，多掌握或少掌握幾個部門其實沒多大區別，因為我們就不可能服從中央那些不合理的命令。

    比如說，我們要是加入到了新政府中去，新政府要求軍隊國有化，財政、外交統一交給中央負責，那麼我們究竟是接受好還是不接受好？我倒是覺得，現在我們不加入新政府反而更加自由一些，因為我們不必對新政府給出什麼承諾，假如新政府頒發的政策不合理，我們完全可以直截了當的反對。

    再說了，雖然我們沒有加入新政府，但是我們掌握了對應政府各部門的各個委員會，在國會沒有正式成立之前，這些委員會將會對政府各部實施指導。如果政府的政策沒有獲得委員會的首肯，那麼政府的政策就不具備法律效力，這樣我們雖然站在政府之外，但是一樣可以牽制政府的決策。」

    梁廷棟的解釋算是釋去了各位委員們的不少憤怒，吳川這才接着說道：「其實在我看來，這一屆政府主要是起一個過渡作用，第一是從袁世凱修改的大總統制轉型為內閣責任制，並重新恢復代議制民主。

    不過我們應該知道，代議制民主這個東西，形式上要比封建王朝的專制進步的多，但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連資產階級都處於幼稚程度的國家來說，代議制民主實質上就成為了士大夫和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封建地主專制制度。

    因為依附於地主階級的農民不可能把選票投給地主以外的人，而我國又是一個農業人口佔據九成以上的國家。所以沒有人能在選舉中贏得擁有農民選票的地主階級。民國元年國會的亂象，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在打到了袁世凱之後，我們要是直接提出廢除代議制民主，代之以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那麼我敢斷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必定不會支持我們，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但是我們當前的主要對手是地主階級，而不是其他的社會階層，我們不能把其他階層也推給地主階級，因此我們就不得不向資產階級做出一定的讓步。

    不過大家也不用過於擔憂，因為中國弱小的資產階級還承擔不起獨立執政的負擔，特別是在他們接受了消滅地主階級這個方針之後，新政府和地主階級就不可能妥協；如果他們敢同地主妥協的話，那麼就等於是背棄了對於我們的政治承諾，我們也就無需再和他們妥協下去了。

    其次，歐洲戰爭很快就將結束，按照帝國主義的本性，他們此前對於我們的一些政治承諾很快就會被推翻。比如交還長江以南的租界和各國在中國的一些政治特權，內水航行權，駐軍權等等。

    假如我們來組建新政府，就將面臨着兩個困境，向各帝國主義進行挑戰，但是我們還沒有能力把帝國主義從南方趕出我們的國土，因為南方的軍閥身後就是帝國主義。我們不能把自己寶貴的力量擴散到南方的群山中去剿匪，在政治、經濟、教育沒有統一之前，南方民眾是不可能響應我們的號召的。

    另一個困境就是，向帝國主義妥協就意味着被廣大人民唾棄，一個革命黨在沒有執政之前向帝國主義低頭還情有可原，但是在人民的支持下贏得了政權之後還要向帝國主義低頭，那麼人民對於革命黨的信仰就會產生懷疑。

    孫中山此前發動二次革命不能獲得人民的響應，除了人心思安外，就是辛亥革命時南京臨時政府不能廢除同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還試圖出賣中國的利益給日本人，從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因此我們對於這個過度政府的期待就是：一是穩定住袁世凱之後的政局，先恢復地方對於中央的服從性；二是逼迫這個政府向左轉，推動國內的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向協約國聲索我國正當合法的權力，重新和各國簽訂平等的協議。

    當這個過度政府失敗之後，我們就將順理成章的接過政權，建立起一個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權。我相信，到了那個時候，人民對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就沒什麼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