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元宵的前一天,召開了近一個月的商人代表大會終於降下了帷幕。筆神閣 www.bishenge.com通過了這次會議,這些商人們終於意識到,代表大會不僅僅是朝廷向他們徵稅的商議場所,也是他們可以就商業問題直接同朝廷溝通之所在。
在以往,這些商人們在地方上遇到了阻礙商業的問題,只能找地方官員一個個去疏通。這個辦法不僅僅費時,還有很大的局限性。
每個縣的官員都猶如本縣的土皇帝,他們不會因為相鄰縣的同僚採用了什麼政策,就會遵照實施。雖然也許收買更高一級的官員是個不錯的法子,但是縣官畢竟不如現管,而且收買官員畢竟是需要成本的。
因此大多數商人對於地方上的陋規只能默默的忍受着,除非這些陋規已經讓他們無法把生意做下去了。但是在京城的商人代表大會中,他們平時看的比天還大的難題,在朝廷面前不過是一句話就能決斷的小事。
這種強烈的反差,立刻便讓這些商人代表們看到了,一個更有效率的解決自己在經商時遇到難題的途徑。更讓他們感覺欣喜的是,這個代表頭銜不必花錢購買,也不需要什麼考試,最大的成本就是每年上京的旅費和住宿費。
然而在今年會議上,皇帝還提出了一個讓他們感到更為興奮的建議。考慮到各省商人赴京參加大會,在時間和金錢上都會存在的損失,因此決定今後在會議召開期間,將會對每位代表發放5元\/日的補助。且每位代表,今後每年將會獲得100元的代表津貼和50元的車馬補助費用等。
崇禎提出這個建議,是希望減少商人代表的不到場缺額。但是在這些商人代表看來,這卻是能夠把代表會議這種臨時議事形式轉化為長期機構的機會。
皇帝的提議自然毫無疑問的被全權通過了,不過這筆額外的錢皇帝不打算出,朝廷也不會出,那麼只能從各地的商稅上找辦法了。
對於如何才能徵到足夠的稅收用來維持商人代表大會的運行,這些商人代表倒是精明的很,他們不過聽了幾句崇禎派人在代表中的吹風,便立刻確定了對於奢侈徵收重稅的決定。凡是國內生產的奢侈徵收50%的重稅,從國外輸入的奢侈則徵收100%的稅收。
國外主要為各類寶石、香料和貴重的木料等等,而國內則主要是頂級的手工業,比如高級皮毛、人參、以貴重木料製作的家具等。
決定徵收這些稅種時,這些商人代表們心裏一點負擔都沒有,反而倒是有一種出了一口悶氣的感覺。說起原因倒也簡單,以上這些商業中盈利最高的貨物,都不是他們這些沒有背景或是背景不夠深厚的商人能染指的。
而對於崇禎來說,但凡是能消費得起奢侈的人,基本上是不在乎價格的,而大明百姓基本上也不可能消費到這些奢侈,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極小。
唯一受到損失的大約便是那些經營奢侈生意的商人,畢竟開徵重稅之後,他們現在的暴利就無法維持下去了。
但是這個徵稅的決定是商人代表大會做出的,也就是說他們將無法掀起商人的同情心理反對這一稅收政策。在沒有普遍的民意支持下,同這些商人勾結的官員們,將要單獨同崇禎和戶部進行對抗,這種毫無勝算的戰爭,只要他們沒有昏了頭就不會挑起來。
除了徵收奢侈稅以保障商人代表大會的運行之外,各省商人代表們還通過了一項附加決議。他們決定把每年代表會議的會期定為12月15-1月15,這個時間雖然很是尷尬,但也只有這個時間各省商人才有空暇開會。
為了保障每年到會的代表人數,他們還決定縮小各省的代表名額到每省6人。每年各省派出3名代表上京參加會議,下一年再換另3名代表,這樣兩年一輪換,也可以減少對各商人代表生活的影響。
代表的任職年限也調整到了6年,每三年更換其中一半名額。對於缺席的代表制定了罰款的章程,並決定連續兩年沒有參加的代表將會被免去代表資格,並不得入選下任商人代表。
對於商人代表的選拔資格,崇禎作出了一個額外限制,凡是有偷稅漏稅行為的商人不得入選為商人代表;平日裏從不遵守商人代表大會決議的商人不得入選;有過刑事犯罪記錄和正處於訴訟中的商人不得入選。
同時崇禎還要求各省提供3名候補代表的名額,以作為緊急狀況下的遞補人員。候補代表雖然不享有正式代表的政治權利,但是可以享受正式代表2\/3的經濟待遇。
除此之外,崇禎還給了這些代表們一個意外的驚喜,在他們就任代表期間,將會享有特殊保護。只要不是嚴重的刑事犯罪和叛國罪,除非獲得他本人或是本省半數以上代表的同意,他們不會被地方官員所拘捕。
對於輕微的犯罪行為將會被豁免,對於中等的犯罪行為則凍結到該代表卸任之後再行追責,而嚴重的犯罪行為將會先通報代表大會,由代表大會免去其代表的職位,方可進入司法審判程序。
總的來說,崇禎元年-崇禎二年間的這場商人代表大會開的很成功。商人代表和崇禎都很滿意,他們都各自獲得了想要的東西。而戶部官員也很開心,他們什麼都沒做,就獲得了一筆額外收入。
商人代表暫時還是按照19個行政區劃分配的名額,每次開會不過57人,開會補助加上召開會議的費用不過2萬不到,而正式代表加上非正式代表的年薪大約2萬出頭。也就是說,這個商人代表大會每年要支出4萬2千元左右。
澳門的檀香木入口價40元每擔,每年約8、9百擔,總值3萬餘元。京城、張家口的貂皮每年貿易數量1、2萬張,這還只是納稅過的數量。
最下等的貂皮1.4元\/張,中等的2.8元\/張,最上等的貂皮則是4.2元\/張,雖說貂皮以中下者居多,但便是以2元每張計算,也要2-4萬元的價值了。
而至於人參,市面上雖然多冠以高麗參,但是每年光納稅的人參就超過了6000斤,即便是按照關外的進貨價每斤人參16兩計算,一年也超過了9萬6千兩,約合13萬4千4百元。
不計算其他奢侈,光是以上三類貨物的每年銷售價值就快到20萬元了。以50%的稅收計算,就是9萬餘元的新增稅收。
扣除支付商人代表大會的支出,加上徵稅的成本,戶部每年大約多了3、4萬元的額外收入。這還不算,戶部官員將會在這些徵稅過程中能夠獲取的額外好處。這顯然是一個皆大歡喜的會議。
不少戶部官員同時也發現,以往他們向朝廷建議調整下商稅,朝堂上還沒有作出什麼決定,民間已經風風雨雨,似乎朝廷又提出了什麼橫徵暴斂搜刮民財的政策。
結果往往是朝廷擱置討論,而提出建議的官員則被斥責降級。久而久之,在商稅問題上只能減不能增,倒成了大明的政治正確。
老實說,除了戶部幾個堂官之外,大多數戶部官員都是贊成增加商稅,以減少田賦的。根據太祖訂下的規定,蘇松地區的人員不能出任戶部官員,因此可以說戶部官員是受到商人勢力影響最小的一個部門。
這些戶部官員,特別是中下層官吏都還算是能夠看明白大明財政的根本問題出在什麼地方的。從戶部收集到的地方資料匯總就能看得出,便是按照現有的稅率徵收田賦,都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事了。
自從萬曆末年加征九厘銀之後,各地的百姓負擔差不多已經到達極限了。對於地方上的豪強縉紳把自己應當繳納的稅收分攤到其他百姓身上的弊病,他們都是心知肚明。因為有些官員在家鄉也是這麼幹的,他們怎麼會不清楚大明百姓的負擔到了什麼程度了。
這也是為什麼,在討論加征田賦的時候,朝堂上並不缺乏反對者。因為這些官員們很清楚,看起來平攤到每個人頭上不多的九厘銀,不過是糊弄皇帝的數字遊戲。
在真正徵收的過程中,這些稅款大多只會落到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的百姓頭上去。這麼一來九厘銀就成了一分八厘或是二分七厘的重稅。
而這只是繳納給朝廷的正稅,按照大明的慣例,地方上起碼要收3-5倍的數目。這倒不是因為地方官員過於貪婪的緣故,而是因為稅收制度的不完整,朝廷沒有給徵稅人員發放保障他們生活的工資和提供徵稅的成本,加上從地方到京城的運輸費用,和各處打點的費用。
要是讓地方官員只徵收朝廷規定的稅額,那這名地方官恐怕傾家蕩產也賠不起,因為替朝廷徵稅引發的虧空了。
所以只要稍稍有見識和閱歷豐富一些的戶部官員都很明白,在田賦上打主意不僅沒什麼希望,很有可能徵稅成本還要超過徵收上來的稅額。
倒是商稅上面,不僅徵稅的成本比較低,只要在交通要道設卡就是了,只要稅額低於商隊的繞道費用,自然就不必害怕商人逃稅。而且以大明商業的規模,可徵稅收的餘地也很大。
但是提出增加商稅的政治成本太高,在大明的政治正確輿論引導下,任何提出一個商稅的官員都必然會失去政治前途。這樣一來,誰還願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挽救這個國際呢。
不過現在皇帝弄出來的商人代表大會,繞過了大明的政治正確。這些戶部官員只要按照會議的決議去制定實施納稅計劃就好了,這不僅讓戶部官員們躲過了政治上的麻煩。
最為重要的是,幾乎每個納稅計劃的實施,都代表着戶部在地方權力上的擴展。只要是官員,沒有人不希望自己部門的權力擴大的。和他們的親友家族有可能受到的損失相比,他們從權力擴大上受到的回報要大的多。
一名派去地方上的稅收徵收員,年薪大約為60元,但光是默認的灰色收入就是年薪的2-3倍。現在地方上一名七正縣的年薪大約為84元,雖然縣官的外快不少,但別人畢竟是十年寒窗苦讀出來的,而一名稅收徵收員不過是戶部從民間招募來的公務員而已。
而負責主管一地稅收的戶部官員,他所能獲得的收益,自然不是從前坐在京城收點地方官孝敬能比的。畢竟在地方賬目上劃撥錢糧和實際經辦業務那完全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