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夏 從民族主義到虛無主義漢字

    一個世紀前，標榜中庸之道的華族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步步走偏，不是踏進民族主義泥沼就是墜入虛無主義陷阱，很少信步於平川坦途。國粹——包括漢字——也未能擺脫厄運。以文言文為代表的輝煌漢字就是在民族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夾擊下沒落的。「華夷之辨」持續兩千多年，直到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仍固執地認為中國是上方之國，泰西蕞爾小邦不值一提。中國人遵循只讀經書不讀洋書的原則。魏源等先知先覺著書、翻譯，介紹西方文化，卻沒有得到多數國民的認同（而且魏源等先知在認識上亦有不足之處）。

    自鴉片戰爭以來，華夏民族不斷受到外族欺辱，一辱再辱：1887年南洋艦隊葬身魚腹1894年北洋艦隊全軍覆沒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義和團運動乃民族主義之迴光返照。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導致庚子賠款。自斯時起中國人停止了反抗，外交、政治、軍事、文化全面繳械投降，喊出「漢字拉丁化」口號。中國人「覺悟」到，傳統的道德文章、修齊治國、陰陽八卦、道家方術抵擋不住洋槍洋炮。義和團運動是非理性的最後一搏。本欲成仙，反而速死。復仇導致「庚子賠款」的奇恥。中國人沒有想到，乾隆時中國還是天國盛朝，僅歷百年已入危局，更沒有想到，一次喪國辱權的賠款讓中國人淪為下等民族，生活舉步維艱，尊嚴一落千丈。中國要拿出四億五千萬兩海關銀給洋人，平均每一人負擔一兩白銀。更刺激中國人的是，一部分賠款還要返還中國修建洋學堂。中國人徹底失去尊嚴，被逼到拜洋人為師的絕路上，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中國人在文化上全面「就範」。

    義和團運動覆滅把中國人引向虛無主義。中國傳統文化遭受到空前的浩劫。漢字成為重點討伐對象。討伐漢字師出有名，曰「漢字拉丁化」。急先鋒錢玄同信誓旦旦：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錢氏並非隨口亂講，他認為早晚有一天中國人會把漢字改造為西洋字母。如果說庚子賠款是政治上的賣國（「寧與洋人，不給家奴」），那麼緊隨其後的便是文化上的賣國。當時處處瀰漫着庚子賠款後的低落情緒，把受洋人欺辱的惡氣、怨氣、怒氣不分青紅皂白地一股腦撒在漢字及用漢字寫作的中國文學上。漢字成為亡國禍種，漢字的傳統文本——文言文成為不祥之物。

    當時流行這樣一種說法：只要中國人改用洋字母，就可以像洋人一樣，御人而不御於人。面對國破家亡的敗局，中國知識層擺出一副讓漢字「負全責」的架式。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虛無主義的蔓延，一如義和團運動時沒人能阻止民族主義。學習西方優長，要分清對象，主要應學習其民主政治與人權思想。傳統文化並非一團漆黑（無論如何也不該把孔子、孟子、司馬相如、劉勰、陸機等大牌文學家踏在地上亂跺亂踩）。中國在極其短暫的時間裏由民族主義跳到虛無主義，說明中國政治體制與社會運行機制不能適應席捲而來的西化（現代化）浪潮，不得不以傳統文化為替罪羊。

    小人得志，志士難眠。從漢字拉丁化運動發動之日起就分為兩大陣營：取締派（取締孔孟之道，取締漢字）與學衡派（因《學衡》雜誌而得名，此雜誌由吳梅任主編，以保護國粹為己任，不求盈利）。取締派以胡適、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等為代表；學衡派以梅光迪、吳梅、吳宓等為代表。未幾，學衡派不敵革命派，《學衡》雜誌被淹沒在討伐國學討伐傳統的汪洋大海之中。從此，中國的哲學到文學雙雙沾染上了歐風歐氣。漢字拉丁化運動猶如狂飆橫掃一切，只破不立，這正好符合當時國人的心態，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希望找到洗刷恥辱的捷徑，「取締」簡單易行（破壞比建樹容易），迎合了國人之心。

    在胡適的煽動下，中國人開始崇尚破壞，把破壞大王胡適捧為英雄，將「破壞了才能建設」（胡適：《嘗試集》）的口號視為萬應靈丹。也難怪，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歷史就是在不斷破壞中完成的（農民起義的平均周期僅一二百年），中國人對「破壞」駕輕就熟。胡適登高，眾人緊隨，就這樣，漢字與國文在翻掌之間就完成了由高雅向低俗的蛻變，寫作迅速歐化，由詩詞歌賦轉為歐式小說。當時的作家無不效顰洋人，扭捏作態。在文學方面，中國由貴族淪落為平民，失去東方獨特的審美價值。有人為「漢字拉丁化」開脫，說什麼這場運動並未導致民族虛無主義，漢字與古典文學至今仍健在。不錯，胡適等人完全消滅國粹漢字的目的是沒有達到，今天中國人仍使用漢字書寫，唐詩宋詞也仍被國人所愛，然而，漢字基本上已經「脫古」，成為現代時尚的附庸。

    魯迅的話或許可以作為這一情形的總括：漢文終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倖存之道。（《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以為要少——或者竟不——讀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青年必讀書——應該「京報副刊」的徵求》，《魯迅全集》第3卷）中國古書，葉葉害人。（《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中國國粹……等於放屁。（《致錢玄同》，《魯迅全集》第11卷）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實社會毫無關係了。（《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全集》第7卷）捧着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寫在「墳」後面》，《魯迅全集》第1卷）……新文學是在外國文*流推動下發生的，從中國古代文學方面，幾乎一點遺產也沒有攝取。（《「中國傑作小說」小引》，《魯迅全集》第八卷）現在的新文學是外來的新興的潮流。（《關於「小說世界」》，《魯迅全集》第八卷）中國的一切舊事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致宋崇義》，《魯迅全集》第11卷）

    很多人都認為「漢文終當廢去」，只是他們未講，由直率可愛的魯迅講出來。漢文「廢去」之後使用何文，明擺着就是洋文。廢除文言文就是為廢除漢字做準備。當下文言文還出現於中學語文課本中，然而不過是皮相，現代作家寫的百分之百是「白話文學」，正如魯迅所說「幾乎一點遺產也沒有攝取」，也就是說，用白話文寫出的「新文學」確實與傳統瓜葛越來越少，以至於許多現代作家根本讀不懂文言文，許多精美的漢字已被棄用。就在中國人丟棄自己國粹的同時，西方的有識之士卻在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大聲疾呼保守中國傳統文化。

    限於篇幅不能對這些智者一一指名，只能舉其二三：列夫·托爾斯泰、伯特蘭·羅素、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歐文·白璧德……歐文·白璧德說：今日中國文藝復興之運動，完全以西方文化之壓迫為動機，故就其已發展者而言，亦僅就西方文化而發展，與東方固有之文化無預也。（中略）中國必須有組織、有能力，中國必須具歐西之機械，庶免為日本與列強所侵略。（中略）然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中略）。

    總之，中國人之文藝復興運動，絕對不可以忽略道德，不可盲從今日歐西流行之說。（《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轉引自《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博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顯然，白璧德所說「西方流行之說」應該包括語音中心主義謬說。西方語言固有其妙處，然而中國人需要有「自己」的文字，用以創造獨特的審美文化。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甘心讓異族同化或取代自己的文字，只有文化漢奸才甘心棄中文如棄敝屣，迎洋文簞食壺漿。

    二十世紀最初的一二十年發生這樣的怪事：喜歡中國文字的多是外國人，多數中國人罵殺之，詆毀之，詛咒之。曲終戲散，浮塵落下，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之中，儘管思之心栗，考之神傷。一堆問號縈繞腦際：中國為何挨西方人打？政治危機何以連累漢字？矛頭為何由漢字轉向文學？

    中國人為什麼在文學藝術上崇洋媚外？人們習慣於從中國特有的語言文字尋找答案。現代化需要文化與之配伍。自古以來，漢字、文學、政治就是三位一體。本來屬於政治的皇帝詔書、奏對封事、科考文章、出師表都可以成為文學作品，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後出師表》雙雙被選入《古文觀止》，成為不朽範文。

    中國的文學家十有八九是朝廷官吏，只不過有的在朝有的在野。官吏參差不齊，有的可以經邦治國，有的不過是龍鍾腐儒，不諳政治。從鴉片戰爭算起來，半個多世紀，中國事事不順，處處挨打，當然與中國「以文代政」的體制不無關係。不過客觀地說，比改革「以文代政」體制急迫的事情多得很，理應先其急而後其緩。何者為急？改革政治體制本身為最急迫，具體說應該變「諸事出於一口」為「諸事決於公議」，即施行憲政，還權於民。

    遺憾的是，以此為旨的戊戌變法速敗，轉移了中國人的視線，中國人攀山無路，索性繞山而行，在山外冥搜盲索救國之途。山隱天，海孕日，很多好東西藏於山與海之間，避之安得？不幸的是「山」與「海」被中國人迴避了。大物不見，小物必顯。正是在此種情況下，中國人死死盯住漢字，把漢字及其由漢字創作出的古典文學視為改革目標。胡適們認為漢字、文言文以及中國古典文學是禍水，將其貶得一錢不值。胡適大筆一揮，屈原、劉勰、司馬相如等大手筆皆成為民族罪人，古典辭賦「只不過是比倡優博弈高一等的玩藝兒……以此愉悅耳目」（胡適：《白話文學史》）。

    如果能耐下心讀胡適有關文學革命的著作，完全可以編一部《中國古典文學罪孽大全》。胡適見字母若驚，疾漢字若仇，洋洋灑灑寫下數百萬攻擊漢字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文字，成為名副其實的以賣傳統文化求榮的文化漢奸。親痛則仇必快。

    胡適等人所作所為正中不懷好意的洋人的下懷。西方本來尊重中國漢學傳統。傳教時懾於華夏厚重的文化傳統，他們不敢輕易開槍開炮（開始也動過開槍的念頭，後來發現了美奐美輪的中國文學，認為對華夏只能柔服不能武取），破了傳教「槍炮先行」的規矩（在印尼、印度及其拉美國家傳教時都開槍鎮壓過反對者）。洋人萬萬想不到中國人會自動交出國粹，在文化上臣服。

    就這樣，西方人先兵後禮，誅叛柔服，蘿蔔大棒，兩面皆贏，在中國人的幫助下，經過短短數十年時間就在「武功」與「文治」兩方面徹底征服了泱泱大國，把中國文化納入到了歐洲中心主義體系，把漢語納入到語音中心主義體系。當然這也給中國人帶來一絲好處，然而絕對不容忽視其惡果：漢字失去獨特價值，一步步變為表音符號（原來是表意的），「中國文學」則成為「歐化小說」的別枝，中國人的自殘為實現「英文一統天下」鋪平了道路。

    漢字疵咎固多（參閱前文《環肥燕瘦，方圓難周——漢語得失論》），然而功不容否，罪不至誅，在一定程度上功可抵罪。漢字別具匠心，通過既有抽象意義又有具體意義的符號，組合出東方特有之美。主張漢字革命的人最不滿意的是：a漢字敘事功能薄弱（文言文體偏於審美功能），漢字作品多為詩詞歌賦，少有長篇敘事作品；b漢語書面語呈現貴族化特徵，一般平民難以染指。漢字革命就是要改變這一現實，把學習文字的過程簡化為僅僅是學習數十個字母（如同西方那樣），把中國文學改成以小說為主，實現平民化。

    漢字革命派忘卻了漢字造美功能正是西方文字所缺乏的，忘卻中文可以與西文互補。沒有中文，西文將失去抗席者，成為不可動搖的霸權。至於貴族化的指責純屬無稽之談，漢字屬於藝術，藝術從無貴賤之分。西方文學偏於平民，然而西方芭蕾舞、美術、歌劇、交響樂卻都是貴族的，西方人從來沒想到要將它們「平民化」。

    如果凡貴族的都該破，世界早就不存在芭蕾舞與交響樂了。胡適以偏代全，以破代立，與事實乖，與道理違，處處露出「大膽假設」的破綻。漢字革命矛頭為什麼要轉向文學？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文學特徵是由漢字特徵決定的，中國古典文學造美功能強、敘事功能弱等特徵完全是漢字使然。牽漢字一發，動文學全身。胡適深知，漢字根基甚固，迂迴進攻，堡壘反而易取，所以把火力對準了中國古典文學。

    為獲得民眾支持，胡適打出「大眾化」旗幟，希圖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以壯聲勢。他說：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民間的小兒女，村夫農婦，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彈唱的，說書的，都是文學上新形式與新風格的創造者。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例。（《白話文學史》，嶽麓書社1986年版）胡適的用意很明顯，消滅漢字之後文學反而會繁榮起來，因為人們可以用嘴創作文學作品。在胡適看來，文學可以完全脫文字，不識字的村夫農婦亦可為之。

    胡適混淆了：a書面語文學與口語文學的差別；b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差別；c傳世文學與時尚文學的差別。文化不存，民族無靠，人心失系，文明之河斷流，傳統之湖乾涸。1958年，中國曾出現全民作詩的奇觀，也許那就是胡適大眾文學主張的一次實踐吧。

    錢玄同對漢字的詆毀完全是非理性的：（漢字）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錢玄同把「廢漢字」與「廢孔學」相提並論。

    在錢玄同看來，漢字還不如一堆麇集的蒼蠅，蒼蠅還有些活氣，漢字簡直已經腐爛發臭。消滅漢字的呼聲持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家魯迅在死前甚至唱出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最高音。治漢字高手都詛咒漢字死，漢字如幕上燕巢，岌岌可危。厥後，破壞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旋律。取消漢字也罷，漢字拉丁化也罷，一切豪言壯語都是一過性的，就像戲劇中的龍套，沒有太多的人記得誰在跑，然而影響卻一直在延伸着，現在仍看不到盡頭。

    儘管「漢字革命」反對力量中有梅光迪、辜鴻銘、吳宓、林紓等重量級人物，陣勢不可謂不強，然而還是敵不過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為何學衡派速敗？至今未看到一篇令我信服的文章。竊以為，就文化而言，「破壞」與「保守」爭鋒，總是前者佔便宜，因為破壞者總會以「將來我們可以建設更好的」為釣餌。漢字革命也不例外，結果自然是西風襲來百花殘。

    用西方那一套置換中國的國粹，是典型的虛無主義（儘管時至今日仍有人矢口否認）。中國表面上以中庸之道自詡，實則一直處於「極端」，未得其中。中國歷史上多數改朝換代都是通過血肉拼殺完成的，每一次老百姓都是熱情參與。文字與文學革命亦然，胡適登高，萬眾響應，與歷次舉事者得到百姓響應並無不同。百姓不免要把梅光迪等人視為「遺老」。大而言之，學衡派的失敗是中國歷史的宿命，責不在其人，更不在其說。實際上，學衡派詞鋒銳利，擲地有聲，至今仍不失其意義。

    請看，吳宓是這樣對待中外文化交融的：所謂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別名，簡稱之曰歐化。自光緒末年以還，國人憂國粹與歐化之衝突，以為歐化盛則國粹亡。言新學者，則又謂須先滅絕國粹而後始可輸入歐化。確實二說均非是……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誠能保存國粹，而又昌明歐化，融會貫通，則學藝文章，必多奇光異采。」（吳宓《論新文化運動》，轉引自《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博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

    吳宓越俗高談，自立戶牖，辭切理明，論如析薪，於己無關而於國有利。今人讀之，孰不動容？如果說1900年發生政治危機，中國主權危在旦夕，那麼十多年後，中國文化發生危機，傳統危在旦夕，兩次危機逼肖之至，都是國人偏於一端受到的報應。

    不同的是，前者損失的是領土與金錢，後者損失的是彌足珍貴的國粹。當時，國人只見政治損失而不見文化傳統損失，企圖以犧牲漢字為代價換取國家崛起，反映出固執與偏見。為策略起見，在陳獨秀的規勸下，漢字仇家採取了分兩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取消文言文，第二步取消漢字）。於是就有了對文言文鋪天蓋地的大批判。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26年魯迅與朱光潛之間的一次過節。朱著文說：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適之、吳稚暉、周作人、魯迅諸先生，而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有得力於古文的處所……（《一般》雜誌1926年第1卷）

    魯迅看到這番話立即予以回擊：……說起要寫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感到沉重。（《寫在「墳」後面》，《魯迅全集》第1卷）

    若不仰仗深厚的文言功底，魯迅何來文豪美譽？魯迅言不由衷矣，若非文言文功底深厚，怎寫得出《漢文學史綱要》這樣的傳世之作！若不依仗舊學功底為何與古之大家氣類相同而與眾小有異？在某種程度上，魯迅這樣做也是出於無奈，當時只有罵傳統的才是英雄。

    漢字拉丁化運動一半出於西方的壓力，另一半出於中國人的自覺自愿。那時，已經有許多學人認識到文字與文明建樹、思想認識的關係，甚至看出文字與國計民生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通過研究與思考，一部分學人以為中國之落後挨打漢字難脫其咎。

    僅從語言文字表象上看：十九世紀的現實確實是使用字母文字的國家欺負使用漢字的國家，即西方國家欺負東方國家。列強企圖把自己的語言文字強加給被征服者，並對其施行「語言奴役」。時勢給人一種假象：要想擺脫列強奴役，必須加入拼音文字行列，成為拼音族中的一員（有人舉例說，日本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他們使用假名）。

    然而從事後看，西洋人把「語音中心主義」貫徹到神州大地的初衷最終還是未能完全如願。這一結果絕非偶然，是客觀規律發揮了威力。可以將這一規律描述為：就文字而論，如果藉助於武力等非常手段，強勢文字可以吞併弱勢文字；然而無論藉助於什麼，弱勢文字都不能吞併強勢文字。中國在經濟政治上是弱國，文字卻是強勢的。

    不管漢字革命派看法如何，這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文化是個包容極大的概念，可以細分為科學文化、形而上學文化、非文字文化、文字文化等。這些文化中，文字文化的獨立性最強，最可能從軍事、政治範疇中逃逸出來，展現其獨立形態。

    漢字即如此，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已經大多被「西化」了，然而無人能徹底「化」漢字。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依恃他族語言文字而興盛發達。所有的語言文字置換都是殖民者強迫的結果（在非洲與拉丁美洲很多見），只有中國出現了自己願意取締自己的文字的咄咄怪事，對這種至恥之事實在難於發言，然而又不能迴避，因為「取消漢字運動」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人本鄉人，豈無鄉思？華人鄉思蘊藏於詩詞歌賦之中，「床前明月光」與「明月幾時有」永遠屬於華夏鄉人。「白雲在天，長離別矣」（王褒語）！只好「際以哀典，捧淚一掬」（黃興語）了。

    隨着現代化過程的深入，人們越來越感受到：最富價值的已經不是現代化之所賜，而是現代化之所失，「所失」價值比「所賜」價值更大。世界各族，無不珍視傳統，無不對國粹握之不置，怕如趙璧。只有中國人風來俗易，令往民隨，敢於在一夜之間毀千年文物。傳統漢字文化似奇花異草，天下獨絕，思之而形消，念之而人瘦。

    如今漢字雖在，許多漢字文化卻被剿殺，含冤而沒，如果它有墳墓，我當虔誠跪拜，拱木當收忠魂。涕之無從，言不寫意，以此為慰！自文字而觀之字繁文簡，自文章而觀之文字繁文章簡，此漢字之大觀也。字生於文，文生於萬象，萬象生於太極。漢字納太極之養而續命，故巧構妙契，天人合齒，入於纖微而充於廣大。傳千年者，非因此耶？今人好事，以為事事高明於古人，恨漢字而瘦其身，不知漢字與太極連類。標高而削其形，海大而小其圍，造人似鬼，使人見而驚走。主簡化者想像新詭，掛漏卻多，以為符號者簡簡益善，實考之未賅，察之未審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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