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榜題名
王傑自幼聰明好學,儘管家境貧寒,但他憑藉自己的努力和才華逐漸嶄露頭角。青年時期,他曾在江蘇巡撫陳宏謀的幕府中擔任幕僚,並受到了陳宏謀的賞識。陳宏謀慧眼識珠,發現王傑不僅才思敏捷,而且為人正直,因此對他寄予厚望。在陳宏謀的支持下,王傑得以專心致志地備考科舉。
王傑的努力終於在會試中得到了回報。他以陝西會考第一(解元)的身份參加京城的會試,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以探花第三名的身份進入殿試階段。殿試是科舉考試的最後一環,也是最為關鍵的一環,由皇帝親自監考。當時的乾隆帝正致力於選拔北方的人才,以平衡南方士人的優勢地位。在閱卷過程中,乾隆帝發現了王傑的試卷,不僅內容豐富、見解獨到,而且書法工整清秀,令人賞心悅目。乾隆帝對王傑的才華頗為欣賞,於是將其提拔為狀元。
王傑成為狀元的消息傳遍全國,然而,也引起了一些爭議。特別是來自山東的一些學士,他們認為選拔過程不夠公平,因為山東歷來是文化繁榮之地,素有「文章出齊魯」之說。為了考驗王傑的真實水平,他們出了一副對聯來挑戰他。上聯是:「孔子聖,孟子賢,自古文章出齊魯。」這句話意在強調山東的文化底蘊深厚,人才輩出。
面對這一挑戰,王傑從容應對,隨即對答:「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統在西秦。」此聯巧妙地回應了山東學士的質疑,指出雖然山東歷史悠久,但如今的文化傳承和發展同樣可以在陝西找到。王傑的回答既展現了他深厚的文學功底,又不失謙遜與自信,贏得了山東學士的尊重與讚賞。
王傑中狀元後,被安排在南書房當值,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位,通常只有最優秀的學者才能獲得。在南書房任職期間,王傑繼續展現出卓越的能力,深受乾隆帝的信任。隨着他在朝堂上的表現越來越出色,王傑經歷了多次升遷,最終官至內閣學士,成為清朝的重要官員之一。
二、剛正不阿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傑被任命為刑部侍郎,隨後轉調吏部,並很快被擢升為右都御史。這一連串的升遷顯示了他在朝中的威望日益增長。然而,真正讓王傑聲名鵲起的是他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出任軍機大臣 和 上 書房總師傅的經歷。這一年,他不僅負責處理軍機處的重要政務,還肩負起了教育皇儲顒琰(即後來的嘉慶帝)的重任。
在擔任上書房總師傅期間,王傑嚴格要求顒琰的學習,時常對其進行嚴厲的教育。他深知皇子未來的責任重大,因此不惜採取嚴格的教育手段,包括罰跪罰站等措施,以期培養出一位能夠勝任未來帝王職責的人物。有一次,乾隆皇帝無意中看到顒琰被罰跪的情形,感到有些心疼,便上前制止,命令顒琰站起來,並對王傑說道:「你教了之後是天子,他不讓你教也是要當天子的,這難道不是君臣之道嗎!」
面對乾隆皇帝的詢問,王傑並沒有退縮,而是坦然回答:「教育了之後,便是堯舜一樣的君主;而不教育便會變成桀紂一樣的昏君,這是為師之道!」王傑的回答直接而有力,既表達了對教育皇子重要性的深刻認識,也體現了他作為教師的責任感。他堅信,只有嚴格要求,才能確保未來的皇帝具備良好的品德和治國能力。
這一事件雖然沒有詳細記載於正史之中,但它廣泛流傳於民間,並被人們津津樂道。它不僅展示了王傑的耿直性格,也反映了他對國家未來的深切關懷。王傑的回答彰顯了他的剛正不阿和對教育的執着信念,贏得了人們的敬仰。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王傑再次獲得了重要職務,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並掌管禮部。在這一年,台灣和廓爾喀先後被平定,作為國家重臣,王傑也因此受到表彰,兩次被繪製肖像懸掛在紫光閣中,並被加封為太子太保。
三、對抗和珅
王傑在清朝朝廷中身居要職,以其清正廉潔、敢於直言的品格着稱。在與和珅的鬥爭中,他更是展現出了剛正不阿的一面。和珅作為乾隆時期的權臣,以其貪婪和擅權聞名,而王傑則成為了反對和珅勢力的重要力量之一。
有一次,和珅拿出一幅水墨畫請王傑一同欣賞。王傑敏銳地察覺到和珅的意圖,並用雙關語諷刺道:「貪圖財利的風氣,居然到了這個地步!」這句話表面上是在評價畫作,實際上卻是在暗諷和珅貪得無厭。和珅聽到此言,雖然心中不滿,但礙於場合,只好默然離去。
另一次,和珅試圖通過親近的方式來拉攏王傑,但在議政後拉着王傑的手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王傑則機智地回應:「這手只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什麼好處?」這一回答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也再次暗示了自己與和珅截然不同的品性。
和珅在忍受王傑的嘲弄和批駁之餘,也在尋找機會報復。他曾聽說王傑在家鄉建有「三王府」和「四王府」,立刻將此事上報乾隆帝,指控王傑徇私舞弊、貪贓枉法。乾隆帝對此事半信半疑,於是秘密派遣親信前往陝西韓城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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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人員來到王傑的家鄉後,卻發現王傑的住所竟然非常簡陋,「湫 隘 如寒士」。經過詢問,得知所謂的「三王府」和「四王府」其實是當地人根據王傑的姓氏及排行所開的玩笑。當調查結果匯報給乾隆帝後,乾隆帝不禁笑了起來,並特詔王傑和和珅入宮。乾隆帝對王傑說:「你作為宰相,家宅太過簡陋了。」隨後,乾隆帝下令賞銀三千兩給王傑,讓他修繕住宅。然而,王傑卻謝絕了皇上的美意。
嘉慶帝即位後,對和珅的腐敗行為進行了徹底的清算。王傑積極參與了和珅案件的審理,幫助查明了和珅貪污納賄的各種罪狀。最終,嘉慶帝宣佈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狀,並責令和珅自殺,同時抄沒其全部家產。據記載,和珅家產折銀竟高達八億餘兩,相當於朝廷十多年稅收的總和。這一事件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民間甚至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說法,形象地描述了和珅倒台後的影響。
四、剿撫並用
在嘉慶年間,清朝面臨着內憂外患的複雜局勢,其中尤以川陝豫楚地區的白蓮教起義最為棘手。這場起義,根源於土地兼併嚴重、民生凋敝以及地方官府的橫徵暴斂,百姓被逼無奈,揭竿而起。面對這一嚴峻挑戰,儘管清軍全力圍剿,但起義之火卻難以迅速撲滅。
此時,已因病免官的王傑,雖身處江湖之遠,卻心系廟堂之高。他深刻洞察到起義背後的社會根源,遂上書嘉慶帝,力陳懷柔之策的重要性,主張對歸順的起義群眾給予優待,以分化瓦解起義力量。同時,他提出通過募兵方式,將鄉勇與部分起義人員改編為正規軍,既增強了朝廷的軍事力量,又減少了敵對勢力,體現了其「剿撫並用」的深邃戰略眼光。
嘉慶帝對王傑的建議頗為重視,儘管王傑年事已高,多次請辭,但嘉慶帝仍極力挽留,並特許其拄杖上朝,以示尊榮。王傑離職前,仍不忘國家大計,上書直指政治腐敗之弊,建議通過整頓吏治來堵塞財政漏洞,展現了他憂國憂民的情懷。
最終,王傑於嘉慶九年,在八十大壽後不久,病逝於京城。嘉慶帝深感痛惜,親賜祭文,贈銀治喪,並追贈太子太師之銜,諡號「文端」,入祀賢良祠,以表彰其一生忠貞不渝、清廉正直的品德。賢良祠中的對聯,更是精準概括了王傑的一生:「文見長,清風兩袖,不畏權貴;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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