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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北洋政府頒發《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廢除了歷代以來的9品18級文官制度,但依然保留了文官等級品位分類制。該法將行政官員分為了特任官、簡任官、薦任官和委任官4級,除了委任官由主管長官直接任命外,其他三類都必須經過大總統任命。
1914年12月15日,北洋政府又公佈《文官任職令》,將所有文官(包括司法官)一起列入4級序列,算是徹底廢除了歷代官吏之間涇渭分明的局面。
雖說袁世凱對於官制的修改,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其大總統的職權,但是在客觀上卻也廢除了歷代封建官制遺留下來的惡政。
比如,滿清時期在地方上的衙前小吏,這些人正經登錄胥吏名錄的其實不多,大多數是無有俸祿的白手,但是他們在鄉民面前卻代表着官府,因此常常依仗着胥吏的身份敲詐百姓。
光緒朝的游百川就說過:或貼寫或掛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不下四五百人。因此郭嵩燾曾說過:本朝實與胥吏共天下耳。
其次則是幕賓,也就是俗稱的師爺,清代凡官員必有幕賓替其掌OTg2NTc=管錢糧、刑名和公文諸事,沒有幕賓的官員,在官場上是沒法幹下去的。
因此,滿清時雖然號稱911名國人養一名官吏,但實際上是遠遠超過的。袁世凱頒發官制廢除了這些惡政,也算是表面上極大的減輕了民眾的負擔。
比如民國建立之後,縣衙六班公房改為縣公署二科、三科或四科,二科者:總務、財政;三科者:總務、內務、財政;四科者:總務、教育、財政、實業。縣公署內再無白手和幕賓,皆為國家財政給養之官員或公職人員。
無錫縣,公職人員不到300人,整個縣的人口超過90萬人,相當於一名公職人員管理着3200餘人;河北鹽山縣公職人員38人,全縣人口14.8萬,相當於1名公職人員管理着近3900人…
通過以上這些縣的數據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民國建立之後,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權威受到了嚴重的削弱。除了靠近通衢大道的大城市外,較為偏僻的地區,縣公署只能依賴於地方鄉紳對地方進行治理,若是當地鄉紳勢力較為強勢,則縣公署幾乎無公可辦。
我們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地推動的土地改革運動,除了在經濟上打擊了地方豪紳大戶之外,也取得了對於地方勢力在政治上的打擊。但是,在對地方豪紳大戶的打擊之後,鄉村也出現了權力的真空,如果我們不能儘快的填補這一權力缺失,那麼不是被地方政府竊取了我們的果實,就是有新的地方勢力的崛起。
有鑑於此,我們經過了充分的調查和考量,認為應當在縣一級建立革命委員會監督地方政府施政,並直接對鄉村進行控制。對於鄉村的控制,實質上就是建立新組織以取代過去地方豪紳大戶在鄉村扮演的角色。
那麼這些地方豪紳大戶過去在鄉村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類:協助政府徵收賦稅,調解村民之間的糾紛,對於地方公共事業的領頭髮起作用,代表政府向村民宣告政府頒發的法令政策和組織勞役、兵役等。
因此我們認為,在最基層的鄉村應當建立以集體合作社為核心的行政村區域,然後在行政村和縣一級革命委員會之間建立溝通上下的行政機關,比如鄉、鎮機關。
這些鄉鎮機關應當設立:生產合作、文教衛生、治安保衛、人民武裝、民政、財糧、司法調解等工作委員會,考慮到財政上的壓力,工作委員會最好不要超過7個,個別中小地區的鄉鎮可以採取兼職方式壓縮部門。按照現在關外每名公職人員對應600名群眾的比例,我們應當分階段的增設編制,使關內的公職人員及群眾比例接近這個比例。
另外,行政村的幹部建議以不脫產為好,江浙湖漢北鄉鎮幹部則視情況而定…」
聽完了計劃委員會委員楊銓的匯報後,吳川並沒有立刻發表什麼意見,而是轉頭向坐在另一邊的梁廷棟問道:「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梁廷棟思考了一下之後說道:「就行政編制方面我沒什麼意見,但是對於幹部的培養上我覺得,現在的方式存在着不小的毛病。我們現在過於注重對青年學生和軍隊幹部的培養了,對於工人幹部的培養完全不夠,這恐怕很難體現無產階級的先進性。
而城市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幹部對於農民和工人出身的黨員幹部頗有居高臨下的作風,認為這些黨員幹部缺乏知識和文化素養,完全不能勝任專業的工作,讓他們負責一項事業,就是外行領導內行,錯漏不斷。而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則認為,這些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幹部完全是官老爺的作風,是在搞知識分子的小圈子。
我認為雙方的分歧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恐怕會造成黨的內部分裂。就比如說這次華北地區的土地改革,我們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同時也爆出了不少問題。
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幹部在土地改革運動當中顯得過於理想化和天真化,因此常常出現了被地主豪紳蒙蔽的現象;工農出身的幹部雖然對土地改革運動充滿了熱情,但是基於樸素的階級情感,又往往會不自覺的擴大打擊目標,從而偏離了中央所制定的土地改革總路線。
而土地改革還只是階段性的任務,我對於新的行政體系建立後,這一體系下是否能夠真正的彌合內部黨員幹部的分歧,和確保我們的幹部是否能夠完成中央所要求的工作,我感到有所焦慮。」
吳川只是注視了一會梁廷棟,又看向楊銓問道:「杏佛,你怎麼看廷棟同志所擔憂的事?」
雖然在1910年就加入同盟會,也在東北獨立後第一時間加入了革命委員會,不過楊銓對於社會主義並沒有過多的了解,在美國留學期間他倒是對於美國政府的行政系統頗感興趣,花費了不少精力進行過研究。
因此對於吳川的提問,他第一反應並沒有往政治上進行考慮,而是直接從行政組織上進行了思考,因此他不假思索的就回道:「外行領導內行,這在國外本就是一個普遍現象,比如美國的各行政部門幾乎都是外行領導的,上一屆的海軍部長被任命前不過是一個記者而已。
更何況,我國的共和體制也好,革命委員會體制也好,過去從來沒有在中國出現過,對於所有人來說這些體制都是新事物。哪怕有些人在國外研究過共和體制,他們也不過是盲人摸象,未必就真的對共和體制有多麼深刻的了解。
因此,我認為外行領導內行這是一種極為正常的現象,我們應當考慮的不是消滅這種現象,而是如何規範外行領導內行的行為,使之不脫離組織的施政目標。
關於這一點,我認為完全可以仿照美國政府的行政體系,對於組織的領導方式建立起一套行動規範。比如,我認為:第一部門領導不能越過下級發號施令,對於一個不了解部門業務的外行來說,這是製造一系列問題的開端;第二部門領導應當承擔起和其權力相對應的責任,不能把自身的責任推給下級;第三…」
「第三是什麼?」聽到楊銓突然停頓了下來,吳川下意識的追問了一聲。到底還是年輕氣盛,楊銓終於還是沒有管住自己的嘴說道:「個人不能凌駕於組織之上,我以為這是組織能夠正常運轉的前提。」
一旁的梁廷棟瞄了一眼楊銓,但並沒有說話。吳川只是沉默了數秒便點了點頭說道:「杏佛說的這三條組織原則,我看確實可行。我的建議是這樣,第一黨校內要增加行政管理的相關課程,這一課程的教科書,杏佛你可以組織人編寫一本,到時交給我審核;
第二黨內現在存在的這種分歧,我看還是處於人民內部的矛盾,解決這樣的矛盾要依賴於政治教育和風氣整頓,廷棟,你和周澤春委員碰一碰,要求各黨支部開展一場批評和自我批評運動,先進的同志要幫助落後的同志解決思想問題。同志們的幫助還解決不了的,組織再考慮出面挽救,組織也挽救不了的,那麼就只有勸退。」
梁廷棟和楊銓都是心頭一驚,梁廷棟雖然是最先提出幹部問題的人,但是對於吳川的果斷作風也還是有些打鼓的,雖然他提出問題的意圖就是希望能夠讓吳川拿個主意。
就在吳川辦公室內的談話告一段落的時候,張雲榮敲門進來向吳川報告道:「馬上就五點半了,您和周樹人先生約定的晚宴時間快到了,要現在準備車子嗎?」
吳川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鍾,便向着兩人說道:「你們晚上要是沒事,不如和我一起去吃飯。」
對於吳川的邀約,梁廷棟想了想才回道:「太炎先生在不在?他在我就不去了,他現在一見到我就想讓我給他撥款修文學院的教學樓,我真吃不消他。」
吳川只能搖着頭對楊銓問道:「那麼你呢?」
楊銓也趕緊搖着頭說道:「我得儘快回去把今天的討論結果整理出來,然後編制正式報告提交中央委員會審核。」
吳川於是便放了兩人離去,自己帶着張雲榮去厚德福飯店了。周樹人來東北已經有10多天了,從瀋陽開始他就一站接一站的對東北城鄉各中小學校進行了考察,雖然只是走馬觀花,但是他也看出了不少東西。
抵達長春後,他除了拜會自己的老師章太炎之外,便是拜會了共和黨及革命委員會的領袖吳川,應該來說同吳川的見面他還是感到比較舒心的。
雖然吳川沒有立刻答應他提出的教育發展計劃,因為東北的財政年度是從今年三月到來年三月,和北京的從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不同,革命委員會今年的預算早就已經計劃好了,沒辦法再進行大的調整了。周樹人能夠看得出吳川並不是在搪塞自己,因為這一路的中小學校基本能夠確定共和黨在教育上的投入確實比北洋政府肯花錢。
對於看的入眼的人,周樹人還是肯放下身段應酬一二的,因此這一晚上的聚餐也算是賓主盡歡了。吳川難得放鬆一晚,沒有再考慮什麼政務,當然在周樹人和章太炎談起魏碑和古籍時,他也只能乖乖的坐在一旁傾聽了。
第二天一早,他略略起晚了一些,這個時候宋雲桐已經上門了。吳川稍稍洗漱了一下,就在餐廳里和宋雲桐碰了面,他一邊喝着玉米粥,一邊問道:「今天怎麼這麼早過來?」
剛剛喝了一碗粥的宋雲桐舒服的曬着早上不甚熱烈的陽光,向着吳川說道:「我一會要去瀋陽,檢查一下遼寧的財政和稅收工作,所以想着先把工資調整計劃報給你。」
吳川一邊取過炸的酥脆的油條,一邊說道:「那你先簡單的講一講吧,一會我慢慢看就是了。」
宋雲桐於是從皮包中取出了文件,翻開後念道:「今次的工資修改,主要是針對軍隊和政府部門,也考慮到了全國統一後的問題。總的來說就是工資體系更改為行政24級,24級為最低,參照對象是政府部門的初級辦事員和軍隊中的準尉,月薪為28元…最高一級,參照對象是總統和軍事委員會主席,月薪566元。
工齡工資和軍中對應級別的供給制依舊保存,總的來說軍官的工資增長幅度不大,不過政府部門的工資有較大的增長。不過通過對批發價格和工人工資增長的情況加以對照,財政委員會認為這樣的調整應當是可以接受的,而從我們的財政狀況來看,也是負擔的起的。」
吳川歪着頭心算了一下,才說道:「我記得沒有調整之前,最低一級和最高一級的工資好像沒超過10倍,這調整之後已經超過20倍了?」
宋雲桐只能苦笑着說道:「可是和北洋的官俸差別相比,我們已經進行了相當的壓縮。袁世凱給自己定的年俸是36萬,此外一年還有公費150萬元,交際費54萬元;給副總統定的是年俸12萬元,一年交際費24萬元;國務總理月俸1500元,各部總長月俸1000元;簡任官12級,從600元到50元;縣內的辦事員是8-10元。
就算主席您克勤克儉,但是也應當照顧一下這些舊體制的官員啊,因為我們現在還用的上他們。現在這個工資表,已經是儘量的增加底層公職人員和削減縣知事以上人員的工資數額了。」
吳川沉默了下去,很快就問道:「那麼財政委員會把我定了幾級?」
宋雲桐剛想說一,但到了嘴邊卻說道:「定了2級。」
吳川搖了搖頭說道:「2級也高了,定3級吧。說實話,在這個位置上我要這麼多工資幹嘛,想花錢都沒機會。」
宋雲桐有些愕然,雖然知道吳川說的是事實,但他還是勸說道:「袁世凱宣佈節儉,也不過是把月俸按照八成實發,公費降到月支4萬,您如何連個2級都不能拿?」
吳川不以為然的說道:「我可不是袁世凱,我也不願意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