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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日本國內爆發的「米騷動」運動遍及日本列島,日本這屆內閣也失去了和共和黨就遠東干涉軍組建及日本在華特殊地位的爭執欲望,而中國軍隊僅僅用了不到兩周時間就控制了西伯利亞鐵路大部分路線,迫使沿線的捷克軍人和俄國地方勢力被迫接受了中國軍隊所建立起的新秩序,從而讓英法感受到了危機。
英國人是出於擔心美國政府藉助共和黨的軍事力量直接進入中亞,從而破壞了英國對於中亞地區的控制計劃。在俄羅斯帝國倒下和自由俄國的分崩離析後,俄國幾乎在所有的傳統勢力範圍內進行了後撤,對於英國來說接手俄國勢力衰退的地緣外圍區域,已經是一個不加掩飾的陽謀了。
而對於法國人來說,隨着德軍在西線從7月開始轉攻為守,美國參戰部隊不斷在法國的大西洋港口登陸,法國上下已經對這場戰爭的勝利不再有什麼懷疑了。法國的政治精英們開始為戰後的歐洲進行佈局了,徹底的削弱德國使之不能復興,並重新建立起一個和法國結盟的俄國,這就是法國人為戰後設定的目標。
英法雖然還視彼此為盟友,但是雙方對於戰後歐洲的規劃卻並不一致,但是有一點雙方的看法卻是一致的,那就是限制美國在歐洲事務上的影響力。雖然威爾遜總統認為,戰後的世界應當變的更加自由一些,各國不應當對他國的資本設限,但是英法卻並不這麼看,他們不覺得自己犧牲了數十上百萬人民,僅僅是為了讓美國資本來統治這個世界。
美國人在比利時打着賑濟飢餓的比利時人民的口號,不停的向歐洲人民宣揚着美國的價值觀,試圖證明這場戰爭是起源於歐洲的帝國主義對於世界的壟斷,是法蘭西民族、德意志民族、英吉利民族對於其他弱小民族的不公對待,只有在戰後建立一個民族平等的新歐洲,才能遏制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
這種反帝國主義的民族平等觀念,哪怕只是在白種人內部的民族OTg2NTc=平等,也極大的動搖了英法賴以統治世界的種族觀念。英國和法國殖民者過去一直宣稱,他們之所以能夠統治地球上如此廣闊的土地和各種各樣的民族,完全是基於英吉利和法蘭西民族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世界各地的低劣民族才能夠享受到文明之光。
在這樣的種族觀念下,美國是不能稱之為一個獨立民族的,自然也就不可能領導世界。即便美國幫助協約國打贏了這場戰爭,依然改變不了美國只是一個比有色人種稍稍出色一些的「雜種」國家,美國的科技和工業完全是來自於歐洲文明的饋贈,美國只是歐洲文明衍生出去的邊緣之火罷了。
因此,英法都不能忍受美國試圖干涉歐洲戰後事務的計劃,並成為歐洲領導者的角色。在這之中,美國通過遠東中國這個立足點,向俄國進行勢力擴張的行動是最令英法感到緊張的。畢竟在西歐地區,英法還能夠對美國的行動加以控制的,但是在遠東現在的英法則真的力不從心了。
印度農民的起義已經極大的拖累了英國在中亞及外高加索地區的行動,而中日之間爆發的衝突,又再一次將英國在遠東的迴旋餘地進行了縮小。就連英國在華最為長久的公使朱爾典都向倫敦哀嘆道:「不管是日本還是中國,其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增長都大大的超過了戰前的實力,而相對於戰爭爆發以來帝國在亞洲地區的力量收縮,兩國的外交政策正在遠離帝國在亞洲制定的國際秩序。」
英國已經無法坐視中國繼續向美國靠攏的外交道路了,特別是在傳出了美國試圖和中國一起修建連接滿洲-蒙古-新疆-中亞-外裏海的歐亞鐵路橋的消息後,英國和法國的在華外交官就更加焦慮了,他們一點也不樂見這條鐵路的完成。
而想要阻止中美在這條鐵路上的合作,首先就是要讓遠東的局勢先恢復到各國協調合作的狀態。共和黨現在藉口和日本的衝突無限期的推遲了遠東干涉軍的成立,卻又打着解救捷克人的名義快速的控制了西伯利亞鐵路沿線,這擺明了就是想要排斥其他國家進入這一地區,將之變為共和黨和美國的勢力範圍麼。
英國人是最為反對共和黨現在的舉動的,因為英國在新疆和西伯利亞地區都有着大量的利益所在。英國在新疆的利益,主要還是為了防備俄國人從新疆地區進入西藏和阿富汗地區,從而對印度造成威脅。而在西伯利亞地區,則是存在着大量的經濟利益了,因為從戰前到戰爭爆發的初期,英國資本家就獲得了對西伯利亞地區的礦產資源進行投資的機會,這一地區的外國資本占第一位的正是英國資本。
但是現在,共和黨和美國人一邊圖謀修建從蒙古進入新疆的鐵路,這必然會破壞英國控制新疆的圖謀,從印度走傳統商道進入南疆,並不比中國通過河西走廊進入新疆輕鬆多少,雖然路途上要近的多,但是每年能夠通行的時節也就是夏季短短的三四個月。
因此英國人一直反對中國修建從內地到新疆的鐵路,甚至還逼迫清政府接受了這一條。但是在現在的這個局勢下,英國人卻不敢向共和党進行強硬的抗議,因為朱爾典生怕這會讓共和党進一步靠攏美國人,從而把英國勢力從新疆地區完全的排斥出去。
作為一名帝國主義的外交官,朱爾典很清楚,抗議是取代不了軍事力量的威懾的。如果他只能對共和黨不斷的重複口頭上的抗議,卻毫無實質性行動的話,只會激發共和黨更大的野心,到時連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都要遭到挑釁了。
因此他只能選擇儘快的建立起一個能夠約江浙湖漢北束住共和黨行動的亞洲國際新秩序,在這個新秩序的框架內同美國、日本、法國達成一致意向,從而控制住共和黨在這一地區的獨走。
相比起英國外交官在對華事務上的焦慮,北京政府對於亞洲事務的一片茫然,東北的共和黨卻依然保持着從容不迫的施政,並沒有對外部的這些風風雨雨感到什麼困擾。
7月在長春結束的首屆東亞運動會,不僅給共和黨帶來了巨大的聲望,還極大的促進了長春城市的建設發展,按照宋雲桐對於這屆運動會的經濟評價,「長春市為召開運動會投入的市政建設,至少在這場運動會中收回了一半的投資,這還不包括運動會附帶的社會效益。」
確實,在這場運動會之前,長春這座城市並不怎麼出名。但是現在,不僅有人開始慕名前來遊玩,還引來了許多投資,長春城市建設債務的壓力,在這場運動會之後陡然減少了許多。
對於現在的共和黨中央委員們來說,對於北京新政府的不滿、同日本的衝突、對俄國革命前景的擔憂,現在都讓位給了革命委員會的內政改革。
雖然共和黨沒有選擇在袁世凱之後入主北京,但是共和黨的力量卻並沒有因此停留在關外,而是隨着災害治理、土地改革和工業建設進入到了華北乃至西北地區。
比如帶着不安心情進入陝西的張紹曾,按照他在滿清時代對官場留下的印象,在朝廷力所不及的邊疆區域,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員基本很難獲得地方勢力的認同,政令不出官署基本就是正常操作了,那些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能夠在表面上維持對中央的服從就已經算得上是溫良了。
只是當他在8月3日在西安火車站下車的時候,卻感受到了三秦父老的熱情迎接,絲毫沒把他當成是外人。在火車站迎接他的李儀祉解開了他的疑惑,「洛陽到西安的鐵路修通之後,西安運輸棉花到南通的運費就從每擔10元降低到了每擔1.04元。
去年棉價甚高,今年省內大量耕地改種棉花,眼看着新花長勢良好,供銷社和外地棉商紛紛入陝收購,一擔皮棉已經從去年的24元漲到了25、6元,陝西父老怎麼能夠不歡迎共和黨呢?
再加上,大家都聽說了,共和黨不僅要修通西安到蘭州的鐵路,還要修建西安經漢中到成都,西安到榆林、山西的鐵路,和投資興建關中水利。大家現在都把張委員你當成了陝人的再生父母,哪裏還有人敢站出來反對你呢?」
張紹曾於是給長春發電報說,「陝人並不難治,只要我們多修路,多修水利即可。而只要農業有利可圖,則關中的鴉片種植也可儘快剷除了。」
關中八百里秦川,地勢平坦,土壤肥沃,不僅適合於農業,同樣也適合於鴉片種植。陝西的鴉片種植從晚清開始就相當的猖獗,幾乎沒有一個縣不種的,晚清時陝西一省的鴉片產量就佔到了全國的六分之一,當地有「十個陝西人,十一個大煙鬼」的諺語。
鎮嵩軍在河南靠鴉片種植養活軍隊,陳樹藩等陝西軍閥同樣是不甘落後的。陸建章能夠在短短几年內在陝西搜刮到上千萬元家私,大多是靠着從鴉片種植及販賣中抽稅得來的。對於共和黨來說,消滅鴉片經濟不僅僅在於改善地方上的農業經濟,同樣也有切斷軍閥財源的意圖。
因此吳川和張紹曾就陝西事務交換意見時,就着重強調了對於陝西鴉片經濟的打擊,要從地方軍閥手中奪取對於鄉村的控制權,就不能讓陝西繼續成為鴉片王國。
於是同時,共和黨對於革命委員會在地方上的行政單位也開始了調整。隨着共和黨勢力向華北地區的拓展,原先在關外的行政管理方式就有些不大適合了。
在關外,共和黨是先通過建立國營農場和大工業來控制鄉村和城市經濟,從而再控制地方上的行政管理,革命委員會雖然吸納了不少民主人士,但是因為共和黨控制的公有及集體經濟成分完全壓倒了私有經濟,因此革命委員會中完全是共和黨佔據了絕對的話語權。
因為分散的私有經濟根本沒有能力阻止共和黨集中公有及集體經濟的資源投入到既定目標上,失去了經濟上牽制共和黨的能力,軍事上又被共和黨完全壟斷,那麼在政治上他們就只能從屬於共和黨了。
但是關外的模式卻不能簡單的在關內地區進行複製,就如同宋雲桐所說的:「河北地區一般要5畝地才能養活一個人,但是河北的人均耕地也就4畝。山東、河南地區大概4畝地可以養活一個人,但是這兩省的人均耕地都在3畝上下。
因此我們不管如何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都沒有辦法在關內建立起以國營農場為主體的農業。而關外的集體合作社即便建成了也遠遠不及關外的集體合作社,因為關外的集體合作社人均土地至少是關內集體合作社的5倍以上。也就是說,關內的集體合作社在短期內不會提供過多的富餘農產品給我們,因為他們會把大部分農產品用於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這樣的情況下,關內鄉村的富農才是最有可能在短期內增加提供農產品的人群,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過大的擴展在鄉村中的打擊對象。至少在關內的工業基礎完成以前,我們還需要鄉村提供更多的糧食和經濟作物以供應市場,否則我們就不得不從關外調撥糧食入關了。
根據東北這些年的發展經驗,華北的工業化一旦進入提速階段,東北的糧食產能未必能夠滿足快速擴大的城市人口需求。特別是在當前這樣的局勢下,糧食儲備對於我們來說至關重要。」
宋雲桐的主張還是獲得了不少黨內同志的支持的,特別是他們也擔心被蘇俄拖入到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去。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之勢,令不少黨內同志感受到了戰爭迫近的威脅。雖然梁廷棟、李大釗等人並不認同宋雲桐對於鄉村改造的妥協立場,但是面對蘇俄政權岌岌可危,日本又協同英法試圖出兵西伯利亞的勢態,他們也只能認同了對於關內革命委員會各級編制的改革。
到了八月中旬,共和黨的外部環境終於有所改善的時候,對於革命委員會體制的改革方案也形成了一個初步的草案。雖然是宋雲桐提出的主張,但是草案的擬定卻主要是梁廷棟和計劃委員會負責。這一草案的重點,其實是對於縣以下行政單位的調整和建設。
革命委員會在關外依賴於大工業和國營農場,能夠快速的對地方行政事務進行管理,是依賴於黨在大工業和國營農場內的健全組織。但是在關內就行不大通了,因為關內的大工業還沒有建立起來,而國營農場又缺乏條件,至於各類集體合作社,在形式上又過於分散了,很難進行有效的管理。
對於這一點,梁廷棟和李大釗也是深有感觸的,他們認為,「雖然關外地廣人稀,看起來要比關內的行政管理更為麻煩。但是關外的鐵路網、公路網、郵政系統、通訊廣播系統極大的改善了管理環境,使得關內需要三五個人數日才能完成的對鄉村的宣傳通訊工作,在關外只需要一個播音員廣播上十多分鐘就完成了,效果還要更好一些。
為了能夠提高關內革命委員會的行政效率,讓黨的政策和指令更快速、更有效的深入到基層去,梁廷棟和計劃委的同志也是花費了極大的精力,先是收集關內各省各縣的資料,然後再根據國外及地方上的經驗,完成了這一版的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