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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和平談判於俄歷1917年12月9日開始,蘇俄代表團首先提出以沒有兼併沒有賠款的民主和約的原則為談判基礎,德方(以德國為主的同盟國)公開地聲明同意,但以協約國也承認這些原則為先決條件。
於是在12月15日,蘇俄代表團團長越飛宣佈暫停談判,等待最高蘇維埃就德方提出的談判先決條件進行裁決,以準備進入正式談判的階段。
不過就在這一天,頓河哥薩克領袖卡列金佔領了羅斯托夫。就在克雷連柯帶着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組成的革命武裝奪取了俄軍大本營時,大本營內的俄軍軍官盧科姆斯基、羅曼諾夫斯基等人和之前因為叛亂而被關押在大本營內的科爾尼洛夫、鄧尼金等人,在逃離了大本營後都南下投奔了頓河軍政府。
隨着布爾什維克控制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中部各大城市之後,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科夫,社會革命黨骨幹薩文科夫,貴族特魯別茨柯伊大公等人也跑來了頓河。
這些舊貴族、舊軍官、臨時政府的高官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分子的到來,雖然極大的增強了頓河軍政府的力量,但是他們之間所存在的矛盾,也使得頓河軍政府內部形成了多個派系。
不過,此時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憤恨壓倒了他們之間的矛盾,布爾OTg2NTc=什維克沒收土地和工廠的政令,使得俄國的資產階級和保守派勢力完全的結合了起來。
於是在打倒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口號聲中,舊貴族、舊軍官和資產階級分子達成了妥協。這些來自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權貴們,和頓河哥薩克領袖卡列金經過了一段艱難的談判之後雙方終於有了決定:由科爾尼洛夫負責軍事,阿列克謝耶夫負責民政和財政,卡列金負責哥薩克人事務,所有大事都需要經過三人討論決定。在米留科夫的幫助下,科爾尼洛夫在頓河地區頒佈了《科爾尼洛夫將軍政治綱要》。
只是,隨着土地法令在四處的傳播開來,頓河哥薩克中的貧苦農民也漸漸轉向了布爾什維克。而非哥薩克部隊的士兵們,更是拒絕接受卡列金的命令。12月8日,人民委員安東諾夫·奧弗申科率領紅軍開始向頓河地區進發,發動了頓巴斯攻勢,試圖消滅以卡列金為首的哥薩克叛亂分子。
卡列金命令自己手下的頓河哥薩克軍隊對紅軍發動進攻,但是遭到了哥薩克士兵的拒絕,於是他轉而尋求阿列克謝耶夫的幫助。阿列克謝耶夫、科爾尼洛夫所組建的南俄志願軍,此時已經有了500名軍官組成的主力核心,作戰素質遠高於組織能力低下的赤衛隊,雙方打了6天紅軍就停止了抵抗,並失去了頓河畔的羅斯托夫。
雖然羅斯托夫戰役幫助那些逃亡而來的俄軍軍官們樹立了威信,但是頓河哥薩克並不信任這些人。許多頓河哥薩克人認為,正是這些與中央對抗的軍官帶來了戰爭,破壞了頓河人的和平中立。而此次行軍過程中南俄志願軍和部分哥薩克對於沿途村莊的燒殺搶掠行為,也激起了許多哥薩克士兵的不滿。
而南俄志願軍這邊也是怨氣滿腹,他們認為自己保衛了頓河的獨立,換來的卻是哥薩克惡意的挑釁。科爾尼洛夫身邊的副官扎伊沃科甚至想推翻卡列金,讓科爾尼洛夫取而代之。但是他的行動被科爾尼洛夫及時制止了。
為了防止雙方的衝突加劇,科爾尼洛夫便帶着南俄志願軍遷移到了羅斯托夫,遠離了頓河軍政府的駐地新切爾卡斯克。頓河軍政府這邊稍微獲得了一些勝利,內部就開始分裂,這顯然不是什麼好兆頭。
羅斯托夫東南方的格魯吉亞,也就是所謂的外高加索地區,此時正處於孟什維克的控制之下。11月15日格魯吉亞第一屆民族代表大會召開。孟什維克諾亞·饒爾丹尼亞在會上作「當前局勢和格魯吉亞人民的政治狀況」的報告,確定了格魯吉亞人民的行動綱領。
這次大會選出了格魯吉亞民族會議,饒爾丹尼亞擔任會議主席,他同時也是民族會議的執行委員會主席。代替高加索特別委員會的一個外高加索人民委員會也建立了起來,由著名的孟什維克尼古拉·齊赫澤擔任委員會的立憲會議主席。
雖然名義上外高加索是一個地方自治政權,但是在事實上格魯吉亞已經被格魯吉亞民族會議所掌握。12月18日,外高加索人民委員會代表高加索戰線的俄國軍隊與奧斯曼帝國停火,簽訂了《埃爾津詹停戰協定》。至此,外高加索人民委員會被視為一個政治實體。
高加索戰線停戰後,這裏的俄軍開始大規江浙湖漢北模撤退,潰兵進入了格魯吉亞境內,進一步加劇了這個地區的動盪,而奧斯曼帝國第三集團軍趁勝追擊,將俄國勢力逐出了佔領區並暫時止步于于戰前兩國邊界線上。
這樣一來,南高加索地區就成為了一塊飛地,雖然巴庫蘇維埃還控制着這裏,但是阿塞拜疆民族主義政黨平等黨卻反對布爾什維克,希望由孟什維克來領導巴庫蘇維埃,也就是和格魯吉亞一樣從俄羅斯獨立出來。
平等黨之所以厭惡本地的布爾什維克,因為領導本地布爾什維克的領袖邵武勉反對民族自決,他曾經對列寧寫信說道:「民族自決絕無可能,有限的民族區域自治已經是極限了…」
邵武勉在民族政策上的堅持,使其受到了列寧的批評,也令阿塞拜疆民族主義者倒向了孟什維克和奧斯曼帝國,這也令巴庫蘇維埃處於了一個極為危險的境地。
於此同時,彼得格勒也存在着一股暗流。隨着俄軍大本營的被佔領,臨時政府的瓦解和同德國的和平談判的正式開始,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呼聲再次高昂了起來。
這些人向工人和士兵們呼籲,隨着臨時政府的瓦解,威脅革命的力量已經不復存在,俄國的政治應當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了,人民應當用投票選擇自己的代表治理國家,而不是讓布爾什維克用刺刀和子彈來統治這個國家。
支持召開立憲會議的政治呼聲不僅僅在布爾什維克黨外,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內也同樣有着對於立憲會議的迷戀者。眼下的布爾什維克黨內,以支持暴力革命和支持民主選舉為左右兩派的話,那麼左派只有列寧、托洛茨基和黨中央的大多數委員,右派則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梁贊諾夫、阿.瓦.盧那察爾斯基等少數中央委員和蘇維埃各個工作部門的領導人。
盧那察爾斯基曾經因為聽說革命士兵在彼得保羅要塞槍斃了士官生而大感驚恐,他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說道:「如果政府沒有力量從根本上制止自行其是的死刑判決,我就不能留在政府之中。對我來說,在這個時候離開政府,比和他一起毀滅更加可怕,但是為恐怖行為分擔責任我是不乾的…從事恐怖活動,不如投降。」
正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內存在着如此多的右傾主義者,使得臨時政府雖然在軍事和政治上遭到了失敗,但是從臨時政府退出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對布爾什維克發起了進攻,試圖想要阻止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冒險主義者繼續使用暴力革命破壞俄國體制的行為。
俄歷1917年12月28日,被布爾什維克改選下去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工人和士兵發出了呼籲書。
「工人和士兵同志們!我們向你們-珍視蘇維埃事業的人們-緊急呼籲!你們要知道,背叛的打擊正威脅着革命的國家、立憲會議和蘇維埃事業…
十月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於1918年1月8日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目的在於中斷立憲會議…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召開的,當時布爾什維克黨被其領導部門引向了冒險主義的方向,走上了並非是階級組織特有的從事陰謀活動的道路,在彼得格勒製造了政變並奪取了政權…
可以預料,奪取了政權的冒險主義團體的政策將遭到徹底的失敗。和平不可能通過與盟國決裂而與主要帝國主義強國集團勾結的途徑來實現。
…全部居民,首先是全體工人階級和軍隊,應該拿起武器,保衛以立憲會議為代表的人民政權…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出於對國家命運的擔憂,決定於1月8日在彼得格勒召開由所有蘇維埃、軍隊和海軍的委員會,以及團結在他們周圍,站在保衛立憲會議立場上的所有組織的黨團參加的非常會議。」
在這些左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勞動人民社會主義黨的鼓動下,加上被沒收了教產的東正教神職人員的帶領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開始出現了反布爾什維克的市民遊行。俄歷1918年1月5日,彼得格勒的街頭爆發了大遊行,遊行群眾和工人赤衛隊及革命士兵發生了衝突,引發了流血事件。
左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勞動人民社會主義黨馬上就行動了起來,就1月5日遊行引發的流血事件向工人和全體公民再次進行了呼籲。
「1月5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灑滿了工人的鮮血。人民委員會的武裝力量向舉行擁護立憲會議的和平遊行隊伍射擊…沙皇專制式的黑暗時代開始了…只有全民選舉的立憲會議才能勝任安排好俄羅斯土地的事情,才能恢復俄羅斯的統一、結束國內戰爭、簽訂和約、鞏固人民擁有土地和自由成果的權利…無論面臨什麼樣的威脅和暴力,都要力爭把全部政權轉交給全民立憲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