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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對於袁世凱政府的不負責任感到非常的憤怒,他對於親自上門前來傳達這一決定的外交總長孫寶琦說道:「貴國政府如此行事,我國將不得不採取斷然舉措,關於山東戰事問題將不再和貴國溝通,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後果將由貴國承擔。」
在日本公使的面前,孫寶琦這位前清的山東巡撫,現在的民國外交總長,宛如是一個做錯了事被老師責罰的小孩子,只是一味的唯唯諾諾,毫無半點反駁對方的意思。
日置益看着這樣的支那官員,心中也不由大為生厭,以近乎驅趕債務人的羞辱方式,結束了這場讓他充滿了不快的談話。送走了孫寶琦之後,日置益就開始思考如何應對當前出現的變化。
外務省於歐戰爆發之際將他派來中國,自然是因為他的對華強硬姿態還要過於小幡酉吉公使,加藤外相認為只有他才能更好的維護日本的在華利益。
不過此前都在南美地區擔任大使的日置益,此次來到中國之後就發現,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態度和他印象中出現了一些區別。日清戰爭之後,中國人對於戰勝了自己國家的日本不僅沒有任何怨恨,反而出現了一股學習日本的風氣,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是親近日本的。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也正是因此而萌發。
但是日俄戰爭之後,一部分中國人的態度就開始有所轉變了,他們雖然讚嘆着黃種人首次戰勝了白種人的勝利,但是在羨慕着日本極速開化的同時,也開始警惕日本對於中國領土、資源的野心。但是這個時候的中國人對於日本人還是畏懼的,認為自己是不能單獨抵抗日本入侵的,所以滿世界的去尋找能夠幫助自己的列強。
可是這一次他來到中國之後,日置益突然發覺除了北京政府的官員對日本的態度沒什麼變化之外,中下層的中國人對於日本人似乎已經失去了曾經的敬畏。
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人在中國的地位已經和歐洲人相去不遠,為了特意區分自己和中國人之間的差別,在華日本人都會顯得格外的蠻橫無禮,就連本國的外交官員都認為,中國民眾對於日本的好感度急劇下降,和這些在華日本人的行為,特別是那些在華日本浪人的犯罪活動是分不開的。
只是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官員認為,日本作為一個後起列強,在在華利益上的爭奪已經弱於歐美列強,而以中國人欺軟怕硬的懦弱本性,對待中國過於親善,只會讓中國人優先把利益交給更讓他們感到恐懼的白種人手中。此外中國人又無反抗日本之武力和智力,因此對於中國人的觀感不必過於憂慮。
但是現在的中國民眾,在日本人面前已經不是那麼的順從了。根據日置益的調查,這正是辛亥革命之後發生的變化。因為日本軍隊被革命委員會趕出了南滿,中國的普通民眾才開始覺得日本人和自己並沒有什麼差別。
雖然日置益知道,不管是陸軍省還是外務省,對於支那革命委員會的態度是蔑視的,認為這些支那人是依靠了白種人的支持才讓日本在南滿吃了個虧。陸軍反對任何關於南滿戰敗的說法,認為陸軍是為了國家忍辱負重,才不得不在南滿做出了退讓,陸軍是能夠戰鬥下去的,但是國家所面臨的財政困難和歐美列強的干涉,使得陸軍無法繼續戰鬥下去。
可不管陸軍在民眾之間如何往自己臉上貼金,不管陸軍省和外務省的官員如何在外宣揚,只要失去了歐美列強的支持,支那革命委員會就如何不堪我國之一擊。但是陸軍省和外務省在對待支那革命委員會的具體問題上,卻都顯得極為慎重。
比如陸軍口口聲聲要打過鴨綠江,結果不過是往鴨綠江對面放了一排槍,遭到了支那革命委員會的抗議之後,就偃旗息鼓了。按照陸軍的說法,北朝鮮地區的天氣不好,朝鮮駐屯軍無法在短時間內消滅北朝鮮的抵抗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越過鴨綠江就有可能重蹈1911年的覆轍,前線無法快速打開局面,而後方的後勤被朝鮮抵抗武裝切斷。
日置益聽後心裏倒是釋然了,陸軍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在南滿沒有失敗,但是看着他們總結這場戰爭經驗這樣具體,就知道陸軍上下其實還是承認了南滿敗績。
也正是因為如此,陸軍在跨不跨過鴨綠江的實際操作上會顯得這麼慎重,而海軍在封鎖了膠州灣之後,因為山東革命委員會的警告,也沒敢阻擾中國籍商船的進出。加藤外相則極力主張同北京政府交涉,反對和革命委員會進行任何接觸。
對此日置益倒是能夠理解的,雖然來北京的時間還不夠長,但是看一看報紙上的新聞就知道,革命委員會對於山東問題是沒有妥協的言論的。
革命委員會甚至公然聲稱,成為中立國並不代表要放下武器,只有武裝中立而沒有和平中立的道理。中國不願意參加這場帝國主義為了瓜分世界爆發的戰爭,也呼籲各國的普通民眾一起反對這場戰爭,但是中國也絕不接受有人打着戰爭的旗幟把戰爭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
這種煽動民眾反對戰爭的言論,在革命委員會控制的報刊上比比皆是,甚至引起了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外交官的不滿抗議,當然大家知道向革命委員會抗議是沒什麼作用的,因此壓力都指向了北京政府。
所以日置益以為,對革命委員會進行虛言恫嚇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反而會讓對方更加瞧不起日本帝國。想要讓革命委員會作出退讓,必須要在實力上壓倒對方。就在日置益思考着該怎麼聯合英國人一起向北京政府施壓,先獲得一個進入山東的名義時,公使館的秘書秋津匆匆的走進了他的辦公室。
拿着一份電報紙的秋津,臉色有些異樣的向日置益匯報道:「第二艦隊來電,今日早上我方空軍和支那空軍在青島上空發生空戰,我軍損失三架飛機,一架負傷逃回。加藤司令官要求閣下向支那政府交涉,要求支那政府嚴懲向我軍發起攻擊的支那飛行員,並將支那軍隊撤出青島。」
日置益有些難以置信的看着秋津說道:「海軍受到攻擊不立刻開炮還擊,反而要求我向支那政府提出抗議?加藤司令官是吃錯藥了嗎?」
加藤定吉當然沒有吃錯藥,站在座艦天橋上的海軍中將看着在空中巡視偵查己方艦隊的兩架支那飛機,他除了沉默之外沒有發出任何命令,當然他也沒有什麼命令可下達的,整個第二艦隊包括英國盟友的軍艦,都沒有安裝過任何防空武器,對於支那人的飛機他們什麼都做不了。
站在加藤身後的海軍官佐們雖然一個個臉色鐵青,但也都還保持着冷靜,因為支那飛機的完備性已經超出了他們對於飛機這件新事物的理解。
最先把飛機引入日本的正是海軍,幾位海軍軍官認為這種新的飛行器有可能在未來戰爭中發揮出重要的作用,因此試圖建立一個研究飛機的協會。但是海軍上層一開始並不支持,倒是陸軍聽說這件事後表示願意提供經費,於是在陸軍的支持下成立了研究飛機的臨時軍用氣球研究會,委員長是當時陸軍軍務局長長岡外史。
之後,提議發起研究飛機的海軍軍官在研究會中日益被陸軍邊緣化,而海軍內部也開始轉變了對於飛機的態度,特別是1911年南滿戰事中支那軍隊用飛機轟炸了公主嶺事件,使得海軍大受震撼。於是在1912年5月,海軍航空術研究委員會成立了,山路一善海軍大佐成為了委員長,梅北兼彥、河野三吉、山下一誠、中島知久平成為了研究會的骨幹。
海軍還將在日俄戰爭中俘獲的一艘貨船改裝成了水上飛機母艦「若宮丸」號,在此次青島戰事爆發後迅速形成戰鬥力,並派往了膠州灣參戰,試圖從戰爭中驗證飛機的作戰方式。
「若宮丸」號排水量8000噸,搭載着3架莫里斯法曼1912型雙翼飛機、1架呂號乙型雙翼水上飛機,共4艘飛機組成的海軍航空隊。這隻日本第一支飛行中隊於8月21日才正式編組完成,整個中隊配備了7名飛行員。
8月27日「若宮丸」號抵達膠州灣,8月28日航空隊就想升空偵查青島,但是被第二艦隊司令官加藤所阻止。因為在第二艦隊封鎖膠州灣之後,加藤定吉就接到了山東革命委員會發來的電報,電報中表示:日英艦隊如果擅自進入中國領海、領空,即被視為對中國宣戰,革命委員會將採取一切必要的防禦措施,包括動用武力。革命委員會對於日軍的反擊,也將不止於山東。
出發前加藤定吉已經得到海軍內部的指示,對於山東的進攻應當先讓陸軍開第一槍,因為山東戰爭是陸軍所主導的,海軍在山東表現的再出色,也不過是在為陸軍做嫁衣裳。海軍在這場戰爭中的主要任務,是佔領德國在太平洋上的群島,南下支艦隊才是海軍最要緊的任務。
所以分配給加藤定吉的都是一些老式軍艦,新式戰艦都被留給了正在組建的南下支艦隊。因此雖然覺得山東革命委員會的通牒有些狂妄自大,但是加藤定吉還是指示「若宮丸」上的航空隊不要輕舉妄動,等待北京政府正式劃出中立區再說。
不過今日一早,「若宮丸」再次發來電報,說是預計後幾天的天氣不會太好,飛行員需要趁着今日的好天氣試飛一下,以熟悉青島海上的起飛狀況。加藤定吉這一次卻同意了「若宮丸」號的請求,因為他前一晚剛剛接到電報,陸軍第五師團已經集結完畢於今明兩日登船出發,不管北京政府是否同意劃出中立區,陸軍都已經決定在龍口登陸了。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海軍航空隊起飛之後就毫不猶豫的越過了海岸線,在偵查了青島港灣之後,還向青島港口一幢架設着天線的建築投下了一顆自製炸彈。事後查實,這是德國的無線電廣播大樓,炸彈並沒有造成什麼人員傷亡。
就在海軍航空隊得意洋洋預備返航時,支那飛機突然出現了,然後性能優異且裝備着機槍的支那飛機迅速擊毀了三架日軍飛機,只有金子養三少佐駕駛的呂號乙型雙翼水上飛機憑藉着嫻熟的駕駛技術和一點運氣才逃回了外海,和田秀慧海軍大尉、藤瀨勝中尉、大崎教信中尉不幸殉國。日本海軍航空隊第一次參與戰事,就差點遭到了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