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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謹文在看過了這幾間用租賃平房改建的教室之後,對於立達學社更是增添了幾分欽佩之意,這些從清華學堂退職的教授、講師憑藉自己的力量辦起了這家私人學院,完全是不取分文報酬,還往學院內補貼了積蓄作為辦學的開支,沒有一定的理想主義可是辦不到的。
自從加入了共和黨之後,耿謹文不知怎的就開始喜歡親近這種喜歡做事也能夠靜下心來做事的理想主義者了。對於那些誇誇奇談的口頭主義者,和不願意為人民做點實際事務的革命者,他也是越來越反感了。
重新走到教室邊上的小房間內坐下後,耿謹文小心的按了按右胸有些發癢的傷口,這才對接待自己的胡敦復說道:「胡先生,南陽里這裏的環境其實並不適合辦學,這裏人流複雜外邊又吵鬧的很,而且民房格局狹小,採光也不好,學生連個運動的地方都沒有。
我聽說過這樣一句話,教育不僅僅是要教給學生以思想,也要強健其體魄,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是不能承擔起沉重的思考的。革命委員會非常有誠意的邀請立達學社的各位同仁前往東北,我們會給與專門的土地和撥款,修建一所中國最好的理工科大學。」
坐在耿謹文對面的幾名老師一時都有所意動,但是他們終究還是沒有出聲而是看向了坐在右邊的一人。被同仁們注視的胡敦復沉默了許久方才搖着頭答覆道:「耿先生和革命委員會的善意,我只能心領了。
只是我們立達學社同仁創辦這所學院的目的,就是為了不受干涉獨立自主的辦學。大同學院的大同之意,正是取自《禮記,禮運篇》: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一語。
我們這些人湊了228元辦這所學院,為的是完成一個理想,而不是為了將名邀利。現在好不容易才起個頭,卻又因為先生的邀請丟棄這裏,我擔心自己日後會後悔。此外,聽報紙上說,革命委員會在東北批判孔孟之言,說儒家禮教正是中國落後的根源,我也實在難以認同…」
雖然反覆勸說,胡敦復都不為所動,其他人也避開了耿謹文的目光,耿謹文最終不得不放棄了,離開之前他拿出了一個信封交給胡敦復道:「既然胡社長和各位先生不願意離開上海,我也不好強人所難。
不過革命委員會和各位先生一樣,也是認為想要改變中國就必須培養更多的理工科人才,所以吳川主席讓我把這筆經費交給各位,早一天建成大同學院,也好為中國多培養幾個有用之才。
只要革命委員會還存在,那麼每年都會捐贈一筆經費給大同學院,用於資助那些有才能但卻無力承擔學費的學子,當然我們只捐助那些學習理工科的學生…」
目送耿謹文幾人的身影消失於胡同內後,終於有老師好奇的向胡敦復問道:「社長,看看這位耿先生的手筆,要是有個一兩萬大洋,我們就可以先把建學校的地皮買下來了。」
「想什麼呢?捐一兩萬大洋給我們這幾個人辦的補習班?南京臨時政府對那些正規的學校都沒這麼大方過,有個一兩千大洋就很不錯了。」
談話的幾位老師看着打開信封的胡敦復突然楞在了哪裏,便有人好奇的湊過去看了一眼,頓時驚訝的說道:「3、30萬?」
「什麼30萬?你們說的夢話麼。」吳在淵有些不相信的撇了一眼,然後趕緊四處張望了一下,接着壓低聲音對胡敦復說道:「這裏可不能久留,咱們還是趕緊去銀行,把支票存到戶頭裏去,剛剛我們的講話要是給旁人聽了去,是要出禍事的。」
其他幾名老師圍在胡敦復身邊也是連連點頭,都說不出話來了。上海自從光復之後,青幫會黨就失去了控制,除了租界之外的地方社會秩序都亂的很。雖然這些老師平時里的本職拿的也是相當高的薪水,一個月最少也有1、200元,但是30萬銀元的數目,還是讓他們心驚肉跳了起來。那些青幫會黨幾千塊都能殺人越貨了,更何況是這麼一大筆錢。
胡敦復迅速的把支票收好,放在了貼身的口袋中,但他突然長嘆了一口氣道:「這革命委員會,還真是讓人捉摸不透啊。你們說,我剛剛拒絕耿先生的時候,態度是不是生硬了些?看起來是不是有些失禮…」
離開了南陽里之後,跟隨耿謹文上了馬車的秘書唐安禮不由小小的抱怨道:「委員你傷都沒好就到處亂跑,要是有個什麼閃失,我怎麼向主席交代?這立達學社的人也真夠傲慢的,我們都邀請了幾次了,他們還是八風不動,搞得好像我們是請他們上梁山造反一樣。要我說,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這兩條腿的人還怕找不到,您就不該給他們什麼贊助,讓他們在南陽里好好自力更生去吧。」
「呵呵…哎。」耿謹文輕笑了幾聲又趕緊按住了胸,緩和了一下才說道:「你還是少抱怨兩句吧,否則立達學社的人沒把我氣死,倒是笑死在你手上了,你可怎麼辦?」
唐安禮只能把嘴角向上揚了揚,不再說什麼了。耿謹文感覺自己的胸口舒服了些,這才接着說道:「我看重的可不是區區一個大同學院,而是那些在這種環境下努力學習的學生。
主席說過,隨着革命第一階段目標的完成,暴力革命將讓位給溫和的社會革命。中華民國雖然創立了,但是佔據了中國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其實並不知道什麼叫做共和,有些閉塞的地區甚至會認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就是中華民國的新皇帝。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某些人、某些勢力集團的野心會迅速膨脹起來,不是試圖用武力壓制其他不同聲音,就是想要割據一方當一當土皇帝。革命委員會現在手中倒是有着一隻不小的武力,也有着一個較為團結的組織,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改造當前的社會環境,讓人民知道共和政府和專制政府的區別,那麼我們這個團體也很快就會墮落腐化的。
因此我們必須教育民眾,粉碎他們腦子裏那種不正確的觀念,讓他們理解共和黨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他們的生活是如何的息息相關,讓他們知道共和就是保衛他們的利益,那麼當反動派想要捲土重來的時候,人民才會主動幫助我們擊敗那些反動派。
而想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一個堅定的革命階層-工人階級,一個和工人階級相結合的知識階層。就目前的中國來看,能夠做和工人階級相結合的知識階層,唯有那些理工科出身的學生,因為他們的學識內容就是帶領工人進行各種工業工作。
所以大同學院辦得越大越好,就能為中國培育出足夠多的工程師。這些工程師又會推動中國工業的發展,工業的發展又會壯大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強大就是黨組織的壯大。所以我們支持他們,其實就是在幫助自己啊。」
唐安禮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就在他還在思考這番話語時,耿謹文卻又轉頭看向了馬車外的街景,臉色有些陰鬱的問道:「泗水的事情,哈爾濱還沒有給出指示嗎?」
唐安禮立刻回過神來說道:「我先送先生回醫院複診,然後再去問一問…」
在袁世凱接任總統,宣佈中華民國正式成立之後,3月25日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升起五色旗,鳴放爆竹,慶祝中華民國的成立。只是華僑的這一行動引來了殖民當局的干涉,荷蘭軍警打死了集會中的華僑三人,傷十餘人,還逮捕了百餘不肯散去的抗議華僑。
事件爆發之後,當地華僑閉門罷市表示抗議,而荷蘭當局再次出動大批軍警強迫開市,又逮捕千餘人,這就是耿謹文感到沉重而又憤怒的泗水慘案。
吳川聽到這條消息之後先是難以置信,接着便有些出離憤怒了,「都已經20世紀了,這種鼻屎大的國家還敢在亞洲對中國人耀武揚威,真應該把他們都送進集中營去。」
只是吳川除了憤怒之外,他發覺自己還是無奈荷蘭人何,現在的中國連自己的領土主權都保不住,更別提隔着一片大海的東南亞群島了。
而對於泗水慘案的反應,南京臨時政府總算是在解散前承擔起了一些責任。孫中山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議決對荷蘭交涉的四項條件:一、限三日內釋放被捕華僑;二、賠償財產損失;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
同時指出"如無滿意答覆,民國自有相當之對待"。王寵惠將上述要求通知荷蘭外交部,並將對荷交涉的四項條件電告北京當局。3月30日,臨時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華工赴荷屬地,以此對荷蘭政府施加壓力。
只是北京的袁世凱卻想要息事寧人,除了給駐荷蘭公使劉鏡人發電報交涉外,並沒有提出什麼反制措施。吳川和黨內同志洽商之後,決定支持南京臨時政府的主張,要求袁世凱向荷蘭人施加壓力,並在輿論上聲援泗水華僑。
除此之外,吳川也對張雲榮下令道:「我之所以要參加革命,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華人在海外根本沒有安全可言。既然荷蘭人想要一場革命,那就給他們一場革命。安排一些武裝人員前往東南亞,並電告耿謹文,讓他招募一些東南亞的進步人士來東北,我們將會教授他們武裝鬥爭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