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英姿 《西線軼事》一、二

    (原作載《人民文學》1980年1月號)

    《西線軼事》作者：徐懷中

    一

    一講要縮減部隊編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同志們。如果人們到九四一部隊去，了解一下有線通信連女子總機班的情況，就會感覺到，把穿裙服的看作是天然的「縮減」對象，這種看法至少是過於狹隘了。

    九四一部隊女子總機班一共是六名戰士，人們稱為六姐妹。作為連隊裏一個正正規規的建制班，她們完全適應了從早到晚整齊劃一的緊張生活。適應了隨時隨地面對各種嚴格的要求，適應了多少條成文不成文的紀律規定。當然，要把家庭帶來的各種各樣的習慣統一到領章帽徽下面來，要把平均年齡二十歲的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攏來，是要有一個過程的。女兵班剛剛編起來那段時間，沒有讓連里幹部少傷腦筋。比如說，其中有幾個總是嘴不閒着，坐在床上吃葵花子，從窗戶里吐皮兒出去。男兵送了她們一個外號，叫「五香嘴兒」。給人起外號是一種不良傾向，連里批評了他們。不過，自從叫出了這個外號，女兵班窗戶里再沒有葵花子皮兒飛出來了。又比如另一位女戰士，在幼兒園就是個愛哭出了名的。老師說她眼窩太淺，存不住淚水。現在穿上了正二號女軍服，還是照常愛哭。芝麻大的一點事兒，絕對用不着哭的，她可以大哭一場。一次，正要出發去野外訓練，她忽然抹起眼淚來了。為了什麼事情？天曉得。連長見她沒完沒了的哭，在她面前放了一個小板凳說：「你坐下慢慢哭，哭夠了我們再去訓練。」她倒不哭了，仰起頭，站到隊列里去了。可見淚水要存是存得住的，不在乎眼窩是深是淺。

    照部隊規定，當戰士的是不准談「個人問題」的。這一條歷來很明確，沒有任何含糊的餘地。幹部常在隊前講話說：

    「有空餘時間，你寧肯去看看螞蟻搬家，也別往那一方面去動心思。動也白動。」

    令行禁止，應該說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服兵役的年齡，正是懷着大膽的幻想，而又戰戰兢兢開始去探索「個人問題」的年齡。如同雞雛兒要衝破蛋殼，天數足了，怎麼能阻止得了呢？總機班就曾經有人想要試試，能不能在嚴守秘密的前提下，比別人先走一步。指導員在全連同志面前嚴厲批評了這件事。他只講是：「個別同志」，沒有點出名字來。這位「個別同志」在知青點的時候，和一位男同學一起擔任看守甘蔗田的任務。他們搭了一個很高很高的草棚，坐在上邊向四外瞭望。甘蔗林仿佛是一片波濤洶湧的湖水，那草棚正如一隻隨波逐流的小船。那些日子裏，給她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記憶呵！片片斷斷的，正象是一節節熟透的甘蔗。她應徵入伍了，約定了要常寫信。誰知對方來信太勤，她覺得不大好，讓他不要總用一種信封。落款地址也要變換着，讓人看見不是一個人寫來的。這一下弄巧成拙，信封和寄信地址雖然變換不定，可是信上的郵戳始終沒有變。指導員找她談話了，說個人之間通信是憲法保護的，別人無權過問。問題是信件的內容超沒有超出一般範圍，這就全靠自覺了。組織上沒有把有關規定講清楚，那是組織的責任。三令五申講了，偏偏還要違反，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此後，那種神秘的書信就完全斷絕了。這件事情，給了女兵班全體戰士一個明確的警告，她們私下裏議論說：

    「算了，趁早別去找那個麻煩。要麼等脫了軍裝再講，要麼穿上了皮鞋再考慮。」

    脫了軍裝再講，顯然是說等到復員以後。穿上了皮鞋再考慮，這個話恐怕外界的人就不明白了。部隊規定，戰士只准穿膠鞋、布鞋、塑料涼鞋，提升了幹部才准穿皮鞋。這就是說，在沒有取得穿皮鞋的自由之前，「個人問題」只能是明智地放到一邊去。

    九四一部隊醫院和業餘文藝宣傳隊，也都有部分女兵。因為工作上無法分開，男女同志之間接觸很平常。連隊裏就不是這樣了。工作，訓練、學習、課外活動，女兵班總是自成格局，幾乎和其它班排沒有什麼聯繫。儘管如此，男兵們隨時都意識到了六名女電話兵的存在。明顯的他們很注重服裝整潔，再熱的天，不打赤膊。還有些細微的情形，表面上不大容易察覺。編到這個連里來的兵，活潑的更見活潑，莊重的越發要顯示自己的莊重。有線電連和無線電連賽籃球，本來實力差着一大截，可是運動員們一個比一個要強，總是全場人盯人，一拼到底。拼下來看，輸也輸不了幾分。他們倒不是一定要和無線電連爭個高低，明知是拼不贏人家的。主要是誰也不甘心在本連留下一種過於窩囊的印象。總之可以這樣說，有線電連由於多了六名女電話兵，顯得格外有生氣，無形中強化了連隊生活的基調。象是電話線路上加了「增音」，音量擴大了好多倍。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女兵班在全連都算是靠前的。理論考核不用講，電工學，電話學，難不住這六名高中生。內務衛生是女同志的擅長，隊列也滿象一回事的。勞動種菜又不比男兵差勁，在知青點打下了底子，兩大桶糞，挑起來顫顫悠悠的在田埂上走。就說訓練吧，五百公尺的放收線，不敢說速度上能和男兵打平手，可是論起收線的均勻、緊密、垂直和平整，女兵班要更符合教範的要求。軍區召開的有線電全程協作經驗交流大會，邀請女子總機班作過表演的。不過，假如你和有線連的男同志談論起女兵班來，他們往往是笑一笑，頗有點不便評論的樣子。說自己心服口服，他們不樂意，說不服氣吧，多不合適，只好笑笑。還是有個別嘴快的，忍不住說：

    「女同志嘛！電話上聲音綿綿的，口齒又清楚，誰不歡迎。等打起仗來再看吧！」

    二

    我們為什麼要送孩子到部隊上，就為的讓他們穿起軍服，神氣活現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嗎？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對越南的自衛還擊作戰打響了。九四一部隊也奉命完成了一級戰備，隨時可以開前線。

    中國政府公開向世界宣佈，這次還擊從時間到作戰地域都是有限的，中國無意佔領越南一寸土地。一次懲罰性的有限戰爭，不過是在古往今來戰爭史的長河中，歸入一支小小的細流。但這是一次震動了世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現代化的戰爭。在中越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樂譜上，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不過，兩國軍隊在面對面的嚴重時刻，只能是借用對方的語言，大吼「繳槍不殺」！

    女子總機班聽到了「露透社」的消息，說上級已經決定不讓她們上前線去。大家急了，吵吵嚷嚷要去問連長，憑什麼不讓去。班長嚴莉不主張去問。她說，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誰正式宣佈，說不讓去，是小道透露出來的。連里要問，怎麼會知道不讓你們去的呢？倒還不好回答。不管他的，反正女兵班向黨支部送了決心書，先抓緊輕裝準備。萬一真是那麼決定的，到時候再去鬧也不遲。這個意見得到了一致的贊同，都說，還是班長有主意。

    其它班排都去理髮，一律推了光頭，為的是頭部受傷便於救治。女兵班有的人主張照男兵辦理，也推光頭。有人覺得那樣未免太出洋相。原來她們多數留的是兩個小鬏鬏，用猴皮筋扎着，一晃腦袋，象兩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她們上街，每人花了兩角錢，變了一個樣子回來，都剪成了「運動頭」。以後早上起來，岔開五指梳攏幾下就完事，連猴皮筋也用不着了。

    連排長們到各班檢查輕裝情況。女兵班輕裝很徹底，幹部都表示滿意。連長是結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清了清嗓子，鄭重其事地向女兵班指出：

    「該輕的輕，該帶的還是要帶。象紙呀什麼的，可以多帶一點，要用的時候沒有，到哪兒找去！小鏡子那些，能不帶就不帶了。」

    幹部們一走，六姐妹高興得一個個拍着手跳。既然這麼認真地檢查了她們的輕裝情況，說明不讓女兵班上前方的話，純粹是謠言。

    很快就要上火線了，總機班的女戰士在想些什麼呢？她們先是在自己心裏擱着，交談起來才知道，原來大家想的全都一樣。用一個字說，死！至於各人將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完成一死，誰都沒有作過具體的設想。只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誰都不想還可以活着回來。人們也許覺得這是不是太喪氣了。在部隊裏，誰也不會笑話誰的。大家都沒有打過仗，沒有打過仗的人，往往首先肯定的就是自己要犧牲。雖然如此，她們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神情都是那麼自然，語調是那麼平靜，隨隨便便，連說帶笑的。

    班裏有幾個人，家在本省，她們要求掛個電話，對媽媽講一聲。雖說已經是一名軍人了，有話還是找媽媽，而不是找爸爸講。她們很自覺，電話不長，大致是這樣的：

    「喂！媽！我們要外出執行任務了。」

    「噢！我已經想到了，看報上的動向，知道部隊可能要出去。你們哪天出發呢？」

    「不知道，在等命令。」

    「好！到前邊要服從命令聽指揮，一定要保證電話通暢，不要象在家裏，膽小害怕可要不得，那麼多首長和同志，又不是你一個人。你能立功更好，怕不是每個人都有那種機會的。至少你可不能讓我和你爸爸臉上掛不住。你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

    「到時候你得機靈點，聽着炮彈的響聲。人家說，從頭上飛過去的炮彈，和衝着你落下來的，響聲不一樣……」

    「媽！你別羅嗦，不能老佔着線。」

    「你等等，還有……」

    媽媽的聲音開始發額，耳機里傳來極力克制着的抽泣。隨後，一點聲音也聽不到了，顯然是媽媽把送話器捂起來了。

    「喂，喂！媽媽!你看你，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沒有就掛了吧！」

    「好吧!我和你爸不能去送你了。等完成任務回來，趕忙先來個信。」

    和媽媽通過了話，幾個人一交換情況，禁不住笑了。這幾位媽媽崗位不同，互不相識，卻象是用了一份統一的電話稿，她們的話幾乎一句也不差。幾位媽媽無一例外，都在電話上哭出了聲。要不怎麼是媽媽呢？

    只有陶坷沒有給媽媽掛「長途」。小陶的媽媽勞動改造八年，把身體徹底改造垮了，放出來直接就進了醫院。最近剛剛出院，還在全休，說定了這一兩天到部隊來看望女兒。所以小陶用不着打電話了。

    第二天，小陶的母親果然來了。她帶來一大包麻辣胡豆，這是女兒最喜歡吃的。來隊親屬帶的吃食，向來都是當眾公開的，誰趕上有誰的份兒。總機班的姑娘們一起圍上去，抓一把麻辣胡豆吃着，和母親說呀笑的。小陶不作聲，在一邊待着。指導員對母親說：

    「你看，好象這一大群都是你的親生女兒，只有小陶是一個外人。」

    小陶就是這樣，喜愛沉默。她高興起來，什麼都忘了。一張粉團團的孩兒臉，稚氣地笑着，並不言語。她常常一個人靜靜地待在一邊，細長的眼睛稍稍眯縫着，久久地遙望天邊。她在追尋着什麼?她在探求着什麼?她在迎接什麼?這時候那張粉團團的臉就變得十分嚴正，十分深沉，似乎還流露出幾分怒氣。開始，同班戰友們不了解她的習性，響哨咕咕議論她說：「就象是誰借了她米還了糠。」

    談起「九四一」的行動，小陶媽媽問連長：

    「現在領導上怎麼說，是不是已經定了總機班全體到前邊去?」

    連長說，「問題不大。」

    女電話兵一起嚷叫起來：「什麼叫問題不大，定就是定了，沒定就是沒定。」

    「反正我們心裏有數，讓去也要去，不讓去也要去。」

    「要上就是全班上去，少了一個也不干。」

    母親笑了，說：「你們先別吹，要不是我這個軍屬大媽替你們說話，準不準許你們上去還真是難說哩。」

    前天，九四一部隊的幾位領導同志到省城去參加作戰會議，抽空去看望了陶坷的媽媽曾方同志。談到對女子總機班，通信部門有幾種方案。

    第一種是讓她們全體上去鍛煉鍛煉。第二種是全不上去。第三種是挑選幾個身體好的去，其餘有幾個幹部子女，體質較差，就留守了。

    曾方問：「照第三種方案，留守的人里是不是包括陶坷在內？」

    回答說小陶是其中之一。又向她解釋說，這並不是專門照顧幹部子女。反正後方需要留人守總機的，連里的豬也得有人看，誰體力差就留下誰。

    曾方說：「現在的事情就是這樣，不准請客，照樣請，說不是請客，是加菜。不准走後門，照樣走，說不是後門，是前門兒。該有什麼手續辦下來了，該有什麼圖章蓋上去了。不讓陶坷她們到前邊去，還怕找不出幾條現成的理由？」

    這麼一說，大家都笑起來。

    曾方又說：「我看第一種考慮是正確的，後兩種方案恐怕欠妥當。當然，部隊的事用不着徵求我的意見。不過我也有一點發言權的，至少我那一個不能留下來。我們為什麼要送孩子到部隊上，就是為的讓她們穿起軍服，神氣活現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嗎？現在要打仗了，把這一個戰士拉下來，讓另一個戰士頂上去，想都不應該這樣想的。哪一個戰士不是人生父母養的！真的這樣，等歡迎部隊凱旋歸來的時候，我心裏會是什麼滋味？你們得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

    這位老同志態度是那麼誠懇，她的意見無疑是對的。「九四一」的幾個幹部都說，有必要確定一條原則，幹部子女原來在什麼位置上，作戰期間還應當在什麼位置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後方調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