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之文豪崛起 889【回憶】

    在抗戰前，中國的大學招生考試，都是由各校自行招生的。

    從1938年開始，中華民國教育部進行統一招生。全國被劃為15個招生區，主要考區都在西部，畢竟東邊大部分國土已經淪陷。各省考試機關可保送優秀高中畢業生，這些人不用參加考試，但保送生人數不得超過錄取總人數的10%。

    每年六月底發准考證，七月初開考，八月份就能拿到錄取通知書。

    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最後一個京派文學家」的汪曾祺，今年為了考西南聯大，不得不從上海坐船到香港，再從香港坐船去越南，再從越南走陸路來到昆明。

    為了保證準時考試，汪曾祺提前大半個月就來到昆明。他混進學生宿舍住了好幾天，每天跟着大學生們一起上課吃食堂，居然從頭到尾都沒被發現異常。

    今天，汪曾祺適逢其會，遇到了周赫煊出錢請大家吃豬肉。四十年後，他在一篇名為《周明誠和西南聯大》的文章里寫道：

    「西南聯大有文、理、法、工、師範五個學院，其中文學院、法學院和理學院在昆明的西北角，工學院和師範學院分別在借居於昆明城內和城西。我來到西南聯大的第五天，便遇到後來被校友們津津樂道的盛會——周明誠殺豬宴。」

    「當時，工學院的師生接到消息，穿過大半個昆明城前來赴宴。臨近天黑的時候，人人打起火把穿街過巷，讓昆明的警察如臨大敵，以為學生們要搞運動了。師範學院離校本部要近一些，他們唱着《大刀進行曲》，但把歌詞改成了『大刀向肥豬們的頭上砍去』，頗有些『壯志飢餐胡虜肉』的慷慨熱血。」

    「我不遠千里報考西南聯大的原因，主要是那裏有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還有沈從文先生。讓我喜出望外的是，我還沒參加入學考試，就見到了名揚四海的周赫煊先生。他這次帶來的不是小說或史學著作，而是十頭大肥豬，以及一箱又一箱的香煙。」

    「香煙屬於戰時管控物資，買幾包只要有錢即可，但大量購買且是上等好煙，那就比較困難了。後來我聽人說，周先生讓保鏢拿着他的親筆信，去找了龍繩曾（龍雲的三兒子），那些肥豬和香煙都是龍三公子緊急調撥的。」

    「這些香煙背後有故事。周先生剛到昆明的時候找人問路，正好遇見物理化學家黃子卿教授。黃教授自己掏錢給學生做實驗，窮得連煙都買不起，在售煙小販身邊徘徊許久，才忍痛買了兩根煙當場大口大口吸個痛快。」

    「據說周先生當時感動得掉淚了，在跑警報的時候又聽說許多教授都斷了煙，於是就讓保鏢把好煙買來。當時抽煙最狠的不是黃子卿先生，而是華羅庚先生，他一邊吃肉一邊抽煙，肉沒吃完結果抽煙抽醉了，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那天晚上，校舍旁的空地燃起堆堆篝火，師生們吃了豬肉很興奮，圍着火堆開始唱歌跳舞。由於樂器難尋，哲學系主任湯用彤先生以盆做鼓，吳大猷教授和妻子阮冠世先生敲碗伴奏，周先生在師生們的慫恿下唱起了歌曲《鴻雁》。聞一多先生的詩歌具有音樂美，但他本人唱歌真的很難聽，歌聲總是不在調子上……」

    「周先生舉辦的這次殺豬宴，讓全校師生情緒振奮，他要在昆明開設科學養雞場的消息也迅速傳播。師生們對此極為期待，工學院的教授帶着學生自發前往幫忙建設廠房，其他學院的師生也幫着挖掘蚯蚓。養雞場還沒建起來，蚯蚓就已經養了好幾池子，學生們個個都是養蚯蚓的能手。」

    「周先生的養雞場確實為師生們帶來實惠，學生食堂每周就有兩頓可見炒雞蛋，每頓都有清澈見底的雞蛋湯，我們把這些雞蛋稱為『明誠蛋』。雞蛋還是學校發給老師們的補貼物資，每位老師按家中人口計算，每人每周可領到五枚雞蛋改善伙食。」

    「這種情況到了1943年急轉直下，由於學校經費緊張，物價高漲，老師們領到的雞蛋都拿去菜市場換錢了。」

    「沒人捨得吃掉，因為生活太艱難了。有一次，胡定邦同學在早市上看到吳晗教授提着菜籃子四處轉悠，還以為他是在精挑細選好菜，走近了才知道他滿市場找便宜菜。」

    「由於吃不飽飯，金岳霖、朱自清等幾位先生組成種菜小組，推舉植物學家李繼侗教授擔任種菜組組長，生物系講師沈同先生擔任種菜助理，所有教授一起澆水施肥，豐收時節一起分享。」

    「朱自清教授由於飢一頓餓一頓，患上了嚴重胃病。有次他得了痢疾還堅持連夜批改作業，書桌旁邊放着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都虛脫了相，臉也沒洗就照常去上課。」

    「相比起文科教授，理工科教授們絕招更多，他們可以利用粗糙的機械和原料，自製肥皂、墨水、酒精等物出售。我們常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個時候還真是這樣的。」

    「我們學生的日子也不好過，民國時候能讀大學的，基本上都出生於殷實家庭。過去許多富家子弟，女生帶老媽子上課，男生讓門房跑腿。可到了雲南，必須事事躬親，自己洗衣服，自己縫縫補補，自己動手把破襯衣改成背心。當時學生們最流行穿紅十字會等福利機構送來的舊衣服，聯大學生穿着這些衣服上街，就跟要飯的一樣，連搶劫犯都懶得看一眼。」

    「不過相比起老師們，我們學生至少不用為錢發愁。學費、伙食費和宿舍費是全免的，每月還能領8元錢的貸金，可以用這些錢置辦學習和生活用品。直到某一天，我們發現八元錢不夠買一瓶墨水——從1937年到1943年物價漲了200倍，到1944年已漲到2000多倍。老師們的薪水哪裏夠養家？不得不把周先生的蛋換成錢買粗糧吃。」

    「我記得是1943年底，周先生從重慶運來3500套棉鞋衣褲，又在昆明採購了十幾大車的物資。那年冬天，師生們人人穿上了新衣，過年也有了肉吃。聽說不僅是西南聯大，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內遷學校，周先生都有贈送大量物資，難以計算耗費的金錢，我們平時都戲稱周先生是『衣食父母』。還有些愛開玩笑的同學，每次見到送物資的卡車，都大聲嚷嚷：咱爹又送吃穿的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