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之文豪崛起 449【飯桶胡適先生的努力】

    張學良跟周赫煊之間的關係，變得有點微妙。從錦州戰場回來以後，張學良就沒有再見過周赫煊，兩人甚至互不通信，就像彼此根本不認識一般。

    「張學良此人，誤國甚矣！」

    這是胡適來天津拜訪周赫煊，見面說的第一句話。

    「九一八事變」對胡適刺激很大，此後他幾乎每年都要寫關於東北的文章，並第一個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於九一八」的觀點。

    「九一八」的第二天下午，胡適就寫了一首詩：「南天民主國，回首一傷神。黑虎今安在？黃龍亦已陳。幾支無用筆，半打有心人，畢竟天難補，滔滔四十春！」

    這首詩寫的是劉永福、唐景崧等人，當年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率眾拒日保台的事跡。他把當日的台灣，比作今日的東北，懷念劉永福這樣的抗日誌士，又恨自己書生無用，不能提刀驅趕日寇。

    胡適如今在北大擔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他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是鄰居。 1號住着陳垣、傅斯年，3號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適則住在4號。

    「可恨啊，可恨，」胡適痛心地說，「日人慾侵略我東北土地，其狼子野心早就暴露無遺。可上至南京政府，下至奉系軍閥，都忙於內鬥爭地盤，竟把廣袤的黑土地讓於日人！」

    正如胡適所言，不僅是周赫煊這個穿越者，當時好多國人都看到了日本對東北的威脅，卻只能眼睜睜的目睹局勢惡化。

    胡適有個朋友叫丁文江，是北大的地質學教授。

    丁文江早在1927年，就給胡適寫信，說他最近在研究日本問題，深切地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於日本。就在九一八爆發前夕，胡適和丁文江還同游半個月，多次提到日本的侵華野心。

    周赫煊無奈地說：「就像甲午海戰一樣，國人的心要被徹底刺痛，才能奮發圖強。」

    胡適苦笑道：「我們以前喊學術救國、科學救國、文藝復興，現在國難當頭，學術和科學都不頂屁用。在君兄（丁文江）前兩日自嘲，說知識分子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言語雖粗鄙，但說的卻是實話。」

    「飯桶也是有些用處的。」周赫煊安慰道。

    胡適說：「我這個飯桶，最近也在苦思自己的作用。最後發現很無奈，頂多站出來喊幾聲口號，真的百無一用是書生啊！」

    周赫煊說：「口號也需要有人喊。聲音大了，才能震耳發聵，國家和人民才能團結起來。」

    「我也是這個想法，」胡適說明來意，「我們不僅要喊口號，還要喊得有策略性，喊得有學術性。我跟幾個朋友，準備創辦一本《獨立評論》雜誌，專門討論國家和世界局勢，以開國人耳目眼界。明誠你是這方面的專家，還請加入進來！」

    《獨立評論》屬於30年代非常出名的政論性雜誌，主編胡適、丁文江和蔣廷黻都是義務擔任，不拿任何工資報酬。這本雜誌存在了五年，期間發表大量時評文章，在開闊國人眼界的同時，也為抗戰產生了積極作用。

    其中蔣廷黻還因為在《獨立評論》寫文章，被常凱申三次召見，最後受邀擔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抗戰勝利後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周赫煊當即答應道：「這種事我當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論文章，定然按時保質地送到。」

    「如此，謝過了，」胡適高興地說，「有明誠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夠取得良好效果。」

    胡適此人雖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處理，他的觀點非常理性且正確。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國和國聯解決，卻遲遲不肯跟日本交涉。

    當時日本內閣還沒有偏向軍方，主動提出五項談判原則，大致上想要把東北恢復到「九一八」以前的狀態。按照日本內閣的要求，雖然中國會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適多次寫信給宋子文，主張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國民政府就像一頭鴕鳥，把腦袋扎進沙子裏，既不敢對日宣戰，也不敢跟日本談判，白白浪費了大好的外交時機。

    事實上，只要當時中國和日本達成外交協議，那麼就在法理上站穩腳跟。即便日本內閣反悔，中國這邊說起話來也更硬氣，會導致日本的國際外交狀況更加險惡。

    這是個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當時在想什麼。

    前些日子，國際太平洋學會預定在上海舉行，胡適被推選為會議主席。由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胡適決定延期舉行會議，後來經過仔細考慮，又決定不延期。胡適認為，「因為本次太平洋會議是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提出中國事件供討論」，他想利用會議譴責日本的無恥行徑。

    可惜一群國際知識分子開會，根本翻不了天，頂多也就激起外國學者對中國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會議邀請了的，不過會議期間，他跟隨張學良去了錦州。

    對於張學良，胡適在文章里是如此評價的：「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然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台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適，攤開紙筆開始抽煙思考，良久動筆寫下標題日本政治的二元屬性以及關東軍的東北擴張計劃。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菊與刀》一書雖然全面闡述日本，但許多細節不可能寫清楚。

    既然胡適創辦了《獨立評論》，周赫煊正好藉助這個平台，深入剖析日本各國的情況。每篇文章寫一個方面，幾年下來，至少能給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爺們提供點抗戰參考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