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診斷 582.隨便聊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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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了一天，晚上陪夜，可以慢慢改文了，479在半夜

    hiv志願工作還是要宣傳一下的，就當看短篇小說了，轉自醫學界

    2009年，我從醫科大學畢業，回到老家縣城工作。一筆閣 www。yibige.com 更多好看小說母親像着了魔一樣，每天趁我還沒起床，便跑到床頭邊抹眼淚邊念叨：「你這麼大年紀不結婚，讓我和你爸在鄰居面前都抬不起頭！」其實我喜歡男生，但那時沒膽量，加上讀醫科大學時連老師都說同性戀是一種病，於是硬着頭皮結婚了。

    婚姻只持續了不到一年，唯一一次親熱，是妻子提出來的。我雖然抗拒，可在心裏勸自己：試一試，萬一成功了，就可以要一個孩子。

    但我失敗了。

    失敗的不僅僅是婚姻，還有接下來父母對我的冷暴力。他們對我不理不睬，在極度苦悶中，我和新認識的幾個朋友在縣城裏亂逛。當朋友們問我為啥離婚時，我忍不住說了實話：我是同性戀。

    第二天，這幾個人居然逼上門來，讓我拿出五萬元「封口費」，不然就把「秘密」告訴單位、告訴家裏。

    我沒有辦法了。想來想去，在害怕與忐忑中，我很快考到離家很遠的青島，在一家綜合性醫院工作。

    本以為自己跑了，一切都會好起來。誰知道，敲詐我的幾個人居然半夜來砸我父母家的窗戶。母親問我到底怎麼回事，我只能撒謊說是借了高利貸。最後靠着大舅拿出的五萬塊錢才結了這件事。

    從那時起，我決定做一個「『同志』活動中心」，讓和我一樣苦悶的「同志」有個地方抱團取暖。

    我總覺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種使命。剛來青島幾個月，我忽然出現了淋巴結腫大、拉肚子等愛滋窗口期的症狀。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醫院檢查，萬一被人知道了，我就抬不起頭了！於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組織志願者，在他的陪同下，去疾控中心驗血。三天後，結果出來是陰性。那一瞬間，我想唱、想跳，連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麼地方好了。

    那次檢查以後，我邀請疾控中心的主任來「活動中心」看看。或許那個時候，我在潛意識裏已經覺得要做點什麼了，只是自己還不清楚。

    我們簡陋的活動中心讓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驚訝。這個房子很舊，裏面只剩一台老電視，還是房東不想要的「破爛」。而這個電視，也是用了兩年之後，我才捨得賣掉，一共賣了二十五塊錢。

    主任建議我可以給「同志」作愛滋檢測。那時我還不清楚自己該怎麼做檢測，雖然我在一家草根組織做過志願者，也知道採血和使用檢測試紙，可就是很難開這個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聽到「愛滋病」三個字，心裏一哆嗦的感覺。我希望來這裏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但疾控醫生的話最終仍讓我花了兩天收拾了廚房，我把廚房打掃得乾淨透亮，一丁點油煙味都沒有。又花五塊錢買來一大塊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雜物蓋好、隔開。這就是後來接待過近千人的檢測室。雖然空間小，我還是鼓起勇氣在門口貼上了「vct檢測室」的標籤。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檢測愛滋的「同志」，是一位從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會回宿舍睡覺。自從知道了我這裏，下夜班都不睡覺了，從家裏拿杯子、拿玩具，到這裏玩。

    那天夜裏九點多，只剩下我們倆。我對他說：「我們可以做愛滋檢測的，要不要做一個？」那是他第一次聽說「愛滋病」。當我用採血針把朋友的血滴到試紙板上，兩人一開始都沒當回事。不到五分鐘，試紙上出現兩條線。陽性！我的眼淚當時就奪眶而出。

    「你咋還哭了？我都沒哭。」朋友是一個話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漢子。他不僅發現感染了愛滋，同時還發現了性病。那時他不願回宿舍，害怕傳染，要跟我擠在一起。或許在他的認知中，我既然能檢測愛滋，一定知道怎麼保護好自己。

    我沒想到的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但就算如此，我還是沒太多「拉人」檢測的經驗。我比較喜歡聊天的時候，順口問一下，「我們這裏可以做愛滋檢測，你要不要測一下？」

    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愛滋檢測，已經覺得很多了。誰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兩千。越來越多的愛滋感染者開始浮出生活的「水面」，從最開始的一年幾十個新發陽性，到後來的近百個、近兩百個，我才知道愛滋病早就不是「同志」群體才有，只要有高危性行為，就會存在感染愛滋病的風險。

    2017年春節剛過，一對年輕的小夫妻通過互聯網找到我們。這對從農村出來的小夫妻，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時發生了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春節前出現了愛滋急性期症狀。

    猶豫掙扎幾天後，他硬着頭皮、帶着妻子找到了我。「不敢去醫院，害怕泄漏個人的**，也實在難以啟齒，不知道咋告訴妻子。」在我面前，男人終於鼓足了勇氣，說了實話。整個過程里，妻子一直用一隻手緊緊地挽着丈夫的胳膊，另一隻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不停地搓。看得出她很難過。

    為他們採血並當場做了快速檢測後，丈夫的兩次快檢結果均為陽性，妻子為陰性。妻子當場就哭了起來，眼淚一直往下掉，但人卻不出聲。她不去擦眼淚，手還挽着丈夫的胳膊。

    我本以為她是慶幸自己沒感染而激動，但她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該怎麼照顧他？他要好好地活着，我還要給他生孩子。這一下把我也給說哭了。

    如今，這位妻子在青島當地疾控和醫院的指導下懷孕產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給我送來了象徵喜慶的紅皮雞蛋，說他們兩口子商量好了，讓我做孩子的乾爹。

    其實那幾年，我壓力挺大的。「愛滋檢測」這件事，跟我在醫院的本職工作「衝突」越來越大了。

    我們醫生工作起來沒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術台、查房之後，時間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歷要寫，還要接待病人的諮詢。但我在這家醫院工作幾個月後，就把重心放在了「愛滋檢測」上。

    那時，我下了手術、查了房，就溜回來，給「同志」服務。醫院覺得我是不是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兼職？開始「監督」我。我以為自己神不知鬼不覺，其實很容易被發現。每天別的醫生護士們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總是寫不完病歷，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我「收收心，別不務正業。」

    這樣的壓力下，我和幾個年輕的同事說了實話，「我自發成立了一個草根組織。」「什麼叫草根組織？」「就是公益組織。」「那你做什麼？」「做愛滋病。」「你是不是吃飽了撐了沒事幹？養老助殘你不干，幹個愛滋病。」

    不怪他們，連我租的「『同志』活動中心」的隔壁大爺，也覺得我有問題。老大爺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麼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進進出出，於是頻繁地找物業，說我擾民。

    物業第一次找上門來，並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事情。但我決定去和隔壁大爺說清楚。沒想到，大爺只是把門開了一條十公分的縫，不等我開口，客客氣氣又十分不耐煩地說，「你有什麼事，就去和物業說。」說完就關上了門。這可給我氣壞了，但又拿他沒辦法。

    後來，有志願者在世界愛滋病日時把象徵着「愛滋病」的小紅絲帶貼到了門外的logo上。那時我們已經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區」。物業一看，這還了得，急忙跑來讓我寫承諾書，保證不會給小區帶來不好的影響。

    從那時候起，我堅定了一定要正規發展的決心。於是，我進行了民政註冊。還特意把「青島青同防艾志願服務中心」服務登記證的複印件交給物業。物業這才鬆了一口氣：「原來你們是個正規單位，不是干傳銷的。」

    後來有一天，隔壁大爺家的水管漏了，還挺嚴重。大爺焦急地從家裏出來求助，一出門就遇到了我。換作平時，他一定不會搭理我，但那天是真急了，同意我和同事一起去家裏修水管。也是從那天起，大爺的態度轉變了：原來你們都是挺好的小男孩。

    2017年7月，我正準備吃晚飯。手機鈴聲響了，是一個青島本地的陌生號碼。「是虎子哥嗎？」電話里的聲音說不出成熟還是稚嫩。「我是個剛參加完高考的學生，我懷疑自己感染hiv了。」如果不是他說，我真難以想像電話那頭的男孩會如此冷靜，聽不出恐慌也察覺不到難過。

    這是一個單親家庭的男孩，母親打工拉扯他長大。他連着復讀了兩年，今年是第三次高考，再一次感覺發揮失常，心情壓抑到極點，不知道怎麼面對母親。

    高考結束後的第二天晚上，一個網友邀請邀他去「放鬆心情」。等進了快捷酒店房門的那一刻，男孩馬上反應過來：這個房間絕對不止來過他一個人。地上的拖鞋、浴巾橫七豎八。

    男孩想走，但網友挽留他。男孩經不住勸說，邊和網友哭訴高考失利的痛苦，邊吸了冰毒，並發生了性關係。男孩唯一能記得的是他一直笑，全身輕飄飄的。

    幾天後，男孩出現了發熱、淋巴結腫大、腹瀉等症狀。從網上搜索到愛滋病的信息和我的手機號。

    說心裏話，聽完他的講述，我心裏已經有點慌了，不願讓他看到我的心疼，只能埋頭消毒採樣。我給他使用了兩種試紙快檢，特別希望這個孩子不會中標。但當兩個試紙的第二條線都出現的時候，我的手開始哆嗦，舌頭開始打結。

    那天，我陪這個剛滿十八歲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緒在我的寬慰下慢慢平復。他說要好好服藥治療，給媽媽養老送終。

    就在拿到確診hiv陽性報告後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國內某985重點高校的錄取通知書。這幾年，我從不主動聯繫他，希望他能回歸平靜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給我拜年，他生活得很好，正在準備考研。

    也許很多人「談艾色變」，但愛滋感染者是我某種意義上的「親人」，他們時不時會溫暖我。

    我接待過一位七十八歲的李大爺。老人退休後生活條件不錯，也挺樂觀，喜歡年輕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帶狀皰疹，身上老是癢。一個小伙子對他說，「去樓上做個檢測吧！」知道我的朋友都把我這簡稱「樓上」。

    李大爺檢測後，果然是陽性。喜歡旅遊、經常參加夕陽紅團的李大爺，發生過不少次沒有防護的性行為，他自己根本記不起到底是什麼時候感染的。

    我挺猶豫的，畢竟老人年紀太大了，還要服藥嗎？疾控中心徵求李大爺的意見，大爺說他相信我，我讓他服藥的話，他就服藥。

    老人當時cd4特別低，我跟醫生商量，先預防機會性感染。於是老人開始服用複方新諾明。

    在得到「社會組織參與愛滋病防治基金項目」後，在經費的支持下，我被朋友們半開玩笑地稱為「華麗轉身」：逐步得到更多業務技能上的支持後，檢測目標群體也擴大到監獄人群和藥物濫用人群。

    一位從日本打工回來、從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愛滋後，一直迴避這件事，甚至發病後不吃不喝，連母親勸她也聽不進去，餓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親抱着最後一絲希望聯繫到我。

    一開始我還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狀態已經崩潰了，讓女孩的母親帶她來辦公室。女孩說什麼都不肯，連門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睜睜看着女孩發病。為了讓女孩能服上藥，我的一位同事開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個月後，女孩終於同意這位同事去她家採血。

    就在我們還在收拾新辦公室時，這一次的隔壁大叔來「串門」了。他看着我們牆上粘貼着的、做愛滋檢測和服務的照片後，竟然沒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們真偉大。」

    我從沒覺得自己偉大，我不過就是這麼活着。測試廣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