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科技的工業品」好,並且希望這些科技的工業品能夠飛入尋常百姓家,這並不是懂工業化。
就像是趙翼知道要修黃河、甚至激進到南北兩條河道輪流清淤是好的,這也不代表他懂黃河問題。
神說,光是好的,於是要有光。
這種邏輯,並不是現實的邏輯。
甚至於,其反現實的關鍵,就在於「是好的」和「得到這個好的」之間的過程,避而不談。或者,濃縮成一個神跡,完全不考慮怎麼得到。
經書,大部分都是這樣的邏輯。
皇帝對劉鈺所謂的「世界是物質」的這句話的理解,還停留在「人地矛盾繼續激化畝產不提升糧食要不夠吃」這件事上。
或者說,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復治、五帝重生、文武降臨,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於海,依舊無法解決人口加增和糧食不夠吃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並不理解,世界是物質的這句話,背後引申出的一系列關於社會、社會關係等等問題的思索。
不過,終究,大順的社會狀態,大順的皇帝還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談到小農問題後,皇帝並沒有繼續深入小農問題,而是轉而道:「但不管怎麼說,貨幣改革之事,已是勢在必行了。」
「小農之困,原因頗多。或貪官污吏、或胥吏狂歡、或勞役加派、或商人壓榨……種種,但小農之困的原因種種,貨幣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員訴言,錢銀兌換導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銅錢而換白銀必要多收;還有火耗運銀等等事。這些都對小農頗為不利。」
「只是,貨幣若改……松蘇等地的白銀,外聯歐羅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銀礦。若這些金銀,流入內地,飆升地價、吞併耕地、甚至放貸於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搖了搖頭,顯然對這件事頗為擔憂。
以商控蒙,是當初北征羅剎、定準噶爾事後,劉鈺給皇帝的獻策。這些年過去,這麼說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賣了,能不能還的起現在的債務,那都兩說。
而若行於民間,松蘇的資本大量湧入內地,哪怕不買地,只是放貸,那都是叫人絕望的事。
小農經濟是脆弱的。
大順這種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畝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荊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實行的。因為哪怕到了後世,大銀行都不喜歡給小農放貸,因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壞賬。而朝廷放貸,放給極為脆弱、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徹底破產的小農……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產的……就這年月、就這破封建社會,都有能力不破產的,怎麼可能需要經營借貸?
英、法、荷等各國,都有一大堆的「債務監獄」,一大堆的「債務奴隸」。
大順難道真的修一堆債務監獄,靠「債務奴」的勞動,來抵償?這種事辦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順也罷,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間九出十三歸之類的把戲,根本禁不絕。
即便不談別的,只按照純粹的、原教旨的資本主義金融業思路來考慮:借貸給小農的風險那麼大,利息自然要高。風險越大,利息越高,這是標準的金融資本的市場邏輯。
在「貨幣把其餘神像擠
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蘇等先發地區的大商人,現對於內地的士紳,那就是離神更近的人、簡直是新時代的「有形聖人」。
而大順雖然說還有一定的「士農工商」的社會意識。
但實際上。
別說大順。
就是滿清時候,讀書人跑到揚州去玩,都驚嘆,揚州的秀才,得去巴結商人。有功名的見了大商人,也得說「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謁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訴您了嗎」這樣的卑微語氣。
士農工商……說說罷了,窮的叮噹響的佃農,難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說,我的社會地位比你高?說說罷了。
皇帝擔心的,一旦搞了貨幣改革,先發地區的優勢,尤其是貨幣優勢,會迅速造成內部小農經濟的極大問題。
但是,皇帝說的必須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體系下,銅銀兌換的問題,確確實實也是壓在小農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於,在滿清打完鴉片戰爭後,銅銀兌換問題,都可以直接影響對外貿易,以至於英國法國商人都發現了銅銀兌換比導致的「洋布」銷售額的巨大波動。
小農,是拿不出白銀的。
收的銅錢,兌換成白銀交稅,這裏面,商人吃一波兌換差、官員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農在銅銀兌換問題上極度脆弱。
這件事,在北美,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英國要求北美交稅用白銀,而不能用紙幣;紙幣依舊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紙幣和白銀的兌換走市場調節……這就直接導致了北美的手工業者加入抗英隊伍。
固然說,大順的銅錢,不至於和北美的紙幣一樣。但既然交稅、大額貿易等都要用白銀,那麼從貨幣屬性上講,銅錢和北美紙幣的情況也多類似。無非也就是銅錢本身就是一種半貴金屬,除卻賦值貨幣外,還有個「銅」這個自身屬性罷了。
當然,皇帝現在說的貨幣改革,從歷史上的改革來看,接近的是「火耗歸公」。
因為,「火耗」,不只是碎銀子熔鑄成白銀,還有個收銅錢但要上交白銀的問題。
而「火耗」問題,解決思路有兩個。
一:加稅,不讓地方自行攤派,由中央增稅,把攤派合法化,但規定具體的數額。
二:解決「火耗」問題本身,如果沒有火耗,那麼不就解決了火耗問題了嗎——當然,只是技術上的解決,這擋不住地方攤派、增稅,但至少不會出現「火耗」這個名目了。地方上把火耗換個名目,從本質上講,區別不大;但從技術名目上講,確實沒有火耗了。
而大順,當然只能從技術上解決火耗問題。
因為,從本質上解決火耗問題,不考慮人性、吏治這些問題,也必須要大動干戈,徹底改變大順王朝的稅收支出邏輯,要解決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分配。
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慮,只說大順改變稅收和支出體系,地方用錢走國庫,這件事,就是扯犢子,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因為,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順體系,地方實際上是基本沒錢的,是基本啥也幹不成的,而現實又要求他們必須得干一些事。
故而,大順這邊,在「火耗」問題上,能、也只能從這兩個思路中選一個。
要麼,不合法的
火耗,合法化。
要麼,解決火耗本身,也即銅銀兌換的問題。
也就是說,改變銅錢和白銀是兩種貨幣、甚至可以算是本幣和外幣的關係,而進行貨幣的統一。可以發行銅子,但銅子得是白銀的輔幣,是定額輔幣,而不是外幣兌換。
輔幣換大額貨幣,沒聽說有黑市。
而外幣兌換,必然有黑市價,朝廷規定千錢換一,朝廷規定的和市場價根本不可能一樣。
簡單的廢兩改元,那只是收鑄幣稅。
而廢兩改元的更進一步,就是銅幣輔幣化,銀本位或者金銀複本位,這是在鑄幣稅之外,解決一下小農身上重擔的一種改革。
這就好比,大順徵稅,收外幣;而百姓日常,用本幣。本幣要兌換成外幣才能交稅,最起碼,掌握着外幣的那些人,肯定是要狠狠大賺的。
就算不考慮收稅,就說去收茶葉、收鵝毛、收豬鬃、收花生、收黃豆、收棉花、收菜籽……一般來說,小農拿到手的,也是銅幣。這裏面的差額之大,以至於歷史上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理論上以白銀計價一些買辦都是平本生意,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勁,就源於銅銀兌換問題。
皇帝認為貨幣改革要改。
不管是不是真的,至少確實可以算是一種解決「火耗」的改革,理論上也算是減輕了小農的壓力。
但同樣的,皇帝的擔心也不無道理。先發地區的海量貨幣,會湧入內地,湧入缺乏白銀的內地。
為什麼大順的貨幣改革,要一直拖到現在才能改?
為什麼一定要打完一戰、要開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
因為,不拖到現在、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大順的金銀貴金屬,不足以支撐大順此時的經濟總量。
大順不是日本,沒有金山銀山。可哪怕有金山銀山的日本,新井白石改革前後,也出現了大規模的通貨緊縮。
當然,大順也不是朝鮮國,以至於憋到琢磨着取消貨幣,搞以物易物,因為自己發行不出錢,貴金屬不足,又沒有大明那種能靠出口愣生生順差到白銀貨幣化。筆趣庫
而大順的金銀,又集中在哪?
某種意義上講,封建王朝,包括滿清,徵稅打仗,也算是一種「貨幣轉移」。這場貨幣轉移,陝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經濟命脈、以至於開當鋪開到四川人怒砸陝西人的情況,和西北戰爭的關係極大。江南的白銀,通過徵稅,流入了西北,使得西北的貨幣增加,為陝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礎。
但,大順一年能收幾個稅?收的稅里,又有多少能夠轉移到內地?尤其是伴隨着改土歸流基本完成、西域戰爭徹底結束、運河修繕基本被廢,大順就算徵稅再花,這徵稅的白銀也不是往內地流動,而是流向了產糧食的東北南洋、消費養軍的京畿周圍、布匹產地的松蘇、軍械產地的渤海。
也就是說,大順曾經沒有條件搞貨幣改革。因為,貴金屬總量不足,和大順的經濟規模相差太遠。
而現在,大順有條件搞貨幣改革了,因為大順的金銀總量,比之前增加了太多。但是,增加到可以有貨幣改革的條件的這麼多的金銀,實際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發地區。甚至更明確點,大部分集中在松蘇地區。
那麼,皇帝的擔心,也就並不是杞人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