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師長范哈兒 第二百二十六節 總結

    第二百二十六節 總結

    南京保衛戰，是淞滬會戰後主力部隊遭受重大損失的困難情況下進行的，表示了中國政府抗戰的決心。

    這次南京保衛戰，就其戰略設想而言，還是非常正確的，雖然初期有很大瑕疵，但是在國民政府馬上更改決定的情況下，還是基本得以改正，不過就戰役結果而言，南京保衛戰卻並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作戰。

    到了現在，范哈兒覺得是時候好好總結一番這次南京保衛戰的時候了。

    至於目的，自然是為他接下來準備接手南京保衛戰，作一些指導思想的準備了。

    當初決定固守南京的政治因素，是因為南京是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的陵墓所在，不能不守，守的目的則在於提高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能多守一日，即民眾多加一層光榮。

    決定固守南京的軍事因素，則是為了阻止敵人迅速向我軍進逼，從而贏得時間，以掩護我前方部隊之休整和後方部隊之集中。

    事實上，歷史上的南京保衛戰，政治、軍事兩個方面的目的均未真正達到，所以說在戰役上失敗了。不過如今戰局有了新的變化，很明顯，南京保衛戰，已經成為了一面旗幟，一面將全國人民都吸引過來，進行積極抗日的旗幟。

    不論戰鬥的勝敗結果如何，只要這次南京保衛戰，能夠如何老蔣設想的再打上15日，甚至哪怕是再打上10日，也足夠保存下這面旗幟的精神，今後繼續引導國人抗戰了。

    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爭總戰略是「持久消耗戰」，其基本要求，就是在敵強我弱而敵欲迅速擊滅我軍主力的情況下，避免過早決戰。

    按照設想，我軍將會依靠自身廣闊的國土幅員和巨大的戰爭潛力，以空間換取時間，在逐次抗擊中不斷消耗敵人，同時又儘可能地保持和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以獲得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

    蔣介石曾多次闡明這一戰略的中心思想：「敵人的戰略是速戰速決，我們的戰略是以持久抗戰消耗敵人的力量，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國此次抗戰，其要旨在於始終保持我軍之戰鬥力，而儘量消耗敵人的力量，使我軍達到持久抵抗之目的」。

    從中日兩軍戰後的情況看，歷史上的南京保衛戰沒有達到儘量消耗敵人、保存自己戰鬥力的戰略要求，相反地，國家自己的軍事力量消耗過大、損失過大，更不利於持久抗戰，所以實際在戰略上反而是失敗的。

    如今南京保衛戰，很多方面仍舊照搬了歷史上南京保衛戰不正確的地方。歷史上的失敗，固然是由主、客觀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如僅就戰略角度而言，則最主要的是繼續淞滬會戰的失誤：政府統帥部在理論上已經認識到，並且在口頭上一再宣稱打持久消耗戰、打攻勢防禦戰，但主要決策將領囿於已經形成的軍事思想和慣用戰法，實際上執行的是單純防禦方針。

    而現在，很多地方依然如此，例如當日軍集中兵力進攻南京時，戰區在杭州方向有第10集團軍，在皖南地區有第23、第11、第16、第15等集團軍，最高統帥部連續下令命其一退再退，並未採取任何策應南京作戰的積極措施，而令南京衛戍軍困守圍城、孤軍奮戰。假如戰鬥一爆發，就立即組織一部兵力向日軍後方實施運動攻勢作戰，則南京的形勢必有一定程度的緩和。現在雖然在范哈兒大肆宣揚南京保衛戰的情況下，調來了大量援兵，但是這些抗日意志不堅的部隊，真正在戰場上起到的作用，卻是並不那麼明顯。

    其實，此時日軍的後方也相當空虛。以第10軍為例，當其第18師團在誓節渡、郎溪、十字鋪地區擊退中**隊第75軍、第54軍，於7日佔領宣城後，全軍3個師團、1個旅團全部在第一線，在其漫長的後方交通線上僅在石灣塘、宣城各留置半個步兵大隊，在吳興、泗安、廣德各留置1個步兵中隊。如攻擊其側背，切斷其聯繫，日軍決不會置之不顧而仍以全力進攻南京。

    再以「上海派遣軍」來說，其後方情況與第10軍基本相同，雖然留置於滬寧鐵路線上蘇、錫、常、鎮的兵力比第10軍多，共約1個師團，但仍有廣闊的活動餘地。最典型的例子，南京失守後第66軍和第83軍突圍失散，第66軍參謀處處長郭永鑣在句容九華山的墓東村收容潰散的官兵，從12月14日至30日，連續在附近廣大地區活動了17天，收容了包括第159師第475旅負傷的旅長林偉儔在內的官兵1300餘人，然後安然轉移到寧國地區，沒有遇到日軍。由此可見，即使在太湖以西地區，仍然是大有打運動戰、游擊戰的迴旋餘地的。如果說退至杭州、皖南的部隊需要整補後才能作戰，那麼防守南京的部隊不也大部是從淞滬戰場退下來急需整補的嗎?關鍵的問題是統帥部決策集團的多數將軍還沒有真正找到保證實現持久消耗戰略的有效作戰方法。

    隨着南京保衛戰的進行，范哈兒已經發現了多處問題，並且堅決向武漢的最高統帥部提出，要求立刻作出行動，以使現狀得以更改。

    現在第一大問題就是指揮紊亂、計劃不周和準備不足。

    外圍線作戰階段，就未能有效地利用吳福線和錫澄線既設國防工事，以不斷消耗敵人，並爭取時間完善南京防禦。吳福線陣地和錫澄線陣地，和蘇嘉防線一樣，是由若干各自獨立的水泥碉堡及掩蔽部組成，預定臨使用時再構築交通壕予以聯結。為保守軍事機密，碉堡大多覆有土層，作為偽裝。因而對不了解工事具體位置的人來說，很難在短時間內準確地找到整個陣地的位置。在范哈兒於最高國防會議上提出啟用國防過程後，統帥部雖然在淞滬會戰開始時，多次責成第三戰區派部隊構築各種野戰工事，將陣地連接起來，甚至由最高統帥部親自部署施工，但由於指揮體系紊亂、令出多門、互相推諉，加以部隊剛剛到達就立即又被調至淞滬前線，所以儘管多次下令、多次規定期限，直到部隊撤離上海，仍未真正完成全部施工，最終除了蘇嘉一線，全部發揮作用外，吳福線、錫澄線，基本絲毫未作停留，就被日軍攻克。

    雖然在淞滬會戰一開始就於吳福線和錫澄線部署一定兵力，一面構築、完善陣地工事，一面進行掩護淞滬戰場部隊轉移及進入陣地準備；同時也將陣地位置圖準備好，發給進入陣地部隊的軍、師長。可惜由於高級指揮將領未能駕馭全局、掌握關節，互不負責，竟毫無準備，且將打開工事門鎖的鑰匙分交各地保長掌握。

    上海以西太湖、長江間的崑山、蘇州、常州地區是典型的水網地帶，河渠縱橫，密如蛛網，到處形成障礙。中**隊開始從蘇嘉線開始後撤時，由於戰區統帥部下決心較遲、命令下達費時又過多，加以命令中又未明示各部隊之撤退道路及開始時間，以致各部隊同時擁擠於幾條公路上行進。

    特別是機關、兵站、炮兵等使用的大批車輛也和步兵同時同路撤退，造成道路阻塞、秩序混亂。日軍航空兵又頻繁地對公路進行轟炸、掃射，部隊主要靠夜間行動，這就越發增加了秩序的混亂，遲滯了轉進的速度。許多單位自由行動，失去掌握，以致有些高級指揮官無兵指揮。

    第三戰區下達的向吳福線陣地撤退的命令雖然相當具體，但僅對已經提前撤走的右翼作戰軍規定了轉進道路，對左翼作戰軍仍未規定轉進道路，也未規定各集團軍行動的先後順序及時間。而且實際上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許多部隊未接到命令；有的雖然接到了命令，但已時過境遷，已經無法嚴格、準確地按照命令行動。

    撤退的各部隊急於迅速脫離敵人，在進入宿營地及到達新陣地時均未派人預先進行偵察、區分，也未指定集結場所，全部停止於公路兩側等待；而在吳福線和錫澄線陣地上既找不到嚮導，也拿不到地圖，甚至根本找不到陣地所在，而實際陣地縱深僅1000米；即使找到了陣地，由於掌握鑰匙的保長多已逃走，倉促間也進不了工事。在這種情況下部隊無法迅速部署、組織防禦。

    日軍除進行跟蹤追擊外，還經常以機械化部隊實施超越追擊；經過混亂撤退的部隊，士氣已遠非淞滬戰場戰鬥時可比，對翼側威脅過于敏感，惟恐被圍遭殲，日軍突破一點，全線即呈動搖之勢，所以準備了兩三年的外圍線防禦陣地，實際沒有起到多少的遲滯和消耗敵人作用。

    第二，在防禦戰鬥的組織、指揮上，既未形成全縱深抗擊的部署，又缺乏快速應變的準備和能力，是南京保衛戰不利的主要原因。

    不論是從總的戰略形勢看，還是從攻守雙方兵力、士氣、裝備等戰鬥力因素的對比看，南京戰鬥失利並不意外。但失利過早，讓日軍進展如此之快，卻主要是指揮失當造成的。

    南京衛戍軍打的是陣地防禦戰。按照陣地防禦戰的一般原則，正確地選擇及形成主要防禦方向和防禦重點，以建成穩定性強的防禦體系，是防禦戰鬥組織、指揮者的首要任務。

    但從衛戍司令部的防禦組織及戰役指導看，國防委員會和唐生智等人，顯然沒有做到。而唯一對此有發言權的范哈兒，卻也並不是精通這方面的人才，所以這些失誤，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初期守城部隊並不多，但就兵力部署而言，從大勝關至龍潭大約50公里的弧形外圍主陣地帶上，按照衛戍司令部防禦命令的規定，左翼第74軍和中央第66軍各為20公里，右翼第83軍10餘公里，一線部隊防守正面，每師約10公里，基本上是沿正面一線式平均配置的。

    這樣一來，在戰役初期，日軍全力重點進攻下，外圍陣地幾乎就像一層薄膜一樣，一觸即破。即便范哈兒在南京戰役開始後不久，就擴大宣傳此次保衛戰，但初期戰役的失利，卻是已經讓外圍陣地全面失守，而且守衛部隊也傷亡慘重，整體實力大降。對後期的戰役進行，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

    此外，就陣地編成而言，原來設計的就是以步兵營、連為單位，由第一陣地和預備陣地編成的一線式淺縱深陣地，其最大縱深(營陣地縱深)不過1000米左右。在主要防禦地段上沒有加強縱深以形成重點，在與復廓陣地之間約10公里的縱深地幅內，基本上也沒有其他工事設施，整個防禦陣地都不具備應有的彈性，不僅難以抗擊攻者的連續衝擊力量，而且當攻者一旦突破陣地時，就再也沒有可供依託的陣地用以繼續進行抗擊或實施反突擊。

    戰場情況瞬息萬變，為了保持防禦的穩定性，要求防禦一方必須具有快速應變能力：能迅速封閉突破口，能將深入之敵消滅於立足未穩之際，能及時填補敵人造成的陣地裂口，並能在敵人改變主攻方向時快速變更部署，組成新的防禦方向等等。

    而達到要求的關鍵，則是掌握強有力的預備隊。其編組原則，要有足夠的兵力、火力，並配屬一定數量的裝甲兵和炮兵，能獨立執行阻擊或反衝擊等各項戰術任務，同時還要有快速機動的能力。

    掌握了這樣一支預備隊，才能使整個防禦體系保持彈性和後勁，當防禦態勢發生變化時，能迅速、及時地恢復原防禦態勢或增強前沿的力量。

    這一點，范哈兒卻是干涉成功，並且早早就和老蔣談妥了條件，建立起這樣一支預備隊，由憲兵部隊和戰車部隊組成的預備隊，所有分隊都分配了防守陣地的任務。因而，在情況發生突然變化時，可以採取及時、有效的措施，進行陣地支援，不用採取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倉促拼湊兵力應付了。

    如2月6日，日軍第16師團前鋒部隊的一部分兵力於中午前後由伏牛山北側突入第68軍側後方的孟塘、太湖山一帶，衛戍司令部於14時急令防守城北的第36師抽調1個團至麒麟門附近警戒待命，當夜又令12月5日剛到龍潭、棲霞山各1個團的第2軍團第41師和擔任伏牛山、湯山防禦的第66軍各抽調一部兵力，與第36師的1個團共同組織反衝擊。等到第36師的補充第2團(新兵)從北固山到達麒麟門作好一切準備時已是7日上午。此時日軍主力已投入戰鬥，第66軍湯山陣地遭到猛烈攻擊，陷於苦戰；第41師龍潭陣地的1個團也受到日軍第16師團右翼掩護部隊的進攻，均已無力抽調兵力。就在此時，由范哈兒調製的戰車和憲兵部隊組成的預備隊，立刻趕赴支援，和第36師的1個補充團一起，完成消滅突入之敵的任務。

    又如2月9日拂曉，日軍第9師因前鋒部隊一部兵力在擊退防守紅毛山陣地的教導總隊第1旅的1個營後猛攻光華門，這時衛戍司令部感到情況緊急，但倉促間難以從其他陣地抽調兵力，只得令憲兵教導第2團和戰車部隊派兵增援。該團分守上新河及清涼山兩地，臨時僅以團預備隊——第9連的1個加強排乘6輛江南汽車公司的公共汽車往援。由於日軍主力當時正在調整部署、作總攻城垣的最後準備，才由剛撤回的第87師後續部隊實施反衝擊，暫時穩定了光華門的態勢。

    其實，根據一般軍事原則，指揮機構制定的作戰指導計劃必須具有彈性，防止用一種計劃去應付多變的情況：要在對情況作出科學預測的基礎上以一案為主，作多手準備，特別是要從最困難的情況出發，制訂出若干處理方案。但從衛戍司令部的計劃和參加制訂人員，全戰役過程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處於被動狀態，防守部隊本身也大多如此。

    正是在上述情況下，防禦陣地僅一點突破，即導致全線瓦解。最高統帥部曾估計僅南京城垣至少亦可「固守兩周以上」，但實際上卻只堅持了幾天。直到畢竟南京城牆，被迫進行你死我活的陣地戰時，這一情況才得以改變。

    第三，戰略與戰役指導背離戰略方針及戰役實際，致使作戰指揮在關節問題上犯了錯誤。

    國民政府統帥部的戰略總方針是持久消耗戰，中心思想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即「避免與敵決戰」，「逐次抵抗，逐次退卻」，「逐次消耗優勢的敵軍」，在我則「始終保持我軍之戰鬥力」，以「掩護我們後方的準備工作，確立長期抗戰的基礎」。

    其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主要關節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敵人和儘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耗敵人，主要是戰鬥組織方面的問題；保存自己力量，則主要是轉進，或者說是撤退組織方面的問題。

    國民政府最高統帥的老蔣，看起來英明神武，實際也始終處於戰略方針與戰略企圖的矛盾之中。會戰之前力排眾議，作出了短期固守的決策，並從主觀願望出發，預期防守1月至2月。當得知日軍正在包圍南京、守軍有被圍殲的危險時，從保存力量出發，立即下令撤退，但又不肯明確指示撤退。開始時僅讓顧祝同口頭轉告，不得不直接下令時，又含糊其詞，說「如情勢不能持久時，可相機撤退」；電報發出後，次日又因為范哈兒的南京保衛戰宣傳運動，又有動搖，再以信函形式要求衛戍司令及副司令「仍以持久堅守為要」，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統帥的決心猶豫、徘徊於撤與守之間，不可能不對部隊產生影響，至少在唐生智那兒，已經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

    自從那份堅守15天的通電抵達南京後，唐生智這個城防司令，甚至就感覺自己是真的被武漢和老蔣拋棄了，只能與南京共存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