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師長范哈兒 第三百五十九節 對日決議

    第三百五十九節 對日決議

    為擴大自身的影響，1941年5月自由法國派遣愛司加拉上校前來中國，與重慶國民政府接觸和西南聯盟，希望兩者能承認自由法國。

    范哈兒對此毫無問題，他本來就和維希法國沒有正式的關係，在親自飛到重慶接見了這位法國上校後，就正式宣佈允許自由法國在重慶設立代表機構，兩者之間也立刻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聯絡機構。

    隨後，基於對自由法國抵抗運動的同情和支持以及法國維希政府對重慶政府採取不友好政策，1942年1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與自由法國駐中國代表愛司加拉上校以秘密換文方式就中國與自由法國之間的關係達成諒解，中國以國民黨名義承認1941年9月在倫敦成立的自由法國的領導機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自由法國則同意在戰爭結束後考慮放棄法國在華特權問題。

    1月22日，愛司加拉在致吳鐵城的密函中首次以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名義就廢約問題表態，聲明：

    「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注意到了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在1940年7月18日和1941年6月11日在下院所作的聲明，它們都表示英國政府準備在遠東恢復和平時，與中國政府商談取消治外法權、交還租界並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修改以前所訂的條約。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亦注意到美國政府所作的類似的聲明。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保證一旦和平恢復，中法兩國政府得以處理英美聲明所提出的問題時，就立即以與英美同樣的精神來研究它們」。

    毫無疑問，自由法國之所以在廢約問題上採取謹慎態度，等待英美之後解決中法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這除了當時自由法國還沒有被國際社會承認為法國的合法政府這一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自由法國並不願輕易放棄在華權益。

    在自由法國內部討論廢約問題時，其外交專員馬斯格里就明確表示：在法國目前還沒有能代表全國機構的情況下，民族委員會應維持法國的權益不變，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將會影響我們同胞的利益，因此，我們目前必須儘量避免在廢除中法不平等條約問題上更明確地表示我們的態度。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戴高樂領導的民族委員會很快意識到隨着德國、蘇聯、日本、意大利、英、美等國家相繼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法國也將不可避免地要面臨這個問題，並且，如果法國最後一個表態的話，這將對法國的利益和外交極為不利，恐怕到他們必須放棄特權時再沒有任何的價值，更談不上讓中國人感謝，到那時中國可能要求法國作更大的犧牲。

    為了扭轉在這個問題上的被動局面，戴高樂領導的民族委員會改變此前的謹慎態度，在蔣介石重慶國民政府尚無意承認自由法國為法國的合法政府的情況下，決定就廢約問題主動與重慶政府舉行談判，試圖通過廢約談判達到以下兩個目標：

    第一通過放棄法國在華治外法權換回中國對法國重返印度支那的支持和對越南領土完整的承認；第二通過廢約談判促使重慶國民政府與維希政府斷交，轉而承認自由法國為法國的合法政府。

    1943年4月，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即派遣顧亞發作為法蘭西民族委員會駐中國代表前來重慶。

    顧氏來華的使命之一就是與重慶國民政府談判有關法國放棄在華特權問題，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外交專員馬斯格里在給顧亞發的訓令中明確指出：

    「您可以重新提出民族委員會已經向國民黨所作的原則保證，並且您讓中國政府意識到，一旦中國政府承認我們，那麼我們就可以在英美已接受的基礎上進行談判。您必須努力將放棄我們在華的治外法權與中國對法蘭西帝國的完整（如同1940年6月停戰以前的法國）的承認結合起來。」

    換言之，就是要把廢約問題與中國對自由法國的正式承認和恢復戰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聯繫起來。

    作為此時越南戰區的盟軍司令，范哈兒也派了特別代表參與這次與自由法國政府代表的談判。

    只是范哈兒早就將東南亞看成是中國的後花園，對於越南，當然也是志在必得的。

    所以范哈兒的談判代表，在接觸的過程堅決反對將原來的法屬印度支那重歸法國名下，僅願意就承認自由法國為合法法國代表一事，進行政治交換。

    1943年6月3日，在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促成下，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與吉羅德將軍領導的北非法國抵抗組織實行聯合，在阿爾及爾宣告成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宣佈民族解放委員會為「法國的中央政權機關」，其任務是與全體法國人一道，繼續與盟國密切合作，為解放法國的全部領土和盟國的領土而共同奮鬥，使法國重新恢復自由、偉大和在強大盟國中的傳統地位」。

    6月11日，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即命令其駐華代表顧亞發致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通知中國政府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業於六月三日成立，呈送該會宣言一份，說明此後該會即代表法國中央權力機構，請吳轉達蔣介石、中國國民黨及中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為一有力擔荷法蘭西作戰努力之組織，同盟國之合作者及保護法國權益唯一之受託人」。

    然而，戴高樂領導的民族解放委員會為維護法國在遠東的利益，對8月1日重慶國民政府發表的與維希政府斷交、單方面宣佈廢除中法間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聲明，並沒有表示歡迎，反而持反對態度。

    他們認為維希政府依照協定將租界移交汪偽組織系法國非法政府的行為，應屬無效；依照國際法，國際條約不能由締約一方單方面宣佈取消，因此在此之前，法國仍享有條約規定的各種權利。

    民族解放委員會在致重慶國民政府的抗議照會中明確表示：

    「雖然我們希望逐步修改中法間的條約，但是不能接受中國基於維希政府的法令而單方面宣佈條約無效，我們認為維希是非法的。」

    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代表顧亞發也為此專門約見重慶國民政府外交次長，轉達法方立場，強調民族解放委員會不承認法國政府過去批准的條約無效，將保留法國的（所有）權利。

    民族解放委員會仍希望通過談判修改中法間的不平等條約，8月19日，法解放委員會在阿爾及爾通過決議，聲明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一經中國政府承認，即考慮修改過去法國在中國保存的特權。

    8月26日，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合法性部分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是日，盟國在魁北克會議上作出一個重大的外交決策，部分承認戴高樂-吉羅德領導的民族解放委員會為法國的合法政府，聲明表示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能夠保護法國的利益，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願意繼續與盟軍一起戰鬥與合作；但聲明同時指出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承認並不等於承認它為法國或法蘭西帝國政府，法國人民在戰後將自由選擇其政府和官員。

    這當然是范哈兒在暗中運作的結果，此時他這位東南亞戰區的盟軍最高司令官，對於東南亞事務有很大的發言權，以至於能夠影響到盟國高層。法國的民族解放委員會堅決不同意廢約，甚至還想將馬上就要落入雷太鵬之手的越南，也再次白白奪走，他當然不會支持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法國。

    只是由於這個組織本來就是在英美聯合組織下成立，代表了兩國的利益，在丘大胖子的堅持下，他范哈兒但憑一己之力，也不可能完全否認這個組織，所以最後才讓魁北克會議，只是部分承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罷了。

    不過老蔣的國民政府，對於越南不越南的，卻是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們此時最主要關注的，還是國內的不平等條約廢除問題，反正民族解放委員會已經私下透露願意廢約，所以根據魁北克會議精神，8月27日重慶國民政府也發表類似的聲明，稱：

    「中國政府鑑於中法兩國人民之傳統友誼，且深願法國早日獲得解放，對於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之成立，表示歡迎。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表示決心繼續與各盟國密切合作，共同作戰，直至完全克服一切敵人為止，中國政府甚為欣慰。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希望承認其為具有管理及保衛法國權益資格之團體，中國政府予以同情，惟對於該委員會此項希望之可能實現程度，仍須視每一事件之發生，保留分別加以考慮之權。在上列諒解之下，中國政府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有權管理歸附該委員會之法國領土。此宣言不得認為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為法國政府或法蘭西帝國政府。中國政府確信法國人民日後必能自由組織其政府」。

    該聲明由中國駐倫敦大使遞交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駐倫敦代表，在重慶國民政府做出這一聲明之後，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也進一步表達了儘快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的願望，其駐華代表顧亞發於9月5日在對昆明報界作關於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對華政策的書面談話時指出：

    「解放委員會之被承認，將使治外法權與『不平等』條約問題得以提出修正，一九四二年初，倫敦民族委員會曾對中國正當要求表示同情，並宣稱準備以美英同樣精神考慮此問題。繼承法蘭西民主與自由偉大傳統之解放委員會，最近亦作同樣表示。關於此問題之研討，由於中法兩國並無任何利益衝突存在其間，自易進行。法國之目的，僅在恢復其在世界上原有之地位，對任何國家並無任何帝國主義陰謀。」

    自由法國在廢約問題上的態度與維希政府追隨日本不同，它主要受英美等國對中國廢約態度的影響，但同時自由法國與維希政府以及英美等國一樣，也不願輕易放棄在華特權，並將廢約問題與爭取重慶國民政府對它的承認以及法國重返印度支那聯繫在一起，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在遠東的利益。

    然而，在西方主要國家與中國政府簽訂平等新約之後，以及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法國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上實際上並不佔主動地位，已沒有太多的與中國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

    1943年底，中美英首腦舉行的這次有史以來第一次最高級會晤，最終發表了影響深遠的「開羅宣言」。

    當中國作為此時四個主要同盟國之一的身份參加開羅會議的時候，作為曾經列強之一的法國，卻還是連一個正式的政府代表都無法派出。

    所以當開羅會議進行了幾天，老蔣再次明確表態願意以承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為法國政府代表，要求法國廢除之前和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時，自由法國此時的權力機構民族解放委員會，終於決定妥協。

    關於越南問題，受美國態度的影響，1943年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主張將戰後越南置於國際託管之下，這一主張得到斯大林和蔣介石的支持。可惜英國由於與法國同樣在遠東享有巨大利益，堅決反對羅斯福的主張。大會最後決定越南問題的解決是「戰後的事」。

    中法之間關於越南的協議，自然也就順帶的拖延了。

    總的來說，開羅會議中，中國還是最大的勝利者和收益一方。

    會議決定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在太平洋所獲得的各島全部予以剝奪，日本從中國所侵佔的領土包括滿洲及遼東半島（旅大）、台灣及澎湖島全部歸還中國，並恢復朝鮮的獨立。蔣介石對此十分滿意，這幾乎是一份完整的對日決議。

    尚未對日參戰的蘇聯，當時對開羅會議頗為注意，但並未參加。蘇鑑於與日本有《中立條約》關係，表面上為避免刺激日本特別小心翼翼，但事後證明蘇聯早已決定了在對日戰後期參戰的秘密計劃，以便在東亞方面取日本而代之。以後，由於蘇聯參加了波茨坦宣言，也追認加入開羅宣言。

    羅斯福及丘吉爾與蔣介石會談後，離開開羅，前往德黑蘭與斯大林會見。

    越南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到是讓此時正佔領越南的日本稍微鬆了一口氣。

    他們此時的困境已經非常明顯，可再經不起一次全面同盟作戰了，內部關於是戰是和，其實還是有各種爭論和實際行動的。

    一九四三年夏季，意大利已經戰敗，問題僅是日、德兩國之間的事情。日本的重光葵甚至開始幻想和美國休戰和平，恢復到戰前狀態，只是那顯然太過天真了。

    和平的第一步驟應是使德國同意，目前仍與蘇聯保持正常關係的日本，與蘇聯之間首先繼續保持和平。史達瑪大使雖對此不表示反對，但是德國政府不但不採納日本方面的意見，並且反對日蘇進行談判。希特拉對日本駐柏林的大島大使表示，德國最後必勝。由此可知，他最初就抱定除非獲勝，否則寧願自殺的決心。因此，與德國共謀與同盟國和平的事，很顯然是不可能的了。假使日本想和平，必須等待德國崩潰、希特拉自殺之後才能進行，那時日本才不受不單獨媾和條約的約束。

    等到一九四三年底開羅會議，蔣介石亦參加，中、美、英三國在會上發表聲明，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卡薩布蘭加會議）的原則加以再度確認，並表示決心必將日本領土恢復到日清戰爭以前的狀態。

    這樣一來，日本的重光和平計劃，幾乎等於是完全被封死了。

    當時日本軍部所操縱的內閣，除非到最後的場合，也決不是協議終戰問題的適當機構。和平運動若被軍部獲悉，萬事不可能成功，當時日本憲兵對敗戰主義者的鎮壓是絕不留情的。結果，除必須等待時機來臨，用日本天皇的絕對命令（當時重光葵用「鶴的一鳴」暗指此命令）實行終戰以外，別無良策。這個時機必須是戰爭大勢已定，而德國已經崩潰，日本解除三國同盟，這時候日本國民才比較容易接受。

    一九四三年後半期，軸心國的戰勢更陷於不利的狀態，太平洋方面的日軍作戰到處失利。在北面的阿留申群島，在阿圖島作戰的山崎部隊全部陣亡。以此為開端，南面瓜達爾卡納爾等島的部隊也相繼遇難。靠近新幾內亞東端的新不列顛島的作戰要衝阿德默勒爾蒂灣也是經過苦戰之後才奪回來。海上及空中的後方聯絡，由於美國空軍及潛艇的優勢活動也日趨困難。日本艦艇及空軍損失非常大。

    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海軍不得不一再地縮小戰線，變更大本營的作戰方針，最後決定從小笠原群島到馬紹爾，加羅林島，北部到新幾內亞為日本的防禦線，擬定了日本必須絕對死守這條戰線的方案。

    由於戰爭形勢不樂觀，所以關於結束戰爭的方法儘管不斷地討論也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

    正當盟國對日態度達成一致的時候，日本內部卻還是意見不一，在這樣明顯的情況下，雙方之戰最終結果其實已經可以初步判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