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吹 第五百九十章 瘋狂的香水九

    梁師成是宮裏的大官，誰敢到宮裏去看貨啊？

    而且只有梁師成才能給客戶保證，因為只有宮裏才有御花園，才能在寒冷的冬天也有各種鮮花，才能源源不斷地保證鮮花供應！

    最重要的一點是梁師成的信用很好，只要梁師成收錢，不管是什麼事，梁師成都能擺平，童叟無欺，妥妥的金字招牌！有着無數的成功案例！

    包定怕梁師成貪婪成性，借着這個差事從中牟取私利，影響到買賣的聲譽，特意點撥了一下樑師成，大官只要按照包某說的做，出了什麼事自然有包某一力承擔，若是暗中做手腳，影響了買賣，後果就不用包某說了吧！

    梁師成很清楚，若是錯在自己這裏，那麼自己就要面對來自皇帝、克星、還有其他股東的怒火了，屆時根本就沒人能救得了自己。

    張安安在一旁看包定安排得井井有條也是十分欣慰，終於有個得力幹將幫自己賺錢了，想着也不能讓梁師成白忙活啊，當即指示包定從香水的利潤裏面拿出一部分，作為小梁子的辛苦費，還語重心長地告誡梁師成，以後那些昧着良心的錢就不要賺了，因果太大，沒有好處的，跟着自己賺點光明正大的錢不好嗎？

    張安安說着就想到了一條財路，簡直就是為梁師成量身定做的，於是說道：「本公子這裏有條財路，有沒有興趣啊？」

    有錢賺，梁師成當然是感興趣了。

    梁師成，宮裏最有權勢的大官，據說乃是大文豪蘇東坡之子！

    蘇東坡有個習慣，喜歡將小妾送予友人來表達彼此之間深厚的友情，這在大宋實屬平常之事，權貴之間互贈小妾乃是友誼的象徵。

    梁師成的生母以前乃東京當紅頭牌，仰慕蘇學士的文采，自願入府甘為小妾，可惜被蘇學士的一個梁姓友人看中了，蘇學士有着豁達的成人之美，也不管小妾當時已經有了身孕，就這麼為了友誼，將梁師成的生母送人了，梁師成在娘肚子裏就這麼被一起轉送了。

    梁師成在梁府出生後，自然被冠以了梁姓，但是梁府誰都知道梁師成的這個梁與老爺根本就沒有半毛錢的關係，在古代，妾生子的地位比起那些受寵的奴僕都不如，更何況梁師成還是個野種，因此梁師成的童年是很悲慘的。

    元豐二年（1079年），烏台詩案的發生則徹底改變了梁師成的命運！

    時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牽連出大量蘇軾詩文為證。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台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台為「烏台」，亦稱「柏台」。「烏台詩案」由此得名。

    烏台詩案——北宋時期着名的文字獄！始作俑者是那個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不通曉，在中國歷史上，自漢有張衡後，第二個正史有傳的科學家--沈括！

    沈括在眾多學科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和卓越的成就，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夢溪筆談》，內容豐富，集前代科學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在人品方面嘛，就有點問題了。

    熙寧之初，王安石變法，沈括也曾參與過三司條例司的工作。當時，王安石權勢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擁護新法，安石初亦相當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將行時，神宗有意委任沈括專主其事，而安石對曰：「沈括壬（小）人，不可親近。」

    熙寧六年（1073），沈括先是入館閣，為集賢校理，奉詔詳定三司令敕，繼復被派為兩浙路察訪使，口銜天憲，出為欽差大臣了。

    沈括到了杭州，與蘇軾交往論舊，非常熱絡。將去，要求蘇軾手錄近作詩一通，留為紀念，這也是朋友間的常事，蘇軾也不疑有他，就寫了送他。

    沈括心裏非常嫉妒蘇軾，而他又知道王安石甚惡蘇軾，所以回京後，除了極口讚揚青苗、助役諸法，絕無不便於民之外，隨即將蘇軾的近詩，逐首加以箋注，附在察訪報告裏，簽貼進呈，告他「詞皆訕懟」。

    當時新黨佔據了全面上風，無人對此窮追猛打，蘇軾也因此逃過了一劫！

    蘇軾的政治敏感度還是太低，不但沒有警覺，還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御覽了。

    但是到了元豐二年（1079年），專政十餘年的王安石已經黯然離京，呂惠卿陰謀敗露，一時決難再起；皇帝以吳充為相，不過地位中立；王珪是個鄉愿式的老官僚，雖然竭誠擁護新政，依附王安石，但其政治上的聲望地位，實不足以領導群倫，能力上也不太能夠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

    另一方面，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時雨，是婦孺皆知的司馬光。

    萬一有一天，神宗皇帝覺得無人能為國家做事，念頭一轉，真讓司馬光復出的話，這批由王安石選拔出來的「新進」，連現有的祿位都不保了，還有什麼政治前途可言？

    但是司馬光遠居洛陽，閉戶着書，絕口不談國事，讓新黨無從下口；而王安石公開指責過蘇軾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後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譏訕朝政」的老藥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殺雞儆猴。於是，倒霉的蘇軾，禍從天降，就做了新舊黨爭的「代罪羔羊」。

    元豐二年（1079年）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於四月二十日到任，進《湖州謝上表》，其中寫到：「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新進」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開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自己不與當朝新貴合作的態度，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生事」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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