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雲隱錄 第一百九十七章 五均六筦

    王莽改革大潮中，百姓與豪族間的隱性情緒悄然滋生，然而這位大聖人卻未能在短時間內洞悉。

    王莽沉浸在民間反響熱烈的假象中，劉歆等人也因此大受鼓舞。

    他們認為，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經順利啟動，那麼下一步的經濟和金融改制便指日可待。

    在儒家的話語體系中，「本末」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經濟金融概念。

    其中，「本」指的是農業，而「末」則涵蓋工商業和手工業。

    儒家學者堅信，天下貧富不均、荒年戰爭導致的饑荒，

    除了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觀因素外，人們因短視，捨本逐末的主觀選擇也是罪魁禍首。

    漢朝，作為一個鋪張揚厲的時代，對高官厚祿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已成為其獨特的時代印記。

    然而，這種風貌卻令儒家學者憂心忡忡。

    他們認為，新朝肩負着解決資本肆虐下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問題的重任。

    為了治理貧富分化，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重農抑商、損有餘而補不足、管制貨幣以節制貨物流通、削弱易發財的經濟部門。

    這一邏輯鏈條在儒家的思辨中逐步展開。

    隨着這一思潮的涌動，始建國二年，劉歆正式向王莽上奏，闡述了他的觀點。

    他引用周朝的泉府制度為例，指出周朝設有專門管理貨幣的部門，負責平價購銷貨物，以維護市場秩序和公平正義。

    這正是《周易》所倡導的理財之道，即儒家理財應以道義為先，而非單純追求利益。

    劉歆等人藉此表達了一個明確的意圖：

    「儘快啟動財政、金融、稅務以及經濟方面的全面改制，以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在劉歆的奏疏被呈上之後，接下來的幾年，甚至直至新朝末年，

    王莽以雷厲風行、持之以恆的態度，一道道下達了改制的詔令。

    這些改制的措施被統稱為「六筦」。

    「筦」，即「管」；而「六筦」，則指的是六種針對財金、稅務、經濟方面的管制措施。

    其目的在於遵循儒家的理念，抑制貧富分化，實現人與人之間的財富平等。

    具體來說，這「六筦」包括：

    第一、酒的專賣。

    第二、鹽的專賣。

    第三、鐵的專賣。

    這三種措施相對容易理解，即由朝廷官方負責經營酒、鹽、鐵的銷售。

    鑑於這些商品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利潤豐厚。

    通過實施國家專賣，朝廷能夠獲取大量的財政收入。

    儒家雖然一貫看不起商人逐利，但劉歆卻巧妙的提出「理財」二字。

    儒家並不反對理財本身，而是反對以追求利益為唯一目標的逐利嘴臉。

    他們強調倫理道德的重要性遠超過賺錢。

    《大學》中的名言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正是體現了這一思想。

    因此，在劉歆和王莽看來，新朝的鹽鐵專賣與漢家的鹽鐵專賣雖然形式相似，但性質截然不同。

    前者的目的在於抑制通過經營鹽鐵酒而暴富的商人，而後者則是為了斂財以供戰爭和奢靡之需。

    第四、名山大澤產生的所得稅。

    這一措施針對的是那些靠近山水等自然資源豐富地區的人們。

    他們無需專注於耕種，便可通過採集山珍、捕撈海味等方式維持生計並獲利。

    在王莽看來，這些自然資源是國家的寶藏，而這些人未經耕種便能獲利是不公平的，也是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之一。

    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管制並徵收「個人所得稅」。

    後來這一徵稅措施逐漸擴展到幾乎所有的工商業部門。

    無論是打獵、捕魚、採摘山珍、從事養殖和蠶桑種植，

    還是進行紡織、行醫、占卜風水等活動，無論是行商還是坐商，

    都需要從利潤中繳納10%的個人所得稅或營業稅。

    王莽之所以連這些普通的商業活動也要徵稅，是他認為這些活動雖然利潤微薄，但歸根結底都屬於末業。

    更是美其名曰，通過這種方式來引導百姓回歸農業耕種這一本業

    第五、五均賒貸

    所謂五均，實際上是王莽為了平衡物價而採取的一項政策。

    他精心選擇了長安、洛陽、臨淄、宛、成都和邯鄲，

    這六座全國商業和物流最為繁榮的「一線城市」作為實施物價管制的樞紐。

    這些城市因其地理位置和經濟地位而得名。

    洛陽位於中心，而臨淄、成都、宛城和邯鄲則分別坐落於帝國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

    與長安一同構成了五均的佈局。

    這六大都市無一不是繁華熱鬧、商品豐富的經濟重鎮。

    市場上，西蜀的精美工藝品、

    嶺南的博山爐、草原的胡笳樂器以及東越的珍稀玳瑁等商品琳琅滿目，

    更不必說那些普遍可見的絲綢、漆器和銅鏡了。

    然而，正是這種商品經濟的繁榮和供求關係的變化，導致了價格的波動，也為投機行為提供了空間。

    但儒家思想對於投機行為並不贊同。

    因此，王莽對這些城市的市場管理者進行了改革，將原先的「市長」職位更名為「五均司市師」。

    這一新職位不僅保留了原有的市場管理職能，還增加了平衡物價的職責。

    同時，配備了五名「交易丞」和一名「錢府丞」作為助手。

    「交易丞」的職責是具體管理市場交易，確保物價的穩定。

    而「錢府丞」則負責管理「賒貸」，即國營貸款業務。

    根據政策設計，「五均司市師」需要在每個季度的中旬，

    即二月、五月、八月和十一月，對物價進行一次全面的審定。

    他們將商品按照質量劃分為三個檔次，並根據當地的供需關係來確定價格。

    特別是對於五穀、布帛等生活必需品，如果供大於求導致商品滯銷，

    「交易丞」就會以保護價進行收購，確保老百姓不會因此虧損。

    而當商品供不應求、價格上漲超過官方定價時，「交易丞」則會將之前收購的商品以平價銷售，從而穩定市場價格。

    如果市場供應充足且價格低於官方定價，則允許市民自由購買，以此防止商人囤積居奇、操控市場。

    然而，儘管這一制度在設計上看似合理，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往往事與願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