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王莽心中還藏着一些僥倖心理。
在他看來,那些所謂的赤眉軍、綠林軍,不過是一群被飢餓逼得走投無路的農民罷了。
他們的目的單純而又樸素,無非就是為了能夠填飽肚子,根本沒有什麼過分的政治訴求。
王莽對於各地呈報上來的封事都進行了仔細的研究,他發現這些反叛的農民軍時聚時散,如同無根的浮萍一般。
他們大多在青黃不接、糧食短缺的時候起兵,蜂擁而起去搶奪那些富戶大戶的糧食。
而到了農忙時節,他們又都顧着地里的莊稼,紛紛解散回家收麥子去了。
這種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的行為,在王莽看來簡直就是一群烏合之眾。
再說他們的軍事戰力,更是讓王莽不屑一顧。
這些成千上萬的隊伍,竟然連最基本的文告、官號、旗幟、徽章都沒有,簡直就是一群散兵游勇。
據說他們的最高首領在費盡心思想了半天之後,才給自己封了個「巨人」的號。
而其他人的稱號更是讓人啼笑皆非,什麼「三老」、「從事」、「祭酒」,一聽就知道是典型的小農意識在作祟。
王莽心中暗想,就憑他們這點野心和見識,諒他們也成不了什麼大事!
因此,在王莽看來,眼下的當務之急還是匈奴問題。
在始建國天鳳五年(公元18年)
隨着烏累單于的逝世,其弟呼都單于繼承大位,這標誌着匈奴與新朝之間的關係迎來了新的轉機。
呼都單于為了展現其友好態度,特別派遣了兩名使者前往長安,以傳遞和平的訊息。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使者並非普通的匈奴人。
而是與王昭君有着深厚淵源的外孫須卜當夫婦的長子奢,
以及王昭君次女當於居次的兒子。
他們的到來,無疑為匈奴與新朝之間的和平締結增添了一抹濃厚的親情色彩。
然而,儘管使者們帶來了呼都單于的善意,但王莽卻並未立刻給予積極回應。
他認為烏累單于曾反覆無常,因此也對呼都單于的信任持保留態度。
在王莽看來,要想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戰爭才是最終手段,而且單于的位置必須由自己人來坐。
為了推進這一戰略構想,王莽召集廷議,向群臣闡述了自己的計劃:
「在匈奴貴族中,唯有須卜當一人真心歸附中原。
因此,新朝應該將須卜當迎至長安,扶植他為新的單于。
隨後,大軍揮師北上,攻破呼都單于的勢力,再輔佐須卜當登上單于寶座,從而確保邊境的永久安寧。」
然而,這一計劃卻遭到了大司馬嚴尤的反對。
嚴尤認為,須卜當在匈奴內部地位顯赫,掌控着匈奴右部的實權。
他治下的領土從未侵擾過新朝的邊境,甚至還時常為中原傳遞匈奴內部的情報,堪稱中原安插在匈奴內部的高級間諜。
若將須卜當安置在長安,無疑會剝奪他在匈奴的影響力,使他變得與普通胡人無異。
從長遠利益出發,維持現狀才是更為穩妥的選擇。
但王莽卻並未採納他的意見。
還是按照自己的計劃行事,以奢的名義邀請須卜當夫婦來到邊境會面。
新朝派出的說客是王歙,一位與王昭君家族有着深厚關係的官員。
王歙和奢共同說服了須卜當夫婦,使他們同意前往長安。
面對這一重大政治抉擇,須卜當夫婦也曾有過激烈的內心掙扎和分歧,
甚至他們的次子也因此選擇返回匈奴,拒絕隨同前往長安。
但最終,出於對中原的深厚情感和對未來的憧憬,須卜當夫婦還是決定跟隨王歙和兒子奢踏上前往長安的旅程。
然而,他們卻再也沒能踏上歸途,回到那片熟悉的草原。
王莽迅速冊封須卜當為須卜單于,奢為後安公爵,並給予他們極高的尊榮和寵信。
後來,須卜當離世,奢繼承了他的單于之位,更受王莽的器重。
甚至,奢還迎娶了王莽的私生女,進一步鞏固了雙方的關係。
王莽在扶植了自己的單于之後,準備揮師北上,一舉平定匈奴。
他指派了嚴尤與廉丹這兩位聲名顯赫的將領出征,號稱「二征將軍」。
廉丹剛剛從西南邊境的戰場上歸來,雖然曾在那裏取得過一些勝利,但最終還是未能徹底平息益州的叛亂。
整個西南邊境的局勢已然糜爛不堪,與北部和西部的邊境狀況同樣令人堪憂。
嚴尤和廉丹的出兵計劃原本需要整個北方戰線的全面協同,
但這場曠日持久的奇怪戰爭已經拖了近十年,使得戰線的調度變得異常複雜。
不是軍隊準備不足,就是糧草匱乏,種種問題層出不窮。
王莽為了保障前線供應,下令全國各郡繳納百萬谷帛,然而軍事行動卻依舊遲遲未能啟動。
在這延宕之際,內地的叛亂也如火如荼地展開。
關東的流民自號赤眉,開始四處攻城掠地,局勢開始變得不可收拾。
另一邊,呼都單于見自己的和平使者不僅未帶來任何實質利益,
反而促成了須卜單于的崛起,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其惱怒之情可想而知。
須卜當離開後,他原本統領的匈奴右部被單于的親信所替代,整個北方戰線從東至西都遭受了匈奴的猛烈襲擊。
邊境的動盪導致大量流民湧入內地,卻發現內地也已陷入混亂之中。
然而,即便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王莽仍堅持不與匈奴和解,對嚴尤的多次勸諫置若罔聞。
直到最後一次,嚴尤主張當前的首要任務並非征伐匈奴,而是應關注關東的赤眉軍叛亂。
但這番直言不諱卻直接觸怒了王莽,立即被罷免了大司馬職務。
並將匈奴問題和內亂的責任全部推給了嚴尤,指責他
「匈奴不絕,盜賊不息,都是你不畏天威,不聽從予的詔命!」
脫離了大司馬之位的嚴尤,不禁回想起自己曾在形勢尚好時給王莽上過的一封奏疏。
在奏疏中,他深刻分析了歷史上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征伐策略:
「周朝將遊牧民族驅逐出境的策略屬中策。
漢武帝雖經過三十年戰爭將其降服,但國家內耗嚴重,此屬下策。
而秦始皇耗費巨資修建長城卻收效甚微,實乃無策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