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雲隱錄 第兩百一十一章 國師劉歆的悲痛

    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

    潛逃至華山的甄尋終被捕獲，隨即被押解回京城接受審訊。

    在審訊過程中，甄尋如竹筒倒豆子般供出了所有秘密。

    包括「左伯右伯」與「娶黃皇室主」兩個符命的製造者、參與者，

    以及逃亡過程中的協助者和知情不報的公卿宗親。

    此案迅速激起軒然大波，令人想起當年的呂寬案。

    劉棻、劉泳、王奇、丁隆等涉案人員相繼被捕，

    而隨着審訊的深入，涉案範圍不斷擴大，牽連甚廣，

    公卿、宗親、列侯及以下數百人紛紛落網。

    更令人震驚的是，甄氏父子的最終圖謀是推翻王莽，自立為天子。

    而甄尋手掌上竟天然長成了「天子」二字的紋路

    王莽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命令將甄尋的手臂肢解送來親自驗看。

    他翻來覆去的審視着那斷臂上的紋路，冷笑道：

    「這不是天子，而是一『大』字。

    或許是一『六』字。

    對，就是『六』字，六意味着『戮』。

    這是上天要戮死甄氏父子的徵兆！」

    王莽的舉動令在場官吏膽寒不已，他們從未見過如此冷酷的君主，

    竟然倘若無人的拿着斷肢來回把玩

    那些曾將王莽視為「周公」般聖賢的大臣們，此刻也終於看清了他們所擁戴的帝王的真實面目。

    既然甄氏父子因謀反被定罪當死，那麼所有涉案人員也難逃一劫。

    經過審訊，數百名夠格的嫌疑犯被處以極刑。

    漢朝廷尉在審訊過程中發現新的嫌疑犯時，可不必請示直接抓捕。

    治獄使者們四處出擊，其中幾人直奔天祿閣而去。

    天祿閣，作為新朝的皇家圖書館，此刻卻籠罩在一片肅殺之氣中。

    幾名使者如狼似虎地衝進閣樓，直取正在校書寫作的揚雄。

    揚雄雖知甄尋大案轟動朝野，卻萬萬沒想到自己會與此案有所牽連。

    面對突如其來的治獄使者，他心如死灰，以為一旦入獄，自己必定難逃一死。

    在絕望之際，他衝到窗前，從閣樓上縱身跳下。

    使者們大驚失色，急忙下樓查看。

    所幸天祿閣並不高，

    揚雄雖然年邁體弱，但在一番搶救之後還是撿回了一條性命。

    鑑於揚雄與王莽的舊交情誼，他自殺未遂的消息很快傳到了王莽耳中。

    王莽對此頗感意外，他深知揚雄的為人和性格，絕不相信他有膽子與自己為敵。

    於是疑惑地問道：

    「揚雄向來不問政事，為何會牽扯進此案中？」

    事後經過一番查問才得知，

    原來僅僅是因為劉棻曾跟隨揚雄學習古文，而劉棻在交代行跡時提及了揚雄。

    了解事情真相後，王莽親自下詔為揚雄洗清冤屈，宣佈此事與他無關，不再追究其責任。

    雖然揚雄倖免於難，但京城的知情者們卻津津樂道地傳頌着一段民謠：

    「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這段嘲諷之語的大意是，

    調侃揚雄在賦中自稱清靜寂寞，卻又因符命之事而鬧得跳樓自殺的窘境。

    除了揚雄之外，還有許多牽連被殺的人同樣只是間接相關，並無實際謀反行為。

    但王莽對此並不在意，他更看重的是從這個案子中尋找到的新的契機。

    儒家聖史中記載着堯舜等聖王處置罪臣的典範。

    如今王莽以聖王自居，自然也要效仿堯舜之舉。

    因此，儘管劉棻、甄尋、丁隆等人已被處死，

    王莽仍然下詔，宣佈將他們的屍體流放到幽州、三危、羽山等地示眾，以彰顯其聖王之威。

    與堯舜不同的是，

    王莽「流放」並非真正的讓罪臣在遠方生活，

    而是將他們處死之後，通過驛站將他們的屍體運送到各地示眾。

    堯舜的流放是給予罪臣改過自新的機會。

    而王莽的「流放」則是對罪臣的徹底懲罰，甚至要在其死後都不得安寧。

    以至於甄尋的屍體還需要經過拼接才能完整示眾

    那些前漢的老人們回憶起往昔，不禁感慨萬千。

    當朝皇帝當初平翟義叛亂時堆起的京觀。

    與如今將叛臣屍體示眾的舉措，

    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他內心深處的丘壑與算計。

    更是暗自議論:

    「皇帝作為自詡為聖王的君主，為何會如此殘忍？」

    但一些明白人也看透了局勢。

    在當朝皇帝心中，權力與符命如同生命般寶貴。

    任何敢於挑戰這一權威的人，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甄氏父子玩弄符命，無疑觸動了皇帝逆鱗，更是成為了他整肅功臣、鞏固統治的犧牲品

    然而王莽卻並未意識到，他這一系列舉動，

    不僅重創了剛剛確立的執政班底，更讓新朝的權力結構變得畸形。

    王莽一人獨攬大權，內輔、三公、四將等職位形同虛設，無法有效發揮行政作用。

    而那些忠誠的「後備幹部」隕落，讓朝局動盪不安，大臣們人心惶惶，自保之餘，對政治事務愈發消沉。

    但在這場風暴中，最為震怒和悲痛的，莫過於國師劉歆。

    他一時間失去了兩個愛子，這份傷痛如同刀割般難以承受。

    同時也終於讓他意識到，自己在王莽心中的地位竟是如此脆弱。

    那些曾經的交情，在權力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劉歆開始後悔，後悔自己當初未能看清王莽的真面目。

    一個連自己兒子都不愛惜的人，又怎會真心對待他人？

    更令他擔憂的是，新朝雖然以儒家經義為基石，

    但如今的朝中大事，除了幾項改制措施還勉強屬於儒家範疇外，

    真正左右朝局的卻是符命與那些被扭曲的文學理論。

    無論是今文儒學還是古文儒學，都在這場權力的遊戲中失去了原有的純粹與尊嚴

    與此同時，桓譚因曾擔任甄豐的司空掾而僥倖未受波及。

    這場風波也讓他對王莽的信任徹底崩塌，開始更加頻繁地往來於揚雄、劉歆之間。

    或許是在尋找心靈的慰藉，又或許是在共同感慨這世態炎涼。

    隨着時間的推移，桓譚的生活軌跡也悄然發生了變化。

    他接任了崔發原先兼任的皇帝太子「講樂祭酒」一職。

    這讓他逐漸回歸學者的本色，仿佛在這場政治風暴中找到了一片寧靜的港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