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81章 張廷玉：清代三朝老臣與軍機處奠基人

    一、初入仕途

    張廷玉的仕途起步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這一年他考中了進士，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職位。張廷玉的仕途起點並不平凡，這不僅因為他自身的才學，也得益於其顯赫的家庭背景。作為大學士張英的次子，張廷玉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深厚的學術薰陶。然而，即使有這樣的家庭條件，張廷玉也沒有依靠父蔭，而是憑藉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功名，展現了他過人的才華和勤奮的精神。

    在成為翰林院庶吉士之後，張廷玉很快就顯示出了不同於常人的能力。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被任命為翰林院檢討，並參與了《親征平定朔北略》的纂修工作。這部着作記錄了康熙帝親自率軍平定北方邊境的戰事，是一項重要而光榮的任務。張廷玉在此期間的工作表現得到了康熙帝的高度認可，這也為他後來的晉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張廷玉進入南書房的時間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南書房是皇帝身邊的機要部門，負責處理重要政務。能夠進入南書房，說明張廷玉已經進入了康熙帝的核心圈子。在南書房任職期間，張廷玉經常陪同康熙帝出行，無論是夏天的避暑還是秋天的狩獵活動，都能見到他的身影。據記載，張廷玉甚至隨駕遠巡蒙古各部落，這不僅顯示了他的忠誠與勤奮，也為他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

    在這一時期，張廷玉還展現出了他的文學才華。康熙帝曾召見他詢問其父張英的情況，並命他作詩。張廷玉當即創作了兩首七言律詩，深得康熙帝的讚賞。這些經歷無疑加深了康熙帝對張廷玉的信任與賞識，也奠定了他日後在朝中的地位。

    隨着時間的推移，張廷玉的職位也在不斷晉升。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他被任命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表明張廷玉已經成為康熙帝身邊的重要輔臣之一。到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他又被任命為武英殿試讀卷官和《省方盛典》的副總裁官，這顯示了他在文壇的地位以及對文化工作的重視。

    張廷玉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被任命為刑部左侍郎，這是一個考驗其治理能力和公正性的崗位。在次年，張廷玉奉旨與都統耗賴等人一起處理了山東鹽販王美公等人聚眾劫掠屯莊的案件。這場動亂導致南北交通中斷，給當地社會秩序帶來了嚴重破壞。張廷玉等人到達山東後，迅速採取措施，有效地平息了這場動亂，恢復了當地的安寧。這次事件處理的成功，不僅展現了張廷玉出色的治理才能，也讓他的名聲更上一層樓。康熙帝對此十分滿意，並在次年將張廷玉調任吏部左侍郎，這標誌着張廷玉在仕途上的又一次重要提升。

    二、深受重用

    張廷玉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隨着康熙帝的駕崩，迎來了他職業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新帝胤禛即位，也就是後來的雍正帝。雍正帝深知皇位來之不易，因此格外重視人才的選擇與培養。張廷玉因其卓越的才能和深厚的背景成為了雍正帝倚重的對象。

    張廷玉在《澄懷主人自訂年譜》中提到，雍正帝之所以選擇他作為輔佐自己籌劃軍國大政的主要助手，一方面是因為他學問深厚、氣度端凝、應對明晰，顯示出非凡的才幹；另一方面則是考慮到他是恩師張英之子，這對於雍正帝來說是一個難得的親近與信任的人選。在康熙帝駕崩後，雍正帝立即命張廷玉兼任學士銜，與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等人一起處理國家大事的文書工作，包括供奉祭告文字等。

    康雍之交，政務繁重，每天需要處理的諭旨多達數十份。張廷玉承擔起了這些繁重的工作，常常需要日夜不停地工作。在處理緊急奏事時，雍正帝甚至會讓他直接進入大內，口授大意，或者在御前伏地而書，或者隔着簾幕傳遞文書。張廷玉每次提交的文稿都能夠準確無誤地反映雍正帝的意思，深得其心。

    同年十二月，雍正帝特旨授予張廷玉禮部尚書之職，並特別強調：「朕 再 四 思 維，非 汝 不 克 勝 任」。這意味着張廷玉正式成為朝廷的核心大臣之一。接下來的幾年裏，張廷玉繼續受到重用，雍正元年（1723年）復值南書房，並與朱軾等人一同擔任諸皇子的師傅。他還被任命為順天府鄉試的主考官，並被加封太子太保。

    雍正六年（1728年），張廷玉被晉升為保和殿大學士，並很快又兼任了吏部尚書的職務。此時，清廷面臨着西北邊疆蒙古準噶爾部的威脅。由於前線將領的失誤，叛軍屢屢侵擾邊境。面對這樣的局面，雍正帝心情焦慮，頻繁地指示策略。張廷玉日以繼夜地侍奉在內廷，不敢稍有懈怠，有時甚至要等到深夜才能離開。

    雍正七年（1729年），軍機處正式設立。雍正帝命令張廷玉與怡親王胤祥、蔣廷錫共同領導這一新的機構。軍機處的設立，是為了更好地處理軍需事務，避免信息泄露。張廷玉在軍機處的設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規劃了軍機處的基本運作模式：一般事項使用疏奏的方式，通過通政司上報內閣擬旨；重要事項則使用摺奏的方式，直接通過奏事處上報軍機處擬旨，最後由皇帝親自批閱。這種模式保證了信息的保密性和決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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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軍機處成立後，大學士必須兼任軍機大臣才能參與實際的政務處理。張廷玉不僅負責軍機處的日常工作，還兼任吏部和戶部的重要職務，同時負責編纂《吏部則例》等重要典章制度，為清朝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

    雍正十二年（1734年），針對蒙古準噶爾部的問題，張廷玉提出了派遣使者進行宣諭的建議。雖然最終的解決方案還是通過軍事手段解決的，但張廷玉的這一提議顯示了他在處理複雜局勢時的審慎態度，同時也反映出他對和平解決爭端的偏好。這一建議對雍正帝的決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體現了張廷玉在政治決策中的重要角色。

    三、位極人臣

    隨着雍正帝的去世，張廷玉迎來了仕途中的另一個高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危之際，張廷玉與莊親王允祿、大學士鄂爾泰等被任命為顧命大臣。雍正帝臨終前留下遺詔，表示希望張廷玉未來能夠配享太廟。這一榮譽意味着張廷玉將被視為國家的傑出貢獻者，享有極高的尊重。

    乾隆帝即位後，按照先帝遺命，張廷玉與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一同被任命為輔政大臣。不過，由於他們堅決推辭，最終以總理事務王大臣的身份留任。乾隆元年（1736年），張廷玉再次被任命為皇子師傅，並繼續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職務。乾隆帝在外出巡幸時，張廷玉常常留在京城總理朝政，夜間宿於紫禁城內，以便隨時處理緊急事務。

    在乾隆帝的統治初期，張廷玉不僅繼續承擔着繁重的政務，還因其深厚的學問而被委以重任，包括擔任《清聖祖實錄》、《明史》、《大清會典》、《皇清文穎》、《清世宗實錄》、《玉碟》等重要典籍的總裁官。這些工作不僅彰顯了張廷玉在文化領域的貢獻，也反映了乾隆帝對他的高度信任。

    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張廷玉被授予總理事務大臣的職位，並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進三等伯爵，賜號「勤宣」。這一榮譽對於一位文臣而言極為罕見，顯示了乾隆帝對其貢獻的認可。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張廷玉的一些觀點與乾隆帝的看法產生了分歧。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計劃舉行「三老五更」的古禮儀式。張廷玉上書認為，這些古代禮儀在現代難以實施，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同年，乾隆帝廢除了總理事務大臣的稱號，但張廷玉仍然以大學士的身份掌管機要事務。

    乾隆八年（1743年），朝中官員提出關於科舉制度和土地分配製度改革的意見。張廷玉堅持認為，不應該輕易改變現行的科舉制度，並反對土地改革的提議，認為這會導致社會動盪。儘管這些意見並沒有影響乾隆帝對張廷玉的寵信，乾隆帝依然授予他伯爵的封號，這是清朝歷史上文臣罕見的榮譽。

    然而，隨着年齡的增長，張廷玉的性格變得越來越固執，這導致他與乾隆帝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乾隆十年（1745年），鄂爾泰去世，訥親接替了他的位置。雖然張廷玉表面上支持這一安排，但他內心對地位的變化感到不滿。為了平衡滿漢臣僚之間的關係，乾隆帝決定在內閣行走的排列順序上做出妥協，讓訥親在前，而在吏部行走的排列上，則讓張廷玉居首。

    張廷玉與鄂爾泰共事多年，兩人之間存在着微妙的競爭關係。據說，每當鄂爾泰出現過失時，張廷玉都會以微妙的方式對其進行諷刺，讓鄂爾泰感到尷尬。這種行為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到張廷玉的政治地位，但卻揭示了他與乾隆帝及其他大臣之間的緊張關係。

    四、晚景坎坷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張廷玉以年老多病為由向乾隆帝提出辭官請求。乾隆帝對此深感不舍，專門下發諭旨表示，張廷玉深受兩朝厚恩，並且按照先帝遺命，將來將配享太廟，不應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的道理。乾隆帝希望張廷玉能夠繼續留任，以示忠誠。

    然而，張廷玉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帝允許他每十天到都堂議事一次，每四五天入內廷備顧問一次，以減輕他的負擔。同年冬天，張廷玉再次請求離職養病。乾隆帝最終批准了張廷玉的請求，並親自作詩三章以示賞賜。在張廷玉前來謝恩時，他向乾隆帝表達了對配享太廟一事的擔憂，並請求乾隆帝給出明確的憑證，以確保他能夠按照先帝遺願配享太廟。乾隆帝雖然不悅，但仍擬了手詔重申先帝的遺命，並賜詩一首以安撫張廷玉。

    次日，張廷玉通過兒子張若澄向乾隆帝表達謝恩之意。乾隆帝因張廷玉未能親自前來謝恩而感到不滿，傳旨令張廷玉親自回奏。當時，軍機大臣傅恆和汪由敦正在傳達旨意，旨意尚未下達，張廷玉就在第二天早晨來到內廷謝恩。乾隆帝對此更加不快，懷疑是軍機處泄露了消息。乾隆帝嚴厲指責了汪由敦泄露消息的行為，並且廷臣們討論是否應該剝奪張廷玉的官爵和配享太廟的特權。最終，乾隆帝下令削去了張廷玉的伯爵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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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長子永璜去世不久，張廷玉再次請求歸鄉。這一次，乾隆帝極為惱怒，命張廷玉審視配享太廟的諸臣名單，自行判斷是否有資格配享太廟。經過大學士九卿的討論，乾隆帝決定取消張廷玉配享太廟的榮譽，但免於治罪，隨後張廷玉返回故鄉。

    同年二月，監察御史儲麟趾彈劾四川學政朱荃匿母喪不報，經審訊查明朱荃確實存在隱瞞母喪並涉嫌賄賂的行為。朱荃在回鄉途中不慎落水失蹤。乾隆帝藉此機會向張廷玉發難，指責張廷玉與朱荃結為姻親，並懷疑朱荃之所以能夠胡作非為，是因為有張廷玉的庇護。乾隆帝命令張廷玉詳細解釋與朱荃的交往情況，並追繳歷年所賜的物品。乾隆帝還指責內務府總管德保錯誤調查了張廷玉在京的宅邸，命令退還宅邸，並將調查中發現的一萬五千餘兩銀子作為賠償朱荃罪行的一部分。

    八月初五日，張廷玉在桐城向乾隆帝回奏了與朱荃的交往情況。九月，乾隆帝再次批評張廷玉，認為他辜負了三朝厚恩，特別是在配享太廟一事上的態度，以及與朱荃的聯姻問題。乾隆帝決定懲罰張廷玉，除了追繳歷年賜物外，還對他處以二十萬兩白銀的罰款。最初要求在半個月內交清，後放寬期限至半年，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才全部交清。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二十日，張廷玉去世，享年八十四歲。儘管生前遭遇了一系列挫折，乾隆帝最終仍然遵循了雍正帝的遺詔，允許張廷玉配享太廟。這一決定體現了乾隆帝對先帝遺願的尊重，以及對張廷玉歷史貢獻的認可。

    結語

    張廷玉的一生是清朝盛世的縮影，他既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家，也是軍機處這一重要機構的奠基人。張廷玉不僅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治理智慧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更是通過其文化貢獻和對後世的影響，成為了清代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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