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314章 盛宣懷：開創中國現代金融業的第一人

    一、初出茅廬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4日，盛宣懷出生於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龍溪（現今常州市鐘樓區五星鄉盛家灣村）。這個時期，中國正處於清朝晚期，社會動盪不安，內憂外患頻發。盛宣懷的家庭背景並不顯赫，但他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且重視教育的家庭中，這為他後來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咸豐十年（1860年）二月，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席捲江南地區，盛宣懷一家為了躲避戰亂，先是逃往江陰長涇鎮，隨後又輾轉到了鹽城避難。在這個過程中，盛宣懷目睹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生活的艱辛。此時，盛宣懷的父親盛康正在湖北擔任糧道，得知家人安全無恙後，立即派人將他們接到湖北安頓下來。

    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懷與董氏成婚。這一年，盛康升任湖北鹽法道，面對四川與淮北兩地因爭奪鹽引地而產生的長期僵局，盛宣懷提出了一項富有建設性的建議，即允許川鹽與淮鹽並行銷售，這一提議最終解決了兩地之間的矛盾，展示了盛宣懷在處理複雜事務上的初步才能。盛康深受啟發，更加鼓勵兒子學習實用的知識和技術，以備將來能夠更好地服務社會。

    在盛宣懷的成長過程中，湖北巡撫胡林翼和嚴樹森都是當時着名的經世致用派人物，他們的治政風格嚴格且高效，對盛宣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樣的環境中，盛宣懷不僅學習到了如何治理地方，更樹立了自己以實際行動報效國家的理想。

    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懷與其弟弟一同回到武進縣參加童子試，並成功通過考試，成為了縣學生。這次經歷增強了盛宣懷的信心，也為他未來的學術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好景不長，次年（1867年），盛宣懷的祖父盛隆去世，盛康帶着家眷返回家鄉辦理喪事。在這期間，盛宣懷參加了鄉試，但遺憾落榜。盛康在守孝期間，全心投入家族事務，如設立義莊、增加祭田、修建義學、修訂家譜等，盛宣懷也積極參與其中，協助父親進行規劃和管理。

    二、協辦洋務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懷進入了李鴻章的幕府，正式開始了他的洋務生涯。李鴻章是晚清時期的重要政治家，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盛宣懷在李鴻章手下表現出色，很快就得到了李鴻章的賞識。僅僅一年之後，他就被提拔到了相當於知府級別的高位，顯示出了其出色的辦事能力和領導才能。

    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委任盛宣懷負責湖北煤鐵礦務，這是盛宣懷涉足礦業的開始。次年（1876年），盛宣懷在湖北廣濟盤塘設立了「開採湖北煤鐵總局」，並聘請了英國礦師郭師敦來勘察湖北境內的煤鐵礦藏。通過科學的方法和技術人員的幫助，盛宣懷及其團隊於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發現了大冶鐵礦。同年十一月，盛宣懷親自前往黃石港，與大冶知縣林佐等人一同詳細勘查鐵山的土地情況，並從當地居民手中購買了部分土地的所有權，計劃在黃石港東吳王廟旁設立煉鐵廠。但由於資金問題，這一計劃未能得到李鴻章的批准。

    光緒五年（1879年），盛宣懷擔任天津河間兵備道，進一步積累了行政管理經驗。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他被派往廣東處理沙面事件，並暫時擔任天津海關道的職務。此後，盛宣懷在多個重要職位上任職，包括光緒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辦，光緒十二年（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道台兼東海關監督等。在此期間，他還獨自經營了煙臺至旅順的客貨海運業務，擴展了航運業務的範圍。

    光緒十五年（1889年），盛宣懷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合作進一步加深。張之洞決定將原定在廣東建設的煉鐵廠遷至湖北，盛宣懷主動提出願意將之前在大冶購置的鐵山礦提供給張之洞使用。在盛宣懷的建議和支持下，張之洞最終在湖北建立了漢陽鋼鐵廠，並開辦了大冶鐵礦，這標誌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機械化大規模開採的礦山誕生。

    除了在實業方面的貢獻，盛宣懷也非常注重教育和慈善事業。光緒十七年（1891年），他在煙臺設立了膠東第一廣仁堂慈善機構，致力於幫助貧困人群。而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又奏請朝廷設立北洋大學堂（即今日的天津大學），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平步青雲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盛宣懷的職業生涯迎來了一個新的高峰。這一年，他被授予四品京堂候補，並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同時獲得了直接向皇帝呈遞奏摺的特權。盛宣懷接辦了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並在上海創立了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為中國的現代教育體系貢獻了力量。他的這些成就得到了朝廷的認可，被授予太常寺少卿銜，這標誌着他在官場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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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懷在上海外灘開設了中國通商銀行，這是中國歷史上由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家銀行，對於促進當時的金融市場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他還與比利時、英國和美國簽訂了鐵路借款合同草約，為中國的鐵路建設引入了外資。年底，盛宣懷被補授大理寺少卿銜，這表明他在官場上的地位日益穩固。

    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由於他在保護東南地區免受義和團運動影響方面表現突出，被賜予太子少保銜，彰顯了朝廷對其工作的高度認可。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盛宣懷晉升為正二品的工部左侍郎，這是對他多年來致力於實業和教育事業的認可。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懷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為中國的醫療救護和社會救助事業奠定了基礎。同年，他還將手中的鐵路大權交給了唐紹儀，這一舉動被視為交通系勢力崛起的開端。同年7月，盛宣懷獲得御賜在紫禁城內騎馬的榮譽，這是對高級官員的一種特殊待遇。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盛宣懷奉召進京，次年被任命為郵傳部右侍郎，進一步加強了他在國家交通運輸領域的影響力。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為了應對漢陽鐵廠因日本控制而無法盈利的問題，盛宣懷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併，成立了「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並將運營模式改為完全商辦，他自己則被推選為公司總經理。此舉是為了擴大生產規模，並通過廣招股東來籌集擴大生產所需的資金。

    進入宣統元年（1909年），盛宣懷認識到航運業對於商業發展的重要性，於是在南洋公學增設航政科，並開辦了航海專業，這一舉措為後來的大連海事大學和上海海事大學奠定了基礎。

    然而，到了宣統三年（1911年），隨着袁世凱被免職，盛宣懷得到了重用，並升任郵傳部大臣。他提出的將各省自行建設的鐵路、郵政統一歸中央領導的建議，引起了廣泛的爭議。這一措施激起了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等地的強烈反對，導致了保路運動的爆發。盛宣懷下令各地採取強硬措施進行鎮壓，但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加劇了社會的動盪，成為辛亥革命的一個導火索。

    四、革職逃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迅速在全國範圍內蔓延，成為辛亥革命的起點。這場革命不僅終結了清朝的統治，也帶來了中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折。在這樣的背景下，盛宣懷作為郵傳部大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

    起義發生後，盛宣懷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他一方面試圖請袁世凱出山以穩定局面，另一方面也意識到了自己因為推行鐵路國有化政策而遭受的廣泛譴責。這一政策被認為是導致四川等地保路運動爆發的原因之一，進而成為革命爆發的導火索。在這種情況下，盛宣懷被革職，並被命令永遠不再任用，隨後他不得不離開北京，移居大連以避風頭。然而，形勢並未因此而好轉，盛宣懷最終逃亡至日本神戶，尋求庇護。

    民國元年（1912年）初，盛宣懷在日本期間了解到新成立的民國政府急需軍費支持。為了重新獲得政治地位，並試圖彌補自己在國內的不利處境，他利用自己在日本的關係網絡，與日本的財團進行了秘密談判。盛宣懷希望通過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方式，為新政府籌集資金，並藉此恢復自己的聲譽。

    1912年2月12日，盛宣懷與日本的三井和正金財團分別在神戶和南京簽訂了兩個性質相同的漢冶萍中日「合辦」草約。根據這些協議，盛宣懷從日本正金銀行提取了300萬日元的借款，其中一部分資金通過三井洋行轉給了南京臨時政府，大約為250萬日元。這筆款項對新生的民國政府來說是一筆重要的財政支持，但在當時卻引發了軒然大波。

    消息一經傳出，國內輿論一片譁然。人們擔心這種「合辦」方式實際上是對國家主權的侵犯，特別是擔心日本通過這種方式加強對中國產業的控制。民眾的壓力迅速增大，要求廢除這些協議的聲音越來越高漲。在這種情況下，盛宣懷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最終在強大的民意面前，不得不同意廢除這些草約，並辭去了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的職務。

    五、受邀回國

    民國元年（1912年）11月30日，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盛宣懷收到了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邀請，從日本返回上海。儘管此前他曾因推行鐵路國有化政策而被革職，並逃亡日本，但此時的盛宣懷仍然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影響力。他在上海租界中繼續主持輪船招商局和漢冶萍公司的事務，顯示出他在經濟領域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民國二年（1913年）5月，盛宣懷再次被任命為漢冶萍公司的董事長，重新掌握了公司的實際控制權。根據宣統元年（1909年）第一屆公司股東大會的決議，盛宣懷着手擴大漢冶萍公司的生產規模，尤其是擴建大冶鐵廠。為了籌集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盛宣懷於同年12月2日與日本制鐵所和橫濱正金銀行簽訂了五個合同。根據這些合同，漢冶萍公司以全部財產作為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萬日元，其中900萬日元用於大冶鐵廠的建設，另外600萬日元用於償還先前欠日本的債務。合同規定，漢冶萍公司將在未來40年內向日本提供1500萬噸頭等礦產和800萬噸生鐵作為償還債務的方式。

    這些合同的簽訂雖然為漢冶萍公司帶來了急需的資金，但同時也意味着公司必須接受日本的管理和技術指導。合同還規定聘請日本人擔任公司的最高工程顧問和最高會計顧問，這使得日本制鐵所在漢冶萍公司的經營管理上佔據了主導地位。這一安排雖然短期內緩解了資金壓力，但從長遠來看，它削弱了漢冶萍公司的自主權，並逐漸使其陷入了依賴日本的局面，最終導致了公司在經營管理上的衰落。

    民國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因病逝世。在他去世之前，他立下了遺囑，決定將其一半的家產捐贈給慈善事業，顯示出他晚年對社會公益事業的關注與貢獻。盛宣懷的夫人莊氏為他舉辦了極為隆重的葬禮，耗資高達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今吳江路）一路延伸至外灘，場面壯觀。為了確保葬禮順利進行，租界當局甚至實施了交通管制措施，可見盛宣懷生前的影響力及其逝世後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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