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218章 袁可立：明代清官與抗金英雄的傳奇
一、引言
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字禮卿，號節寰，出身於河南歸德府睢州，即今日河南省商丘市睢縣。他的一生見證了明朝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點，其個人品行與政績在當時及後世均留下深遠影響。
二、職微犯巡撫 昭雪太守冤
萬曆十九年（1591年），正值壯年的袁可立出任南直隸蘇州府推官，負責審理重大案件。蘇州作為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的家鄉，政治環境錯綜複雜，新官上任往往如履薄冰。然而，袁可立卻以他的正直與勇氣，書寫了一段不畏強權的佳話。
太守石昆玉因公正無私而聞名，卻因依法懲處首輔申時行的內親吳之禎，招致申時行的不滿。應天巡撫李淶為了討好申時行，便以莫須有的罪名誣告石昆玉，稱其「擅動吳縣庫銀」，導致石昆玉被皇帝下令審查。這一事件引起了朝野的廣泛關注，案件調查數月，最終證實指控純屬捏造，輿論譁然。
面對這樁棘手的冤案，袁可立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他主動承擔起審理此案的責任，面對眾多官員的退縮，他堅定地表示：「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誣賢太守？」在審訊過程中，袁可立據理力爭，不僅徹底澄清了石昆玉的冤屈，還揭露了李淶的不正當行為。在一次面對李淶的庭審中，袁可立大聲宣讀法律條文，聲音鏗鏘有力，令李淶羞愧難當，只得用屏風遮擋自己，最終被迫辭職。
袁可立的這一舉動，不僅昭雪了石昆玉的冤屈，更彰顯了他不畏權貴、堅守正義的高尚品格。他因此贏得了廣泛讚譽，成為了蘇州府乃至整個明朝歷史上備受尊敬的清官代表。袁可立的正義之舉，不僅讓他在當地民眾心中樹立了崇高的形象，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成為明清兩代近二百位蘇州府推官中唯一一位被尊奉入祭名宦祠的官員，與文天祥、況鍾、海瑞、于成龍、林則徐等歷史名人並列，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推官」的楷模。
三、重案驚朝野 推官審大案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蘇州府推官袁可立面臨了一生中最嚴峻的考驗之一——「董范之變」。這場發生在江南的事件，因涉及權貴家族的不當行為和隨後引發的民變，震動了整個明朝朝廷，成為了歷史上的一樁大案。
董份，原禮部尚書，家大業大，廣占良田，其家族的財富和影響力遍及蘇湖地區。其孫董嗣成試圖低價贖回土地給貧苦百姓，卻不幸引發了大規模的哄搶事件。與此同時，國子監祭酒范應期在地方稱霸，其不當行為激起民憤，最終在被拘捕後自盡，兒子亦隨之而去。這一系列事件迅速升級，民眾憤怒的情緒難以平息，甚至有人赴京告御狀，直接將案件呈於萬曆皇帝面前。
朝廷震怒，下令嚴懲相關官員，包括巡撫王汝訓、巡按御史彭應參以及烏程知縣張應望等人，連帶吏部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高層官員也受到牽連，案件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在如此緊張的局勢下，袁可立被委以重任，前往處理這一棘手案件。他首先收集了大量的訴訟文件，逐一前往各地審理，旨在平息民怨。經過深入調查，袁可立發現董、范兩家的土地大多通過不公平手段獲取。面對權貴的壓力，袁可立秉持公正，主張法不責眾，盡力保護弱勢群體，僅將少數帶頭鬧事者依法處置，而對其他參與者則採取寬大處理，有效避免了事態進一步惡化。
通過袁可立的努力，董家被迫退還和平價出售大量田產，許多貧民從中受益，而董家則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董份及其長孫、次孫相繼去世，家族衰敗，人財兩空。
四、巡海問琉球 斷案奇如神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在處理涉倭案件時，展現出非凡的洞察力和正義感。面對大批被錯誤指控為倭寇同黨的百姓，袁可立挺身而出，反對草率定罪，成功拯救了數百無辜漁民免遭不白之冤。
同年五月，明軍報告在崇明縣捕獲一艘所謂倭船，聲稱船上載有倭寇三十四名，這一消息在南京引起軒然大波。軍方急欲立功，要求迅速處決所謂「戰俘」，但袁可立在審驗過程中發現諸多疑點。他注意到，所謂的倭寇僅有二十人，且其中兩人已死於杖刑，剩餘的十八人被施以毒藥致啞，幾乎無法言語。面對這一情況，袁可立堅決反對草菅人命，堅持要查明真相。
在審案過程中，袁可立意外地發現，作為「戰利品」呈交的三把「倭刀」與早些時候一位李姓千總向他展示的刀具極為相似。這三把刀並非真正的倭刀，而是來自琉球國的工藝品。意識到事情並不簡單，袁可立決定深入調查，要求千總對質，但對方拒不承認，堅稱這些「倭寇」是在海上俘獲的。
直到同年十一月，琉球國的貢使抵達南京，袁可立請他們辨認這些「倭寇」。當貢使看到被囚禁的人時，立即確認他們是琉球國的平民，是在海上運送糧食時遭遇風暴而誤入明朝海域的。貢使的證詞與被囚者的人數和特徵完全吻合，袁可立隨即下令釋放這十八名琉球國民，讓他們平安返回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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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的正義之舉不僅挽救了無辜者的生命，還避免了國際間的誤解和衝突。琉球國民感激袁可立的救命之恩，回國後在琉球建立了廟宇，塑像奉祀，視他為神明。此事在琉球國傳為佳話，袁可立也因此贏得了「斷案奇如神」的美譽。
五、倭警相傾軋 明察辨秋毫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正值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際，倭寇頻繁出沒，蘇州府推官袁可立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涉及地方望族的冤案悄然上演，史稱「乙未事」。
無錫望族秦梁之子秦燈、太倉王弇州次子王士驌以及雲間喬一琦，三人皆有才情，分別擅長文學、辯論與武術。壬辰（1592年）、癸巳（1593年）年間，他們響應抗倭保家的號召，招募鄉兵。然而，一個名為趙州平的惡少混入其中，與地方富豪結怨，導致三人被誣告謀反。仇家指控他們在酒樓內以「朕」自稱，意圖聚眾謀叛，這一嚴重指控震驚了朝廷。
福建巡撫許敬庵與應天巡撫朱弘謨對此反應激烈，後者好大喜功，迅速將三人定罪。萬曆皇帝得知此事，疑慮重重，命令三司會審，但朱弘謨擔憂自身仕途，搶先判決，秦燈被判斬首，王士驌入監，喬一琦則被發配南匯所充軍。
就在三人即將行刑之際，袁可立察覺到案件的疑點，不顧巡撫的阻撓，請求暫緩執行，甚至以自己的官位作保。經過袁可立的深入調查，他發現指控純屬捏造，所謂的「稱『朕』」只是王士驌的家丁講述歷史故事時的玩笑，秦燈出於戲謔隨口附和。最終，袁可立證實了三人的清白。
然而，儘管真相大白，秦燈與王士驌已不幸死於獄中。當喬一琦被從死牢中解救出來時，天空無雲卻雷聲轟鳴，這一異象被吳中百姓視為「雷鳴案」，認為是上天對冤案的昭示。
倖存的喬一琦於萬曆三十一年投身軍旅，決心以戰功洗刷前恥。然而，在明金薩爾滸戰役中，他英勇犧牲，與四十二名部下一同殉國，被追封忠義，祭祀於忠義祠。袁可立在這一事件中的明察秋毫，不僅挽救了無辜者的生命，也體現了他堅守正義、勇於擔當的精神。
六、抗旨斬弄臣 萬民呼青天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袁可立因其卓越的政績受到吏部尚書孫丕揚的推薦，被提升為給事中，並受到萬曆皇帝的特別召見。在蘇州，面對權傾一時的吏科都給事中林材，袁可立展現出剛直不阿的性格，拒絕行跪拜大禮，僅施以長揖，此舉觸怒林材，引發一系列針對他的報復。袁可立憑藉其威信平息了駐軍的不滿情緒，隨後赴任山西道監察御史。
在擔任監察御史期間，袁可立受命巡視京都西城，其間揭露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案件。一名深受皇帝寵愛的弄臣，倚仗權勢，竟在京城當街行兇殺人，而朝中百官因懼怕其背後的勢力，無人敢出面干預。面對此不公，袁可立挺身而出，依法將弄臣重刑抵罪，將其罪行公開於眾，彰顯了法律的尊嚴。
當權臣試圖以金錢賄賂袁可立時，他斷然拒絕，堅定表示：「殺人者死，乃朝廷法度，即使弄臣亦不可例外。吾只知有法，不知有弄臣。」這種凜然正氣令眾閹人恨之入骨。然而，萬曆帝聞訊後，試圖以中旨赦免弄臣，這無疑是對袁可立權威的直接挑戰。袁可立不畏皇威，毅然抗旨，堅持將弄臣繩之以法，贏得了「真御史」的美譽。
袁可立的鐵面無私不僅體現在對弄臣的懲處上，他還敢於向皇親國戚和朝中大臣的不法行為發起挑戰。在他的嚴格執法之下，即便是權高位重之人也不敢輕舉妄動，整個京城風氣為之肅然。百姓感念袁可立的公正與勇敢，尊稱他為「袁青天」。
七、雷震景德門 建言罷官籍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作為御史，面對朝政腐敗與國事日非，勇敢地站出來，連續上疏針砭時弊。五月初九，他請求恢復被貶黜官員的職務，呼籲朝廷不應一味打壓直言之臣，否則國家大事將無人敢言。這一言論觸及皇帝敏感神經，導致他被剝奪一年俸祿。
同年九月，景德門遭雷擊，被視為上天對朝政失序的警示。袁可立再次挺身而出，指責皇帝疏於朝政，後宮弄權，朝綱廢弛。他指出國家面臨西虜挑釁、播酋負隅頑抗、倭患未消、中原災荒頻發的嚴峻局面，直接批評皇帝怠於朝政，賞罰失當，是非顛倒，賢愚不分，使忠臣含冤，直臣抱憤。這份大膽的諫言激怒了皇帝，也得罪了次輔沈一貫，最終導致袁可立被降級外放，甚至一度被革職為民，沉冤長達二十六年之久。
袁可立被削職後，淡定離京，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他並未表現出絲毫慌亂。回到家鄉後，他並未放棄為官的理想，而是選擇與文友結社，教化地方，積極參與地方治理，幫助減輕百姓負擔，甚至親自測量田畝，釐清賦稅，展現出其深厚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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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可立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力主大修睢郡城池，使之成為堅固的防禦工事。這項工程在二十年後的崇禎八年發揮了關鍵作用，保護了睢城免遭敵襲，保全了一郡生靈。此外，他還為減輕百姓負擔，親自前往衛輝府求情，成功減少了睢州百姓需承擔的勞役，體現了他始終關注民生疾苦的高尚情操。
八、關外戰事起 條陳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歷經二十六年的沉冤終於昭雪，袁可立起復為尚寶司司丞，後又晉升為太僕寺少卿。面對國家內外交困的局面，尤其是遼瀋、廣寧失守，全遼淪陷的危機，袁可立於天啟元年（1621年）祭告山陵回京後，向天啟皇帝提出了七項應對策略，展現了他卓越的戰略眼光與治國智慧。
一收殘兵，以省調募。 袁可立建議收編關外的殘兵，避免他們落入敵手，同時減少招募新兵的成本和時間，增強軍隊戰鬥力。
一出奇兵，以圖制勝。 他主張利用敵人內部空虛的時機，派遣奇兵突襲，切斷其補給線，迫使敵軍分散力量，從而改變戰場態勢。
一明賞罰，以振法紀。 強調嚴格執法，對失職將領進行懲罰，對忠誠將士給予獎勵，以此整頓軍紀，提振士氣。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 提出加強邊防，嚴密防守戰略要地，構建防禦體系，確保首都安全。
一實京營，以固根本。 主張充實京營兵力，淘汰老弱，加強訓練，確保首都防衛力量的強大。
一多儲資糧，以防未然。 強調儲備充足糧食和物資，保障軍隊後勤，防止不測。
一破格用人，以期實用。 呼籲打破常規，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將領，不拘一格，廣納賢才。
袁可立的這些建議得到了天啟皇帝的認可，顯示出他深思熟慮的戰略佈局和對國家大局的深切關懷。
天啟二年（1622年），袁可立被提拔為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參與殿試閱卷，選拔了一批優秀人才，如倪元璐、黃道周、王鐸等。這一年，他不僅擔任殿試考官，還以左通政身份成為天啟皇帝的侍班帝師，君臣之間的良好溝通為他日後出鎮登萊、晉升中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九、授命立危疆 節鎮撫登萊
天啟二年（1622年），隨着後金對遼東半島的控制加劇，明朝東北邊疆危機四伏。在此緊要關頭，袁可立被天啟帝授予重任，加封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他肩負起光復遼東、保衛海疆的重任，成為登萊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官。
袁可立受命後，即刻從河南睢州啟程，途中遭遇白蓮教叛軍，他帶領家丁，甚至夫人亦親自擂鼓助戰，一舉擊潰叛軍，展示了其非凡的軍事才能和領導力。抵達登萊後，袁可立迅速展開行動，整頓軍紀，操練水師，打造戰艦，沿海軍備大增，形成了強大的海防體系，有效地牽制了後金的軍事擴張，確保了沿海地區的安寧。
在袁可立的領導下，登萊水師陸戰軍隊迅速壯大，兵力達到五萬餘人，戰船多達四千艘。他採用戚繼光的練兵方法，強化士兵的陸戰能力，使得水師不僅能在海上作戰，也能在陸地上與敵軍抗衡。袁可立還大力拓展疆土，築城屯兵，安置流民，穩固了海上防線，使努爾哈赤的勢力難以西進。
袁可立的治軍有方，不僅增強了軍事實力，還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在登萊地區，市井繁華，農商興盛，呈現一片安定繁榮的景象。袁可立的政績得到了朝野的高度評價，天啟三年（1623年），他被賜予白鏹文蟒，以示特別恩寵。
袁可立在登萊的三年任期，是其軍事生涯的輝煌篇章。他不僅成功抵禦了外敵，還改善了邊疆地區的民生，實現了海防與經濟發展的雙重目標。首輔孔貞運讚嘆其「老成禦侮」，樞輔孫承宗亦對其治理登萊的政績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其奏疏「皎皎揭日月」，展現了他為國效力的赤誠之心。
袁可立撫登期間，不僅鞏固了海防，還促進了地方的穩定與發展，成為了登萊地區歷史上的傑出人物，被後世譽為登州名宦祠中的登萊巡撫典範。
十、海陸相犄角 奇兵復遼南
天啟二年至三年（1622-1623年），袁可立受命於危難之際，擔任登萊巡撫，承擔起備兵防海、贊理東征軍務的重任。面對後金的頻繁侵擾，袁可立巧妙佈局，採取海陸相犄角的戰略，利用登萊水師與毛文龍、沈有容等悍將密切配合，形成綿延千里的戰線，有效遏制了後金的攻勢。
袁可立深知海防的重要性，他積極籌備，要求朝廷撥款加強海防建設，修繕戰艦，備足器械，確保毛文龍的接濟。他精心部署，廣布水師，於皇城島設置參將、守備，練兵三千，作為登萊的外線防禦。同時，設立游兵兩營，靈活機動於廣鹿諸島之間，使用疲敵戰術，使敵人陷入被動，從而保護了沿海航線的安全，保障了琉球、朝鮮的海運暢通，開創了中國軍隊國際護航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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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三年春夏，袁可立抓住時機，組織登萊水師出海，意圖解救旅順、金、復一帶的百姓。他派遣沈有容率領精兵三千六百人，先行出海，前往旅順、皇城、廣鹿、平山等島，伺機進擊。副將李性忠則率領遼左健士數千人，袁可立親自餞行，叮囑其相機行事，以鞏固榆關，聯結毛文龍。
同年六月初四，袁可立指揮兩鎮兵馬發起奇襲，沈有容從南面的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毛文龍則從北面的皮島進攻，雙方相互策應。在這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中，袁可立的策略極為成功，迫使後金放棄了金、復兩地，僅留西虜二萬人守蓋。與此同時，袁可立策反後金復州總兵劉愛塔，進一步鞏固了軍事優勢。
七月，張盤率領軍隊與登萊招募的遼民混編隊伍，一舉攻克金州，隨後收復旅順、望海堡、紅嘴堡等戰略要地，遼南數百里土地重回明朝版圖。同月，毛文龍亦取得重大勝利，收復了包括金州、永寧堡、旅順、岫巖、蓋州在內的大片領土，以及湯站、鳳凰城和鎮江一帶，共計千餘里。
十一、嚴關設重伏 夜火燒連營
天啟三年（1623年）秋收時節，後金軍再次侵擾旅順、金、復等地，大肆搶收秋糧，李永芳部四處劫掠百姓。面對此情，袁可立把握時機，利用遼民對後金的仇恨，策劃了一場火攻。他指示沈有容在後金囤積糧食之時，乘風縱火焚燒其積聚，使得後金兩個月的糧食儲備化為烏有。此舉雖深結後金之怨，但也成功削弱了敵人的後勤能力。
後金惱羞成怒，於天啟三年十月集結重兵反擊。袁可立深知兵法貴在審時度勢，他依據情報，提前部署，命令諸將分兵設伏，夜戰中俘斬無數，大獲全勝，迫使後金撤軍。其中，袁可立利用遼民痛恨後金的情緒，於復州、永寧和金州、旅順一帶設下重重埋伏，夜間用火把突襲，火箭射焚敵營，使後金損失慘重，最終大敗而逃。
十月五日夜，張盤在沈有容的策應下，於城外設下伏兵，再次採用火攻，擊潰後金軍，收復了復州和永寧以及周邊數個堡壘。袁可立乘勝追擊，聯合朝鮮援軍，形成強大戰力，意圖進一步擴大戰果，實現全面恢復遼南的戰略目標。
然而，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後金趁海水結冰，以萬餘騎兵繞襲旅順，欲報前仇。袁可立早有準備，他在登萊和東江兩鎮水師的配合下，於旅順城外險要地帶設伏，沈有容率水師游弋於沿海島嶼，策應陸上作戰。張盤率軍堅守城池，直至彈盡糧絕，仍不屈不撓。後金求和不成，被迫撤退，遭受重大損失。
袁可立的軍事才能在於他能夠準確判斷局勢，制定周密計劃，調動各方力量，實施有效打擊。他的戰術運用，如火攻和夜襲，不僅削弱了敵人的實力，也提振了明軍士氣，改變了遼東戰場的態勢，從被動防禦轉為主動出擊，收復失地，迫使後金退卻。
袁可立離任後，明軍的軍事形勢急轉直下，缺乏像袁可立這樣的傑出將領，明軍逐漸喪失了在遼東的主動權，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袁可立在遼南的戰績，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也是對後金心理防線的重大打擊，展現了他作為一代軍事家的智謀和勇氣。
十二、不戰屈人兵 策反劉愛塔
天啟三年（1623年），袁可立着手強化東江和登萊兩鎮的軍事佈局，通過海陸協同，對後金形成壓倒性優勢。在這一戰略背景下，他巧妙地運用反間計，策反了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即劉興祚。這一行動不僅在軍事上對後金造成了沉重打擊，也在心理戰線上引發了深遠的影響。
起初，總兵沈有容捕獲了金應魁，此人攜帶着劉愛塔的密信，表達了他欲投誠大明的心愿。沈有容對此持保留態度，但袁可立敏銳地察覺到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機遇。他決定利用這一機會，給予劉愛塔免罪牌及加銜札付，承諾如果歸降，將為其後代請封官職。隨後，沈有容按袁可立指令，於三月中旬率兵出海，準備接應劉愛塔。
然而，計劃差點夭折，因後金內部的中軍王丙告密，劉愛塔及其弟弟劉興仁被發現，劉興仁遭殺害，劉愛塔本人也被捕。為了逃脫後金的魔爪，劉愛塔策劃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狸貓換太子」計策。在一個黑夜，他找到一個長相相似的金兵，將其灌醉後殺害，並縱火焚燒屍體，製造出劉愛塔已死的假象。後金高層信以為真，劉愛塔藉此機會隱匿起來。
儘管袁可立的離任使劉愛塔的歸降計劃一度受阻，但劉愛塔在崇禎初年最終歸順了明朝。不過，歸降後的劉愛塔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毛文龍甚至宣稱是在陣前招降劉愛塔，而非其主動歸順，這一舉動無疑是對劉愛塔忠誠的否定。劉愛塔雖未能在大明得到應有的重用，但他矢志報國，最終戰死沙場，展現出了與南宋名將李顯忠相似的忠誠與英勇。
袁可立策反劉愛塔的壯舉，對後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重創了後金的偽軍體系和情報網絡，也使得後金的漢官降將人心惶惶，軍心動搖。後金不得不放棄金、復諸城，遼東大片土地重新回到大明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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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滿清入關後，對這段歷史進行了刻意的抹殺。康乾時期的大規模「文字獄」中，《明史》對袁可立、劉愛塔等重要歷史人物避而不談，甚至對毛文龍的記載也極為簡略。這種刻意的遺忘，反映了滿清對這些曾對他們造成巨大威脅的人物的忌憚。
十三、籌餉多募兵 節制毛文龍
袁可立，這位歷經坎坷仍志在千里的老將，於天啟年間擔任登萊巡撫，負責東北邊防。他深知毛文龍的膽識與智謀，因此在其上任初期，便大力提拔毛文龍，甚至授予尚方寶劍，賦予其極高的軍事權力。袁可立積極為毛文龍的東江鎮籌集軍餉和兵力，多次向朝廷呼籲支援，即便在自然災害如地震之際，也不忘上疏請求預籌毛文龍的軍需接濟。
袁可立深知邊防的重要性，他不僅關注軍事勝利，更注重軍餉的籌措。在他的支持下，毛文龍的東江鎮逐漸壯大，成為了抵禦後金的重要力量。袁可立曾言：「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他認可毛文龍的戰功，並為其請賞請恤，力圖穩定軍心。
然而，袁可立對毛文龍的支持並非毫無原則。當毛文龍報告取得「乃滿浦、昌城之捷」時，聲稱敵軍傷亡慘重，袁可立對此表示懷疑，要求核實戰報的真實性。這引起了毛文龍的不滿，他唆使言官對袁可立進行彈劾，加劇了兩人之間的矛盾。袁可立在核查過程中發現，毛文龍的部分戰報確實存在誇大之處，但考慮到整體戰局，他採取了謹慎的態度，既不完全否認也不全盤接受。
袁可立與毛文龍的關係，反映了明末複雜的黨爭與軍政局勢。袁可立的立場，一方面要支持毛文龍對抗外敵，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權力過度膨脹，以免失控。在袁可立的節制下，毛文龍雖然多次獲得升遷，但也感受到了來自朝廷的壓力。不幸的是，袁可立因黨爭被迫離職，毛文龍失去了最有力的盟友與制約者。
袁可立離職後，毛文龍的權力日益膨脹，最終導致其被袁崇煥矯詔殺害。這一事件不僅影響了毛文龍的命運，也對明廷的邊防造成了重大打擊。失去了袁可立的節制，東江鎮的軍力逐漸衰弱，最終爆發了登萊兵變，袁可立的防務體系徹底崩潰。袁可立本人也在心力交瘁中去世，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
十四、馭兵多方略 杯酒釋兵權
天啟三年（1623年），正值元宵佳節，登州城內燈火輝煌，沉浸在節日的喜慶氛圍中。然而，一封緊急軍報打破了這份寧靜。兵部傳來消息，稱山東巡撫趙彥根據濰縣縣令的報告，要求袁可立立即派遣大軍平叛。據縣令所述，駐防濰縣的李性忠和張爾心部有發動兵變的跡象，此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令登州上下一片譁然。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袁可立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智慧和冷靜判斷。他並未盲目響應兵部和山東巡撫的緊急徵召，而是先派遣心腹密探，暗中聯繫總兵沈有容，尋求對李性忠和張爾心的最新情報。沈有容作為招募和訓練這兩員遼將的直接負責人，對他們的忠誠和性格有着深入的了解。
沈有容回復，確認李性忠和張爾心對大明忠心耿耿，兵變傳言源於軍需物資供應上的誤會和摩擦，而非真正的叛亂意圖。袁可立聽取了沈有容的意見，決定採取更為審慎和智慧的措施來化解這場潛在的危機。
午夜時分，正當元宵燈酒會熱鬧非凡，袁可立命令快馬加鞭，以犒勞將士為名，向李性忠和張爾心送去美酒佳肴。與此同時，他委派使者攜帶令牌，象徵性地解除了二將的兵權，這一舉動既是預防措施，也是對二人的一種安撫。袁可立向二將保證，只要保持忠誠，兵權將在適當時候恢復，並承諾解決物資供應的問題，消除軍民間的誤會。
這一策略收到了奇效，李性忠和張爾心的部下得知消息後，感佩袁可立的睿智和寬容，原本緊張的氣氛瞬間緩和。將士們對袁可立的寬宏大量表達了感激之情，紛紛表示將繼續效忠大明，服從指揮。這一突發事件得以和平解決，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衝突，也維護了登萊水師的穩定和軍心。
袁可立處理此事的方式，充分展現了他作為軍事領導者的智慧和遠見。他沒有選擇武力鎮壓，而是通過溝通和安撫，化解了潛在的危機，贏得了軍民的尊敬和支持。這次「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成為了袁可立軍事生涯中的佳話，不僅展示了他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也體現了其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領導哲學。
十五、朝鮮起禍變 聲罪勸濟師
天啟三年（1623年），朝鮮國內發生政變，國王李琿被其侄李倧篡位，這一事件震驚了整個東亞地區。袁可立，作為明王朝的邊疆重臣，對此事反應強烈，他指出廢立君主乃朝鮮二百年未有之變，對這一違背傳統秩序的行為表示了堅決的反對。在他看來，君臣之分不容顛倒，即便李琿有失德行，也應由大妃上奏，等待中國干預更替，而非臣子擅自篡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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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上疏明廷，主張對李倧聲罪致討，以維護王綱。但考慮到當時明與後金正處戰時，朝鮮作為盟友的地位尤為重要，袁可立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展現出外交上的靈活性。他建議在軍事壓力之下，允許李倧暫時維持現狀，以換取朝鮮在抗金鬥爭中的支持。
同年六月，朝鮮派遣使團訪問登州，試圖獲得明廷的正式冊封，袁可立在接待中展現出了大明的威儀。然而，面對朝鮮的請求，袁可立再次向明廷提出建議，強調朝鮮內部的叛亂破壞了封疆的穩定，明廷應遣使宣赦，命令朝鮮臣民討伐逆賊，恢復原君主的權力。如果李倧確為民眾所擁戴，也應令其退避待罪，待明廷審慎考慮後再做定奪。
袁可立的立場和建議，反映了他在處理朝鮮政變時的複雜考量。他既要維護明朝的傳統權威，又要考慮到現實的軍事需求。然而，這一立場也引發了朝鮮君臣的不滿，他們認為袁可立的強硬態度和後續的妥協策略，給朝鮮帶來了長期的政治困擾。
朝鮮多次向清朝政府申訴，企圖修改歷史記錄，甚至通過賄賂清朝官員，試圖在《明史》的編纂中抹去或歪曲袁可立的正面形象。朝鮮史書中對袁可立的描述往往帶有偏見，他們強調袁可立最初基於流言而請討，後來才因事實清晰而請求冊封，卻忽略了袁可立的決策是在遼東戰局嚴峻背景下作出的妥協。
袁可立在處理朝鮮政變中的表現，體現了他作為一個軍事和政治領袖的智慧與挑戰。他必須在原則與現實、外交與軍事之間尋找平衡，而這正是歷史人物在特定時代背景下面臨的普遍難題。朝鮮政變事件，不僅考驗了袁可立的外交手腕，也反映了當時東亞國際關係的複雜性和脆弱性。
十六、剛正持朝綱 忤逆魏忠賢
天啟年間，袁可立因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剛正不阿的性格，在朝野間享有盛譽。他主張積極防禦，重視海防，與朝廷中某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袁可立對滿清的野心有深刻的認識，堅決反對議和，這種立場讓他在朝中顯得格外突出。
袁可立的剛正不阿最終觸怒了權傾一時的魏忠賢。當時，魏忠賢與崔呈秀等人肆意妄為，朝中大臣多因畏懼而諂媚，唯獨袁可立保持距離，不為所動。魏忠賢試圖拉攏袁可立，但袁可立的清廉和正直使他成為閹黨的眼中釘。在一次重大人事安排中，袁可立直言「此非掛冠神武門時乎？」表達出對魏忠賢的不滿，隨後被迫致仕歸里。
袁可立的離去，標誌着閹黨對朝政的全面掌控。魏忠賢迅速安插親信劉廷元取代袁可立的位置，而崔呈秀則掌握了兵部，閹黨幾乎控制了全國兵馬大權。袁可立的離任，不僅削弱了朝廷的軍事力量，也為後來的邊防危機埋下了隱患。
袁可立的為人公正廉直，使他在朝野間享有極高的聲望。即使在黨爭激烈的環境下，他仍能保持中立，專注於遼東防務，這在晚明黨爭紛擾的朝堂上尤為難能可貴。袁可立的門生故吏中不乏節烈之士，如倪元璐、劉理順等，他們在朝中亦為清流，彰顯了袁可立對人才的培養和影響。
崇禎即位後，面對日益嚴峻的戰事，朝廷多次欲重新啟用袁可立，但他淡泊名利，屢次謝絕，表明了他對於功名的淡然態度。袁可立的剛直成性，使他在遼東戰事最為吃緊之時被棄置於家，未能充分發揮其才能，成為明末的一大遺憾。
袁可立與同時代的許多清流官員如董其昌、黃道周等交情深厚，他們的友誼和相互支持，展現了晚明士大夫的風骨。袁可立逝世後，其門生故吏多有追悼之作，如黃道周撰寫的《節寰袁公傳》，以及倪元璐的《袁節寰大司馬像讚》，均高度評價了他的品格和貢獻。
五、結語
袁可立的一生，是明朝晚期政治風雲變幻的縮影，也是個人品德與國家命運交織的生動寫照。他的事跡提醒我們，即使在動盪的時代，個人的正直與勇敢仍然可以成為照亮黑暗的光芒，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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