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68章 嚴嵩：權力巔峰與晚年的淒涼終局
一、高中進士
嚴嵩的科舉之路，是他踏上仕途的開端，也是其人生轉折的關鍵節點。出生於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嚴嵩，自幼便承載着父親嚴淮的厚望。嚴淮雖自身科舉不順，但對兒子的教育卻極為重視，這為嚴嵩日後在學業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礎。幼年時期，嚴嵩在嚴氏祠接受啟蒙教育，九歲便能進入縣學，展現了超群的智慧和學習能力。十歲通過縣試，十九歲中舉，這些早期的學術成就，一步步鋪就了他通往更高榮譽的道路。
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十五歲的嚴嵩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以乙丑科進士二甲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登榜，他的策論以《詩經》為研究方向，顯示了深厚的文學素養和經學功底。隨之，嚴嵩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是當時許多士子夢寐以求的榮耀，意味着他已步入了帝國的精英階層，並很快被授予編修之職，負責編纂國史，參與國家的文化建設。
然而，正當嚴嵩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際，一場突如其來的重病打斷了他的前程，迫使他不得不暫時離開官場，回歸故里養病。這段時間，恰好是另一位歷史人物——宦官劉瑾權勢達到頂峰的時期。劉瑾，作為明武宗時期的權閹，掌控朝政，排除異己，對整個朝廷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嚴嵩退官的這十年裏，朝廷內外充斥着劉瑾一手遮天的陰影，眾多正直官員或遭貶謫，或被陷害，政治環境極其惡劣。
二、纂編府志
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為了記錄和傳承地方文化，決定開展一項重要的文化工程——纂編《袁州府志》。這項工作旨在系統整理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地區）的歷史、地理、風俗、人物等信息，對後世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姚汀慧眼識珠，邀請了當時已嶄露頭角的嚴嵩擔任總纂，負責整個纂編工作的規劃與實施。嚴嵩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編纂才能，無疑是這一重任的理想人選。
然而，計劃初期便遭遇變故，姚汀因故離職，纂修工作一度面臨中斷的風險。幸運的是，新任知府徐璉於正德八年（1513年）接替姚汀之職後，立刻意識到纂修府志的重要性，不僅沒有中斷這一項目，反而更加積極地推動其進行。徐璉深知嚴嵩的才華與責任心，甫一上任，便緊急致函嚴嵩，懇請他繼續主持纂修工作。嚴嵩欣然接受，重拾筆墨，繼續投入到這部地方志的編纂之中。
正德九年（1514年），在嚴嵩的精心組織和辛勤努力下，《袁州府志》的纂編工作進入高潮階段。這一年恰逢甲戌年，因此這部志書也被後世稱為「甲戌志」。嚴嵩以其廣博的學識和嚴謹的態度，不僅詳細考證了袁州府的歷史沿革、地理風貌，還深入挖掘了當地的人物事跡、風俗習慣、物產資源等豐富內容，力求做到資料翔實、文筆生動，使得《正德袁州府志》不僅是一部史料詳盡的地方志，更是一部具有較高文學價值的作品。
三、高攀夏言
在劉瑾及其黨羽被清除後，嚴嵩的人生迎來轉機，他北上至順天，重新踏上了官場之路。接下來的十幾年間，嚴嵩在京城與南京的翰林院之間輾轉任職，積累經驗，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這段時間，正值明世宗嘉靖帝在位，他醉心於道教，追求長生不老，對日常政務缺乏興趣，這為朝中大臣提供了干預朝政的契機。
在這股權力的暗流中，禮部尚書夏言憑藉嘉靖帝的寵信，成為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夏言與嚴嵩同鄉，這層關係為嚴嵩提供了攀附的機會。嚴嵩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政治風向，開始竭力討好夏言，利用各種機會展現自己的忠誠與才能，逐漸獲得了夏言的信任與提攜。
嚴嵩的仕途在這一時期進入了快速上升通道。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不久，嚴嵩即被提拔為南京翰林院侍讀，代理院事。五年後，他又晉升為國子監祭酒，負責最高學府的教育管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嚴嵩再上一步，成為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調任南京吏部尚書，掌握了更為關鍵的官吏選拔大權。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朝覲考察，成為了嚴嵩仕途中的重要轉折點。他被世宗留用，不僅擔任禮部尚書，還兼任翰林院學士，這意味着他與皇帝的接觸更為頻繁，關係日益密切。嘉靖帝對禮制的重視，使得禮部尚書的位置尤為重要，往往被視為進入內閣的跳板。嚴嵩在此期間，為了迎合帝意，不惜改變自己原先的觀點，積極參與到禮樂制度的修訂中，甚至不顧辛勞，日夜奔波，以確保皇帝的每一個要求都能得到迅速響應。
嘉靖十七年（1538年），圍繞獻皇帝廟號與入太廟的問題，朝中爭議不斷，嚴嵩起初試圖阻止，但在嘉靖帝的嚴厲質問下，他迅速轉變立場，提出了詳盡的禮儀方案，成功順應了皇帝的意願，這也標誌着大禮議的最終落幕，嚴嵩因此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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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輔夏言因故被革職，嚴嵩迎來了權力的巔峰時刻。他被加封為少保、太子太保，同時擔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正式進入內閣，依舊執掌禮部事務。
四、迫害忠臣
隨着夏言與明世宗關係的逐漸疏遠，嚴嵩瞅準時機，開始精心佈局，逐步排擠這位曾經的恩主。夏言因反對世宗沉迷道教，態度傲慢，不再受到皇帝的青睞。而嚴嵩則善於察言觀色，對皇帝的每一個細微喜好都倍加留意，比如在世宗賜予沉香水葉冠時，夏言不屑一顧，嚴嵩則每次出朝必戴，且以輕紗籠之，這種明顯的對比讓世宗對嚴嵩的好感日益增加，而對夏言的不滿則日益加深。
嚴嵩的權力逐漸穩固，被晉升為太子太傅後，他開始着手清除夏言的影響力。嚴嵩利用各種手段挑撥離間，促使世宗最終罷黜了夏言，從而獨攬大權。在夏言被罷免的空檔期，雖然有吏部尚書許贊、禮部尚書張璧與嚴嵩共同參與朝政，但實際上世宗只信任嚴嵩，對他言聽計從。
嚴嵩的權謀不止於此，他還巧妙利用外患來構陷夏言。當韃靼入侵河套地區時，陝西總督曾銑主張收復失地，這一提議得到了夏言的強烈支持。然而，嚴嵩卻視此為扳倒夏言的良機，他暗中勾結皇帝身邊的近侍，指控曾銑輕率挑起邊疆戰事，同時唆使邊將仇鸞誣告曾銑隱瞞敗績、侵吞軍餉，並與夏言相互勾結。嚴嵩在世宗面前極盡渲染，稱夏言與曾銑圖謀不軌，世宗信以為真，最終導致曾銑被處決，夏言也被打入大牢。
即便夏言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短暫復出，但嚴嵩的嫉妒與仇恨並未消減，表面上對夏言恭敬有加，暗地裏卻密謀報復。嚴嵩再次利用撰寫青詞（一種向道教神靈祈福的文體）的機會，贏回了世宗的寵信。最終，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嚴嵩利用流言蜚語，使世宗相信夏言背地裏誹謗自己，夏言因此被斬首，其親信亦遭到清洗。至此，嚴嵩完全掌控了內閣，獨攬朝綱，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專權統治。
五、青詞宰相
嘉靖帝對齋醮的熱衷，推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建築項目，如齋宮與秘殿的修建，這些建設工程規模宏大，動輒牽涉數萬人的勞動力，耗資巨大，每年的花費高達二三百萬兩銀子，遠遠超出了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面對資金短缺，嚴嵩竟然要求臣民捐資，甚至採取額外徵稅的方式，嚴重加重了民眾負擔，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國家經濟的進一步惡化，民眾生活困苦，社會矛盾加劇。嚴嵩在這場耗費民脂民膏的狂熱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其責任無可推卸。
嚴嵩之所以能在朝中穩居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撰寫青詞的能力。他擅長用華麗的詞藻和虔誠的情感，準確地表達出皇帝對長生的渴望與對天神的敬畏，使得嘉靖帝對他的青詞讚賞有加，幾乎到了非嚴嵩之詞不足以表達心意的地步。嚴嵩為了保持這份寵愛，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甚至在國家危急關頭也不惜犧牲政務，專注於青詞的創作。
庚戌之變，即蒙古俺答汗率軍圍攻北京，是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機。在這樣生死存亡的關頭，身為內閣首輔的嚴嵩本應全力應對國家危機，指揮抗敵，但他卻仍然沉迷於青詞的撰寫，拒絕會見提出抗敵策略的左諭德趙貞吉，這種置國家安危與民眾生死於不顧的行為，暴露了嚴嵩極端的自私與對權力的畸形追求。在國家最需要他承擔領袖責任的時候，他卻選擇了逃避，只顧維護個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這種行為無疑加深了人們對他的負面評價，也因此被世人諷刺為「青詞宰相」。
嚴嵩的「青詞宰相」稱號，既是對其文學才能的認可，更是對其濫用權力、玩忽職守的諷刺。他的一生，雖在文學上有所成就，卻因過於諂媚皇帝、忽視國家與民眾利益，而留下了千古罵名。
六、剷除異己
在夏言被除去後，嚴嵩與曾經的盟友仇鸞之間的矛盾逐漸升級。仇鸞曾因被曾銑彈劾而身陷囹圄，為自救，他與嚴嵩結為政治聯盟，藉助嚴嵩之子嚴世蕃起草奏疏，成功扳倒了曾銑。但得勢後的仇鸞不甘心繼續受制於嚴嵩，他秘密 上 疏，揭露嚴氏父子的不法行為，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覺。然而，仇鸞的計策未能長久奏效，因其自身亦被發現有不軌行為，最終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被剝奪權力，憂慮成疾而死，這意外地解除了嚴嵩面臨的威脅，使其權勢得以延續。
嚴嵩利用這一連串的政治鬥爭，相繼除去了夏言和仇鸞兩位政敵，一時之間，朝中無人能與之抗衡。但他深知嘉靖帝對大臣的猜疑心態，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嚴嵩對所有敢於彈劾自己的官員均採取了嚴厲的報復措施，從貶謫到殺害，無所不用其極，沈鏈與楊繼盛的悲劇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沈鏈上疏列舉了嚴嵩的十大罪狀，直指其貪腐賣官、壓制賢能、控制言官等惡行，觸怒了嚴嵩。嚴嵩反唇相譏，以沈鏈過去的小過失為由，成功說服嘉靖帝將沈鏈貶謫至邊遠的保安。沈鏈在邊疆依然不改初衷，時常咒罵嚴嵩父子，最終被嚴嵩設計陷害，以涉及白蓮教案為由被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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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盛則更為直接，他在奏疏中痛陳嚴嵩的十項罪狀和五大奸行，將邊疆危機和天象異常都歸咎於嚴嵩的專權亂政，言辭犀利，直擊要害。然而，楊繼盛在奏疏最後建議皇帝諮詢裕王和景王，或是詢問閣臣，這觸及了嘉靖帝的逆鱗，因為這暗示了他對皇權的不信任，且違反了藩王不得干政的原則。嚴嵩趁機在嘉靖帝面前煽風點火，最終導致楊繼盛被送至鎮撫司受審，後被附在其他重罪官員之後一併處決。
七、權傾皇室
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面對一個微妙且敏感的問題：在未明確冊立太子的情況下，如何安排裕王朱載垕和景王朱載圳的婚事。按照先例，親王的婚禮應在各自的王府舉行，但嚴嵩對此持有異議。他認為，當前的情況與以往有所不同，兩位親王若出府成婚，容易與外界過多接觸，可能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和隱患。特別是在儲君名分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兩位親王的任何舉動都可能被解讀為對皇權的潛在威脅，或者引發不必要的猜疑和爭鬥。因此，嚴嵩提議，為安全考慮，兩位親王的婚禮應在皇宮內部舉行，這樣既方便保護，又能減少外界的干擾和誤解。
嚴嵩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他向世宗指出，兩位親王若在各自府邸完婚，由於王府的地理位置接近，加之隨從眾多，容易因小事產生嫌隙，不利於兄弟和睦及皇室穩定。而且，當時宮中無皇后，兩位親王是皇帝最親近的血親，如果都出居於外，可能讓皇帝感到孤立無援，這對皇家尊嚴和皇權穩定都是不利的。
世宗對嚴嵩的顧慮表示理解，但同時要求嚴嵩明確指出，這樣的安排究竟會危害到兩位親王，還是直接威脅到自己。嚴嵩的回答充分考慮了皇室內部的微妙平衡，強調了儲君名分未定情況下，任何可能引起猜疑的舉動都應謹慎處理，以維護皇室的和諧與皇帝的權威。
一年後，嚴嵩再次進言，強調自古以來，確定太子是帝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他多次私下向皇帝請願，希望早日解決這個問題，但因皇帝的深思熟慮，遲遲未有定論。嚴嵩指出，朝廷內外的臣民對此事都翹首以盼，認為如此重大的事情不應長期懸而不決，作為臣子，他們有責任催促此事儘快解決。嚴嵩建議應在新年之初，即刻着手進行太子的確立工作，以安定人心，維護國家的長遠穩定。
八、禍國殃民
在嘉靖年間，國家財政狀況日益惡化，政府支出不斷膨脹，尤其是嘉靖十五年以前，儘管名義上實行節約政策，但實際的財政開支已高達六七百萬兩白銀。此後的歲月里，除了日常的巨大開支外，嘉靖帝還頻繁下令採辦木材、香料及各類珍稀珠寶，進一步加劇了財政的負擔。光祿寺作為管理宮廷膳食的機構，其庫銀在嘉靖十五年前尚有八十多萬兩的盈餘，但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後，由於供應需求的不斷增長，這筆積蓄迅速消耗殆盡。
正是在這樣一個國庫空虛、財政緊張的背景下，嚴嵩進入內閣並逐步攀升至首輔之位。然而，面對國家的困境，嚴嵩並沒有展現出一位賢臣應有的擔當與遠見，沒有向皇帝提出任何實質性的改革建議，反而迎合皇帝的喜好，加劇了國家的混亂與衰退。嚴嵩認為，皇帝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不應受到任何限制，而作為臣子，唯一的選擇就是順從皇帝，哪怕是荒謬的要求，也要 全 力 執行，以此換取皇帝的寵信與個人權勢的穩固。
在這種扭曲的權力邏輯下，嚴嵩不僅沒有成為糾正時弊的中堅力量，反而成了禍國殃民的推手。他利用皇帝對道教的痴迷，不惜耗費巨資修建宮觀、舉辦齋醮，縱容了嘉靖帝對奢侈生活的追求，而對民間的疾苦、國家的長遠發展視而不見。嚴嵩的所作所為，進一步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崩潰，加重了百姓的負擔，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嚴嵩的執政理念完全服務於個人私慾與皇權的維護，他將皇帝的喜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對皇帝的每一個不合理要求都盡力滿足，無論是勞民傷財的建設，還是對忠誠直言官員的打壓，嚴嵩都毫不猶豫地執行。
九、敗壞朝綱
嚴嵩在成為內閣首輔後，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憑藉對世宗的阿諛奉承，得到了「忠勤敏達」銀印的賞賜，這標誌着他不僅在權力上達到了頂峰，也在皇帝心中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隨着年齡的增長，嚴嵩逐漸將權力交給了其子嚴世蕃，後者被提拔為工部侍郎，實際上成為了嚴嵩的得力助手和權力的延伸。嚴世蕃不僅聰明狡猾，還善於利用關係網，通過收買皇帝身邊的宦官，嚴密監控世宗的日常動態，確保自己能夠提前應對，牢牢把握朝政的主動權。這對父子，一個在朝中運籌帷幄，一個在幕後操縱信息，被時人戲稱為「大丞相」與「小丞相」，顯示出他們在朝中無人能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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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嵩父子長達二十年的專權，使得朝綱敗壞，政治生態嚴重惡化。嚴世蕃的囂張跋扈更是達到了極致，他曾公然在家中炫耀自己的財富，聲稱「朝廷無我富」，這種極度的自大和貪婪，進一步加劇了朝野的不滿情緒。儘管不少正直的大臣紛紛上疏彈劾嚴氏父子的種種不法行為，但由於明世宗的偏袒與庇護，這些彈劾大多不了了之，嚴氏父子的權勢反而愈發穩固。
在嚴嵩父子的操縱下，官員的選拔與晉升完全變成了金錢交易，形成了「政以賄成，官以賂授」的惡劣風氣。每一次官員選拔，價格都依據官位高低而定，官員的升遷也根據職位的優劣明碼標價。例如，七品州判的職位售價三百兩白銀，六品通判則需五百兩；而一些高級官員的職位更是昂貴，如刑部主事項治元通過花費一萬三千兩白銀，就能實現職位的轉換。更令人震驚的是，就連貢士潘鴻業僅用二千二百兩白銀就能當上臨清知州，而武官的買賣也同樣猖獗，指揮官的職位售價三百兩，都指揮官則需七百兩，甚至一些被撤職的總兵官，只要支付足夠的銀兩，就能重新獲得要職，如李鳳鳴和郭琮分別通過兩千兩和三千兩白銀的賄賂，分別恢復了薊州總兵和督漕運的職務。
結語
嚴嵩的一生，是權力欲望與道德淪喪交織的悲劇，是對後世官員的深刻警示。在歷史的長河中，他的故事提醒我們，無論個人才能多麼出眾，一旦失去了道德的底線，終將走向毀滅。嚴嵩的倒台，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轉折，更是對封建王朝政治腐敗與體制危機的深刻反映，其教訓值得後人深思與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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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嚴嵩：權力巔峰與晚年的淒涼終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