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64章 桂萼：嘉靖朝的改革先鋒與內閣風雲

    一、早年經歷

    桂萼，這位明朝中期的風雲人物，其早年的經歷充滿了求學的執着、科舉的成功與仕途的初步挫折，為他日後在政壇上的崛起奠定了性格與能力的基礎。

    出生在成化十四年（1478年）的桂萼，自幼便展現出了不凡的求知慾。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年僅九歲的他開始接受教育，師從胡居仁的弟子張正，這為他打下了堅實的儒家學問基礎。胡居仁乃明代心學的重要代表，其學術思想強調「躬行實踐」，這種注重實際、敢於質疑的精神無疑對桂萼日後的政治理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進入青年時期，桂萼的學識與志向日益成熟。弘治七年（1494年），他在中峰僧舍潛心苦讀，與兄長桂華相互切磋，兄弟二人以師友相待，展現了家族內部濃厚的學術氛圍和相互砥礪的風氣。這段時間的學習，不僅加深了桂萼對儒家經典的領悟，也鍛煉了他的思辨能力。

    正德二年（1507年），桂萼不負眾望，通過江西鄉試，中舉人的桂冠，這是他科舉道路上的第一個重要里程碑。三年後，他得到推薦前往禮部，標誌着其正式踏入官場的門檻。然而，桂萼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正德六年（1511年）雖然高中進士，卻因病未能立即赴任，這一插曲似乎預示着他未來的官場生涯將伴隨波折。

    正德九年（1514年），桂萼擔任丹徒知縣，首次踏上實際政務崗位。他性格剛直，不畏權貴，這種剛強的性格讓他在處理地方事務時屢次與上司發生衝突，顯示了他不妥協、敢於直言的一面。這種性格特質在正德十年（1515年）秋得到了進一步體現，因遭人彈劾，朝廷欲將其調往青田，桂萼卻拒絕赴任，這既是對其個人原則的堅持，也反映了他對官場現狀的不滿與挑戰。

    正德十三年（1518年），桂萼再次因他人推薦而出任武康知縣，但歷史似乎重演，他又因頂撞上司而陷入困境，不久之後，因父母喪事離職歸家，這一系列的遭遇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曲折，也折射出明代地方官僚體系內部的矛盾與衝突。

    直到嘉靖元年（1522年），桂萼再次出仕，擔任成安知縣。這一時期，他不僅需要處理地方政務，更是在內心深處對官場的腐敗與不公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些早期的挫折與反思，為他後來在嘉靖朝的大禮議事件中脫穎而出，以及推動改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定的決心。

    二、請正大禮

    嘉靖二年，桂萼因在成安知縣任上的表現升任南京刑部主事。此時，明世宗意圖追尊自己的生父興獻王朱佑杬為帝，而朝中多數大臣則堅持遵循傳統禮法，認為世宗應以孝宗（明武宗的父親）為父考，以維護皇統的正統性。這一矛盾引發了朝堂的激烈辯論，桂萼正是在這關鍵時刻上書，提出了支持世宗立場的觀點。

    桂萼在奏疏中引用了宋朝范純仁的例子，試圖證明明世宗作為入繼大統的天子，不必嚴格遵循過繼為孝宗子嗣的傳統，而應直接尊其生父為父考，生母為母后。他認為，世宗的繼位是基於祖宗遺訓和天子的正統性，而非簡單的血緣承繼，因此，尊興獻王為皇考合情合理。桂萼的論述直接擊中了世宗的心聲，得到了明世宗的高度重視，並決定將其奏疏與眾臣討論，此舉開啟了「大禮議」最為激烈的階段。

    面對桂萼的挑戰，以汪俊為代表的大臣們迅速組織反擊，聯名上書，依據《儀禮》、前朝典故以及儒家倫理，反駁桂萼的觀點。他們強調「兄終弟及」的原則適用於親兄弟之間，明世宗作為武宗的堂弟，理應繼續孝宗的宗廟祭祀，尊孝宗為皇考。此外，汪俊等人還引用宋、漢、魏等朝代的實例，說明即使是由旁支入繼大統，也需遵守先帝為父的禮制，以維護皇室血統的純潔性和正統性。他們的奏議得到眾多官員的支持，人數遠超桂萼一方。

    然而，桂萼並未就此退縮。在收到汪俊等人的聯名奏議後，明世宗雖然暫未公開表態，但實際上已傾向於桂萼的論點。桂萼趁勢再上一書，直接批評汪俊等人違背人倫、忽視帝王骨肉親情，認為真正的孝敬在於尊生父為考，而非僅僅在稱號上做文章。桂萼的堅決立場和情感訴求，進一步贏得了明世宗的認同，最終促使世宗決定召桂萼、張璁等人進京，以更深入地探討「大禮議」。

    正當桂萼等人準備啟程北上時，朝中內閣大臣為避免爭端擴大，請求維持原有決議，即保留「本生」二字，以示興獻王為世宗的生父而非皇考。這一策略雖然暫時讓世宗同意中止召見，但桂萼等人不甘失敗，途中再次上書，堅決要求去除「本生」二字，指出這一稱謂本質上是將世宗與孝宗綁定，違背了世宗對生父的孝心。桂萼的堅持和明世宗的內心傾向最終促使後者加快了決策進程，決定繼續召見桂萼等人，使得「大禮議」進入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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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履 遭 眾 劾

    嘉靖三年（1524年）的春夏之交，圍繞桂萼與張璁被明世宗朱厚熜重用以及「大禮議」的持續發酵，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風暴。這場風暴不僅考驗着新君與朝臣之間的關係，更觸及了明朝禮法與皇權的深層矛盾。

    自明世宗決定尊崇其生父興獻王為皇考後，以桂萼、張璁為代表的改革派與以汪俊、喬宇等人為首的保守派之間的對立逐漸白熱化。四月初，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等官員聯名上書，請求罷免桂萼，並反對更改獻帝的稱號，此動議直指桂萼等人的政治立場，顯示出朝中保守力量對改革派的強烈抵制。喬宇的上疏更是直截了當地批評明世宗的任命決定，認為這打破了常規，動搖人心，請求恢復汪俊等人的職務，停止對桂萼等人的徵召，進一步加劇了朝堂的緊張氣氛。

    五月中旬，桂萼與張璁抵達北京，旋即提出七條改革意見，這些意見觸及了朝中諸多敏感問題，引起了眾多大臣的強烈不滿，甚至有人提議將他們二人逮捕處決。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桂萼一度避不出門，張璁則稍後才敢上朝露面，顯示了他們面臨的巨大壓力。緊接着，給事中張翀、鄭本公以及眾多官員連續上書，彈劾桂萼、張璁等人，指控他們破壞宗廟制度，挑撥皇室關係，誹謗正直官員，要求將他們外放以儆效尤。儘管如此，明世宗並未採納這些彈劾建議，反而更加倚重桂萼與張璁，這無疑加大了雙方的對立。

    面對持續的攻擊，桂萼與張璁在六月初再次 上 疏 為自己辯護，他們的態度堅決，力圖澄清誤解，表明改革立場。隨後，兩人被任命為翰林院學士，這一決定激起了以豐熙、楊維聰等人為代表的官員的強烈不滿，他們以與桂萼等人同列官職為恥，紛紛請求辭官，但未被批准。與此同時，李學曾、吉棠等御史指責桂萼、張璁曲解儒學，迎合時弊，而刑部尚書趙鑒甚至提議嚴懲二人，這些行為反映出朝臣間的深刻裂痕。

    在這一系列的政治較量中，楊慎等三十六名官員的集體上書尤為引人注目。他們明確表示與桂萼等人在學術觀點和政治立場上存在根本分歧，請求明世宗將他們罷免，以免造成更大的政見不合。這一舉動不僅加劇了朝堂的分裂，也迫使明世宗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對上書官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處罰。

    隨着事態的發展，胡侍、王時柯等監察御史繼續上疏，批判桂萼等人提出的改革意見背離經典，挑戰傳統禮法，呼籲明世宗能夠納忠言、遠佞臣，恢復朝綱，平息風波。這一系列的彈劾與辯駁，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政治生態的複雜與激烈，以及皇權與士大夫階層在意識形態和權力分配上的深刻衝突。

    四、排除異己

    嘉靖三年至嘉靖五年間，隨着大禮議的塵埃落定，桂萼與張璁作為明世宗的得力助手，其地位愈發穩固，同時也展開了排除異己、鞏固自身權勢的行動。

    在大禮議勝利後，桂萼等人並未停下腳步，他們借着皇權的支撐，開始在朝中推進一系列人事調整。如桂萼推薦廖紀到吏部任職，這被視為強化改革派力量、控制朝政的關鍵舉措。面對不斷湧來的彈劾與批評，桂萼與張璁多次以請辭的方式回應，但每次明世宗均未批准，反而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職位，如桂萼被提拔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這無疑增強了他們在朝中的影響力。

    在這一過程中，桂萼與張璁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反對派進行打擊。如楊言的上疏直指桂萼等人是「小人竊位」，桂萼則以反擊的姿態上疏，要求罷免那些他認為對皇帝不忠之人，如何淵，以此鞏固自身陣營的同時，削弱對手的力量。在與費宏的鬥爭中，桂萼與張璁更是不遺餘力，通過彈劾費宏，指責其受賄、濫用職權等行為，試圖清除異己，確保自己在朝中的絕對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等人不僅在政治鬥爭中積極主動，還善於利用各種場合迎合明世宗，如在討論世廟修築及太后禮儀問題上，他們的意見總能與皇上的意願不謀而合，這不僅加深了皇帝的信任，也使得他們在排除異己時更有底氣。即便是面對南京戶部給事中林士元對桂萼的彈劾，明世宗也選擇不予理會，顯示了對桂萼一派的偏袒。

    此外，桂萼與張璁還懂得適時提出寬恕被流放官員的請求，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專橫跋扈的形象，同時也在朝中樹立了一種恩威並施的權威。而他們對編纂《大禮全書》的參與，更是將自己塑造為大禮議的理論奠基者，進一步鞏固了在歷史敘事中的地位。

    五、頗受帝寵

    嘉靖六年至嘉靖七年，桂萼憑藉其在「大禮議」中的顯着立場和對明世宗的支持，逐漸贏得了皇帝的高度信任與寵幸，成為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此期間，桂萼的仕途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路高升，不僅在政治地位上獲得了顯着提升，還在文化、軍事、法制等多個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影響力日益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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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萼先是被升任為禮部右侍郎，並提督四夷館，接着被任命為日講官，直接參與皇帝的日常學習與決策過程，顯示了皇帝對他的高度信賴。在此基礎上，桂萼不斷提出各類改革與管理建議，如提議國子監生放假探親、請求重用王守仁等，均得到了明世宗的積極響應。他與張璁共同編纂的《大禮全書》也得到了皇帝的認可，並被更名為《明倫大典》，進一步鞏固了其在理論上的權威。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在朝中的地位上升也伴隨着對反對聲音的強力打壓。面對南京給事中鄒架等人對其不稱職的彈劾，明世宗並未採納，反而繼續賦予桂萼更多的職責，如代理刑部事務，甚至在吏部左侍郎空缺時，明世宗直接指定桂萼接任，打破了常規的推舉流程，顯示了對桂萼的極度信任。他還獲得了象徵榮譽的銀章，並被允許以密封上書的形式參與政事評論，這是對桂萼忠誠與貢獻的高度認可。

    在這一系列的晉升與賞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桂萼被加官為太子太保，甚至在《明倫大典》成書後，他又被賜予少傅兼太子太傅的榮譽，其子也被蔭封為中書舍人，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榮耀，標誌着桂萼在朝廷中的地位幾乎達到了頂峰。

    然而，桂萼的快速崛起也伴隨着爭議與反對，他的一些政策建議，如對修通惠河的反對和在軍事策略上的不同意見，都反映出他在執行政策時的決斷力與面對不同聲音時的堅持。儘管如此，明世宗始終站在桂萼一邊，為其排除障礙，確保其改革與管理措施得以推行。

    六、入閣輔政

    嘉靖八年，桂萼的仕途達到了頂峰，他被任命為武英殿大學士，正式進入內閣，成為明世宗身邊的重臣。在進入內閣之初，桂萼承擔了諸多重任，包括參與殿試讀卷、監修《大明會典》以及進呈《輿地指掌圖》等，這些工作不僅彰顯了他在學術和行政上的才能，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然而，隨着權力的增長，桂萼的行事風格和政治決策開始引起一些朝臣的不滿和擔憂。孫應奎的上疏直接批評桂萼等人，尤其是指出桂萼「作威作福，私納財賄，阻攔壓抑氣節之士，結黨營私」，這一指控直指桂萼的道德與政治操守，使明世宗不得不對桂萼有所警覺，要求其改正錯誤。

    面對朝中日益增多的非議和皇上的警告，桂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兩次上書稱病求退，試圖以退為進，緩解輿論壓力。同時，禮科給事中王准彈劾桂萼私薦親信李夢鶴之事，進一步將桂萼推向風口浪尖。儘管吏部調查後為李夢鶴辯解，但此事已深深觸動了明世宗對桂萼的信任，進而引發了一系列針對桂萼及其同黨的調查。

    陸粲的上疏更是將矛頭直指桂萼與張璁，列舉了兩人種種不法行為，如受賂舉薦、結黨營私等，這些指控在朝中引發了軒然大波。明世宗最終不堪輿論壓力，決定揭露張璁、桂萼的罪狀，並令桂萼以尚書身份退休，張璁也被免職。然而，這一決定很快因霍韜的上疏和明世宗對案件的重新審視而出現轉機，最終李夢鶴等人被單獨定罪，桂萼得以免於重罰，被改任為南京工部尚書。

    這一系列事件，充分體現了明代政治中權力鬥爭的複雜性。桂萼雖然在明世宗的支持下一度風光無限，但也因權力的膨脹和行事方式的爭議，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機。即便如此，桂萼的政治生命並未因此終結，其後仍有國子監學生錢潮等人上書請求其還朝，顯示了他在部分人士中仍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聲望。然而，明世宗對這些請求的憤怒反應，也透露出皇權對於臣子干預政治決策的警惕和反感，桂萼的復出之路也因此變得撲朔迷離。

    七、晚年生涯

    嘉靖九年至十年間，桂萼的晚年生涯充滿了病痛與皇恩的雙重色彩。儘管身患重疾，桂萼仍多次因明世宗的眷顧而重返政壇，顯示了其在皇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嘉靖九年，桂萼因健康狀況不佳，數度請求退休，但明世宗不僅屢次慰留，還派太常寺卿魏璄探視，賜予藥物與食物，表達深切關懷。這不僅反映了明世宗對桂萼個人能力與貢獻的認可，也體現了君臣之間超越尋常的親密關係。即便是在病中，桂萼依然盡心盡力，進獻《三才日曆志》，得到明世宗的高度讚賞，再次證明了他作為重臣的價值。

    然而，身體狀況的惡化最終迫使桂萼再次請求告老還鄉，明世宗在萬般不舍中批准了他的請求，並給予了豐厚的賞賜，包括銀兩、衣物及金錢，以示對這位長期輔佐自己的老臣的尊重與感激。桂萼的離世，對明世宗而言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不僅特贈桂萼以太傅的高位，賜予「文襄」的美諡，還安排了隆重的祭祀和葬禮，並對桂萼的後人給予了官職，以示對逝者的緬懷與對其家庭的照顧。

    結語

    桂萼的一生，是勇於擔當與探索的一生。他不僅是嘉靖朝政治鬥爭中的關鍵角色，更是一位致力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改革家。雖然他的許多改革措施未能徹底實施，但其思想和實踐為後來的張居正等人的改革奠定了基礎。桂萼的故事，是對明代中期複雜政治生態的深刻反映，也是對一個時代改革精神的生動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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