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東宮侍儲
劉瑾,一個原本籍籍無名的陝西興平少年,卻在明朝中葉的政治舞台上書寫了一段既輝煌又悲涼的歷史。他的故事,始於一場命運的轉折——六歲被太監劉順收養,從此踏入了紫禁城的高牆深院,開始了宦海浮沉的一生。在這個時代,宦官勢力如同暗流涌動,而劉瑾憑藉機敏與狡黠,逐漸嶄露頭角。
到了弘治年間,儘管一度因罪被查,但命運似乎特別眷顧這位後來被稱為「立皇帝」的人。赦免後的劉瑾,獲得了侍奉太子朱厚照的機會,這成為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隨着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厚照即位為武宗,劉瑾的命運也隨之水漲船高。他與另外七名受寵太監並稱為「八虎」,而他更是居於首位,操控着皇宮內的諸多娛樂活動,深得武宗歡心。這種寵愛不僅讓他掌握了鐘鼓司,更在不久之後,躍升為內官監掌印太監,權柄日盛。
二、初獲權力
在正德元年(1506年)初,劉瑾的權力之路迎來了關鍵的飛躍。他不僅被委以重任,執掌象徵軍事力量的「五千營」(應為誤記,實為「三千營」),更在明武宗朱厚照的心中佔據了無可替代的地位。此時的劉瑾,已成為「八虎」之首,這個由八名深受武宗喜愛的宦官組成的團體,包括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他們圍繞在年輕的皇帝周圍,用盡手段博取歡心,而劉瑾以其過人的智謀和對歷史人物王振的效仿,尤為突出。
劉瑾深知,要鞏固自己在宮中的地位,必須緊緊抓住皇帝的心。因此,他每天變着花樣進獻珍禽異獸、歌舞表演、摔跤等娛樂項目,甚至誘導武宗私下出宮,體驗民間樂趣,這種種行徑雖讓武宗感到新奇快意,卻也逐漸侵蝕了皇帝的品性和治國之心。孝宗皇帝去世前留下的遺詔中,明確要求減少宦官干政,尤其是撤回監守城門的宦官,但這一切在劉瑾的阻撓下未能實施,反而,他利用武宗的權威,讓在外監軍的宦官繳納巨額「承包費」,開啟了朝廷大肆斂財的先例,進一步破壞了國家財政秩序。
與此同時,劉瑾在京城周邊大肆擴張「皇莊」,數目竟高達三百多所,這一行為嚴重侵犯了百姓的土地權益,造成了社會矛盾的激增。這些皇莊名義上屬於皇家,實則成為了劉瑾等人中飽私囊的工具,百姓苦不堪言,怨聲載道。
三、屢遭彈劾
正德元年(1506年),隨着劉瑾及其「八虎」集團的胡作非為日益嚴重,他們不僅引誘明武宗沉迷遊樂,荒廢朝政,更在朝野內外引起了廣泛的不滿和憂慮。朝中以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為核心的大臣群體,以及尚書張升等眾多官員,紛紛上書勸諫,希望武宗能迷途知返,嚴懲「八虎」,恢復朝綱。然而,面對這些忠誠的勸誡,武宗似乎被劉瑾等人牢牢蒙蔽,始終未予採納。
同年十月,形勢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五官 監 候 楊 源利用天文星象的異常,上疏指出這是天象示警,暗示朝政不正。這次,武宗罕見地有所觸動。趁此機會,劉健、謝遷等人再次強烈進言,要求嚴懲劉瑾,戶部尚書韓文亦帶領群臣響應,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武宗在壓力之下,初步妥協,派遣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前往內閣,提議將劉瑾貶謫至南京,試圖以此平息風波。
然而,內閣與諸多朝臣並不滿足於此,他們堅持認為,劉瑾等人罪大惡極,簡單的貶謫不足以平民憤,更無法根治朝政之弊。尚書許進擔憂過於激烈的行動可能引發宮廷變故,但劉健等人立場堅定,誓要清除「八虎」。此時,王岳作為司禮監中的一股清流,與范亨、徐智等宦官對「八虎」深惡痛絕,他們將朝臣的主張如實稟報給武宗,並強調這是正本清源之舉,得到了部分朝臣的響應,計劃集體面聖請願。
劉瑾得知這一緊急情勢後,恐懼之餘,採取了極端的自救策略。他帶領馬永成等親信宦官,深夜向武宗哭訴求情,巧妙地將自己塑造為受害者,聲稱王岳等人意圖限制皇帝的自由,而所謂的「玩樂」不過是生活小節,無關國家大政。劉瑾的花言巧語和情感攻勢,成功打動了武宗,後者勃然大怒,立即決定逆轉局勢,不僅沒有懲罰劉瑾,反而將劉健等人的支持者王岳、范亨、徐智等人視為敵人,下令將他們貶謫南京,並派遣殺手在路上截殺了王岳與范亨,徐智雖得以倖存,但也遭受了殘酷的肢體傷害。
四、欺下瞞上
劉瑾在取得武宗的絕對信任後,其權勢如日中天,他開始肆無忌憚地排除異己,欺壓臣僚,操縱朝政。首先,他藉故打擊了反對他的核心人物,如將戶部尚書韓文革職,對敢於上疏請求保留劉健、謝遷等正直大臣的給事中呂翀、劉郤等六人施以杖刑,同時,還杖責了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以此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連遠在南京的官員,如武靖伯趙承慶、府尹陸珩、尚書林瀚等,只要與反對他的奏疏有關聯,皆難逃懲罰,或是被逼辭職,或是削減俸祿。更有甚者,南京的幾位官員,如副都御史陳春、御史陳琳、王良臣,以及主事王守仁,因救助戴銑等人而遭到貶職或杖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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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瑾的暴虐不僅僅體現在對官員的個人打擊上,他更編織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監視網,派遣校尉到全國各地秘密偵查,任何微小的不滿或異動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禁止官員之間相互救援,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不敢發聲。同時,劉瑾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提拔親信至邊疆重鎮,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在論功行賞時,他濫用職權,隨意提升官校,甚至假借皇帝之名,賜予數百人錦衣官職,無視制度,妄自尊大。
此外,劉瑾還通過篡改文化成果來栽贓陷害。在《通鑑纂要》完成後,他無端指責翰林編修官工作不力,導致眾人受罰。而對那些依附於他的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人,則給予越級提拔,即便是裝潢工匠這樣的底層人員也被破格授官,這種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朝政的混亂。
劉瑾還發明了一種殘酷的懲罰方式——特製的重枷,以此來折磨那些稍有微詞的官員,如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等,許多人被折磨至瀕死才被解下枷鎖,有的甚至直接死於枷鎖之下。錦衣衛監獄因關押過多的囚犯而擁擠不堪,任何試圖對囚犯表示同情的官員,如錦衣衛僉事牟斌,也遭到嚴厲的懲罰。劉瑾的殘暴還體現在他對進諫者的無情打壓,如府丞周璽、五官 監 候 楊源皆因直言進諫而被杖斃。
在處理朝政事務時,劉瑾更是狡猾地選擇在武宗沉浸於玩樂時奏事,利用武宗的厭煩情緒,快速決策,使得許多決定未經深思熟慮便付諸實施。久而久之,武宗也對頻繁的政務干預感到厭倦,一句「我用你幹什麼?別來打擾我!」無意間給予了劉瑾更大的獨斷空間,使其得以在沒有皇帝直接監督的情況下,更加肆意妄為,獨攬大權。
五、黨同伐異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明朝的朝政經歷了一場重大的風波。當時的權臣劉瑾,利用手中的權勢,對朝廷中的異己勢力進行了殘酷的打壓和排斥,這一行為在歷史上被稱為「黨同伐異」。
劉瑾首先拉出一份「奸黨」黑名單,這份名單上包括了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以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眾多朝廷中的忠誠正直之士。這些官員在朝堂之上以忠言直諫着稱,卻因此成為了劉瑾的眼中釘。
為了展示他的權威,劉瑾在三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召集了所有的群臣,讓他們跪在金水橋南,然後親自宣讀了這份黑名單。這一舉動無疑是對這些官員的極大羞辱和打壓,也顯示了劉瑾在朝廷中的絕對權威。
除了打壓異己,劉瑾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嚴格限制了文官的權力,下令不要動輒便給文臣誥封,對文官要嚴加約束。他還令六科官員寅時入朝工作,酉時退朝下班,使得這些官員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身心俱疲。
更為嚴重的是,劉瑾在處理朝政時,往往不經過深思熟慮,而是將批答章奏文書拿回自己家中,與妹夫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奸猾之徒張文冕一起商議決定。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僅辭句粗俗冗長,而且缺乏深思熟慮,對朝政的穩定和國家的長遠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此外,劉瑾還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寧王朱宸濠的謀反提供了便利。他接受了朱宸濠的賄賂,為其恢復了護衛,使得朱宸濠得以實施造反陰謀。這一行為無疑是對朝廷的背叛,也加劇了明朝後期的動盪不安。
六、權擅天下
在劉瑾權勢滔天的時期,他不僅操縱朝政,更將貪腐之風推向了極致。他利用皇帝的信賴,命令各地將庫藏財物悉數運往京師,藉此機會大肆侵吞國家財產。官員晉升、朝覲述職,甚至是日常的政務往來,都需向劉瑾行賄,形成了一種名為「見面禮」的潛規則,金額之巨,令人咋舌。一些官員甚至不得不借貸以完成這筆昂貴的「交易」,京城富豪因此大發「京債」之財。劉瑾不僅親自接受賄賂,還安插親信到地方任職,作為其斂財的代理人。
劉瑾的專橫不僅限於經濟領域,他還肆意干涉司法,以權代法,隨意定人生死。如御史匡翼因一件偶發事故被其構陷問罪;學士吳儼、御史楊南金等因不順從或被誣陷,遭到撤職或 中 傷 ;對邊防倉儲進行所謂的審查,實則是藉機打壓異己,眾多官員因此身陷囹圄,甚至命喪牢中。他還通過創立「罰米法」,對所有曾得罪過他的人進行報復,迫使他們繳納巨額罰款以補充邊疆糧食,導致多人家破人亡。
正德三年(1508年)夏,一封匿名信件控訴劉瑾的種種惡行,觸發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暴。劉瑾借皇帝之名,召集百官跪於奉天門下,企圖以高壓手段震懾反對者,導致多名低級官員無辜被捕,更有數人因酷暑折磨而死。這場鬧劇最終因大學士李東陽的介入和匿名信來源的澄清而告一段落,但已造成人心惶惶,朝野震動。劉瑾在此期間還設立了臭名昭着的「內行廠」,其手段之殘忍,連東廠、西廠也望塵莫及,京城內外一片恐慌,社會秩序瀕臨崩潰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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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瑾身邊聚集了一眾黨羽,如內閣的焦芳、劉宇,六部尚書中的張彩、曹元等,他們沆瀣一氣,共同維護劉瑾的專制統治。劉瑾還擅自更改制度,要求巡撫必須進京領受敕令,實則藉機索賄。邊防將領的升遷與否,完全取決於是否向劉瑾行賄,甚至有違法者因賄賂而逃脫懲罰,甚至獲得晉升。他指使黨羽在各地丈量土地,嚴苛剝削,激起了邊防軍的反抗。此外,劉瑾還濫用職權,調整科舉名額,以恩寵親信、打擊政敵,完全不顧國家選才的原則。
在劉瑾的統治下,國家法律成了他手中隨意揉捏的工具,刑部尚書劉瞡因未主動迎合其意,竟遭到辱罵和威脅,被迫彈劾無辜官員以自保。更有官員因懼怕劉瑾,不惜自殺或諂媚取悅。在這樣的高壓環境下,社會公正蕩然無存,法治精神遭到踐踏,整個國家機器幾乎成了劉瑾個人意志的延伸。
七、納賄自肥
劉瑾的貪慾之大,幾乎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他利用自身的權勢,對入京朝見或出使的官員索賄無度。這種風氣之惡劣,以至於給事中周鑰在無錢賄賂劉瑾的情況下,選擇了自殺,足見當時官場風氣之扭曲。然而,即便面對如此嚴重的後果,劉瑾的貪慾仍未得到收斂,直至其黨羽張彩提出警告,指出這種索賄行為實際上是在為劉瑾積累怨恨與潛在的禍患,因為官員們大多需要借貸來滿足劉瑾的要求,最終只能挪用公款償還。這一番話似乎暫時喚醒了劉瑾的理智,他開始採取一些表面措施來緩和局勢。
緊接着,劉瑾利用御史歐陽雲等人遵循舊習進獻賄賂的機會,突然轉變態度,將他們一一揭發並治罪,表面上看似懲治貪腐,實則是藉機清除異己,鞏固自身地位。為進一步擴大影響,劉瑾派遣給事中、御史十四人分赴各地巡查,藉機斂財,同時也打擊那些不願與之同流合污的官員。這些被派遣的官員為了取悅劉瑾,無不在地方上大肆搜刮,製造了一系列冤假錯案,如彈劾尚書顧佐、侶鍾、韓文等多位正直官員,導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劉瑾的貪婪不僅限於金銀財寶,他還通過編造罪名,假借聖旨抄沒了原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黃景、尚書秦紱等人家產,手段之狠辣,牽連之廣泛,令人髮指。有時,一人獲罪,竟株連其鄰居乃至對岸居民,製造了無數人間悲劇。大興文字獄,使得修纂《孝宗實錄》的翰林官員也未能倖免,儘管按照慣例應予以升遷,但因劉瑾的個人恩怨,十六名參與纂修的翰林被調往南京六部,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流放與懲罰。
八、凌遲處死
正德五年(1510年),明朝的政局迎來了一場劇烈的震動。這一年,安化王朱寘鐇因不滿劉瑾專權,發動了叛亂。明武宗朱厚照聞訊,派遣都察院右都御史楊一清和八虎之一的太監張永前往平叛。楊一清,一位富有智慧與膽略的官員,與張永同行,心中早已盤算着除去朝中大患劉瑾的計劃。在平定叛亂後,楊一清利用張永與劉瑾的矛盾,巧妙地與張永結盟,共謀劉瑾之策。
張永,雖然也是八虎之一,但他與劉瑾的爭鬥已久,對於劉瑾的專橫跋扈也心生不滿。在楊一清的勸說下,張永決定利用獻俘之機,向武宗揭露劉瑾的種種惡行。在一次朝會上,張永不僅詳細列出了劉瑾的十七條大罪,其中包括圖謀不軌、貪污受賄、私藏兵器等嚴重罪行,還展示了從叛亂中繳獲的證據,讓武宗震驚不已。武宗初聞此事,半信半疑,但在張永和楊一清的力證之下,終於下達了逮捕劉瑾的命令。
審訊過程中,劉瑾雖試圖狡辯,但在確鑿的證據面前,他的辯解顯得蒼白無力。此時,朝中重臣李東陽也站了出來,力勸武宗下決心,認為劉瑾之罪不容輕饒。武宗在 重 臣 的勸說下,終於動了殺心。次日,武宗親自主持抄家行動,結果令人瞠目結舌:從劉瑾府邸中搜出的金銀財寶數以百萬計,更有偽造的玉璽、禁用的玉帶等違禁物品,甚至在劉瑾常用的扇子中,還藏有兩把鋒利的匕首,這些發現無疑坐實了劉瑾的謀反之罪。
武宗見到這些證據後,憤怒至極,徹底相信了劉瑾的不軌之心,於是果斷下令將劉瑾凌遲處死。凌遲,乃古代最殘酷的刑罰之一,足見武宗對劉瑾的痛恨程度。隨着劉瑾的倒台,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也被盡數廢除,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終結。
結語
劉瑾的故事,是對明朝乃至整個封建時代權力濫用與腐敗現象的深刻反映。他從一個低微的太監,一步步爬上了權力的巔峰,卻又因為自己的貪婪與妄想,最終落得個身死名裂的下場。劉瑾的興衰,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對後世的警示:權力若不受制約,必將導致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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