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年代 第1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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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英國在巴黎和會時期的內閣,陸軍大臣丘吉爾是最為痛恨布爾什維克的一位內閣成員,他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偏見,甚至連一些英國人都有些不以為然了。

    丘吉爾認為:在俄國隱藏着一個紀律嚴明、權力高度集中的政黨,它要在遙遠的未來創建一個完美世界,在這個目標的激勵下,不惜動用一切手段。他告訴自己的同僚和公眾:「和許多遠大政治夢想不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本質是,只能靠暴力來宣傳和維持。布爾什維克黨人做好了準備,要摧毀一切阻止他們實現這個夢想的東西,不管是俄國的社會制度還是俄國人自己。」

    在倫敦他對一位會見者說:「在歷史的所有暴政中,布爾什維克的暴政是最壞的、最具破壞力的、最為可恥的。」

    首相勞合·喬治對此認為丘吉爾的動機不純,他告訴記者:「公爵的血統讓他反感俄國全面消滅大公的做法。」

    丘吉爾身邊的許多同事和英國大部分公眾,都將丘吉爾視為怪胎和不可信的人。加里波第戰役的災難並沒有從丘吉爾身上洗去,英國公眾依然把他視為一個劊子手,並認為他對於布爾什維克的言論聽起來有些歇斯底里。

    比如在1918年11月,丘吉爾在一次選舉發言中說道:「在大片大OTg2NTc=片的土地上,文明正被滅絕。布爾什維克黨人就像狂暴的狒狒大軍一樣,在城市的廢墟和受害者的屍堆上歡呼雀躍。」

    當時在場的內閣成員一片譁然,貝爾福冷淡地對丘吉爾說道:「我欽佩你講述事實的誇張手法。」

    事實上,在德國尚未投降之前,協約國內部對於俄國革命的看法正在有所改觀。一方面協約國方面沒有想到德國人在美國宣佈參戰後居然還有餘力發起在西線的進攻,這讓英國人開始焦慮德國如果拒絕投降的話,從萊茵河到柏林的進軍道路上不知還要流多少血,這將讓美國在戰後擁有對歐洲更多指手畫腳的權力。

    因此在俄德和解後,協約國內部的自由派開始傾向於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十月革命並不是一場叛亂,雖然他們推翻了一個民選的臨時政府,但至少布爾什維克留下了沙皇一家的性命,這說明布爾什維克黨人還是有理智的。

    另外,鑑於現在的法國和美國都是革命後的產物,因此自由派也把十月革命看成為了一場比資產階級革命更為激進一些的革命。至少威爾遜總統一開始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解是:限制大企業、大政府的權力,給個人提供更大的自由。

    威爾遜的私人醫生格雷森就對外透露,總統贊同布爾什維克黨章中的很多內容,「當然,他說他們的謀殺、充公以及對法律的徹底漠視,都應該嚴厲譴責。然而,他們的學說有一些是完全被資本家逼出來的,資本家忽視各地工人的權利。他還警告所有同事說,如果布爾什維克黨人能理智下來,制定一套法律政策,那麼他們很快就會遍佈歐洲,推翻現有的政府。」

    勞合·喬治在和會上也曾經附和過威爾遜總統對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看法,「寡廉鮮恥、專橫無道的舊秩序得到這樣的下場完全是咎由自取。俄國革命表現出來的殘暴,完全歸咎於壓迫與剝削。」

    寇松向貝爾福抱怨過,「首相自己就帶有一點兒布爾什維克的味兒。有人覺得,他會把托洛茨基當作國際舞台上唯一的知己。」

    另一方面,協約國中的許多人相信,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最終會安定下來,變成資產階級。西方的事情不會發展到俄國那種地步。如果布爾什維克的理念滲透西方社會,那是因為人民本身忍無可忍了。

    威爾遜和勞合·喬治都認為,拿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目標,就奪走了它需要的氧氣。沒有土地的農民,沒有工作的工人,沒有希望的尋常男女,都盼望着那個預言家允諾的國度的降臨。

    威爾遜對於協約國其他政治家們說道:「江浙湖漢北即便是在自己的國家,勞資之間也存在危險的隔閡。種子需要土壤,布爾什維克的種子找到了已經為它們準備好的土壤。所以要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方法就是建立一種新秩序。」

    勞合·喬治對此也表現出了相當樂觀的看法,他對一名向自己提問的記者回應道,「你難道不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會自生自滅嗎?歐洲非常強大,完全可以抵禦它。」

    威爾遜總統基於支持自己的進步主義者的立場和反對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對於政府的操控,勞合·喬治首相則是為了安撫國內的激進工人運動和選舉,他們不約而同的都站在了對蘇俄緩和關係的立場上,但是他們也認為「俄國人應當遵守規矩,才能讓他成為我們的一員」。

    勞合·喬治於年初抵達倫敦和克列孟梭會面時就試圖勸說他,「我們不能當那個國家不存在。俄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吃盡了苦頭,他們的軍隊赤手空拳地戰鬥,俄國政府無情地背叛了他們。經受了這種苦難,俄國人民反對協約國也不奇怪。

    但是俄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橫跨歐亞兩大洲,人口接近兩億。我們可以不喜歡布爾什維克黨人,但西方可以拒絕承認他們嗎?要是說只有我們可以從一個偉大民族中挑選代表,那就等於違背了我們為之奮鬥的所有準則。

    法國大革命之後,英國政府就犯過同樣的錯誤,支持了法國的流亡貴族。結果使歐洲陷入了一場持續25年左右的戰爭。難道我們還能再犯一次同樣的錯誤嗎?」


    但是法國總理克列孟梭並不能接受勞合·喬治的觀點,他把俄國布爾什維克視為了德國人顛覆沙皇政府的工具,在俄國和德國和解後,他進一步加深了這一印象。因此他認為布爾什維克主導的十月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在德國操縱下的一次叛逆。

    除此之外,法國很多中產階級先前購買了大量的俄國國債,但是十月革命之後人民委員會宣佈廢除了這些國債,這就讓法國人對俄國布爾什維克產生了普遍的不滿。

    因此克列孟梭不能違背國內的民意,他警告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如果布爾什維克黨人向巴黎派出代表,極端激進分子就有可能被鼓動起來,中產階級則會慌亂不安。街上會發生暴動,那樣的話他的政府就不得不用武力平息事態。因此英國和美國打算邀請布爾什維克參加和會的話,那麼他就宣佈辭職。」

    在2月之前,勞合·喬治面前的俄國問題有三個選擇:第一,摧毀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第二,把它和外界隔絕開來;第三,邀請俄國人來和會,布爾什維克黨人也要算在內。

    不過,第一個選擇隨着高爾察克軍政府的垮台和蘇德合作已經近乎於失敗。第二個選擇在高爾察克軍政府垮台後,協約國也無法封鎖住西伯利亞鐵路,從而大大的削弱了對於俄國的封鎖效果。

    因此勞合·喬治個人是傾向於第三個選擇的,把俄國國內的各個派別邀請到巴黎來,讓他們達成停戰協議,從而給那些非布爾什維克勢力一個喘息的機會。為了說服四人會議中的其他三國,他這樣形容道:「羅馬人就是這麼幹的。把野蠻人找來,告訴他們要守規矩。」

    在俄國問題上,威爾遜支持勞合·喬治,但法國外長畢盛和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諾有異議。四人會議爭執不下中,畢盛建議至少要聽聽法國和丹麥大使的意見,因為他們剛從俄國回來。這兩個人到是來得正是時候,他們帶來了一個恐怖而喪失人性的蘇維埃俄國的傳聞。

    雖然勞合·喬治並不相信這兩人誇大的言詞,但是圍繞巴黎和會的那些保守派們,使得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倫敦議會中的托利黨人和法國投資者一樣,都對布爾什維克黨人充滿了刻骨的仇恨。這使得勞合·喬治更加難以選擇緩和的方案,當然,日本和中國代表的意見是被排除在首相的視野之外的。

    只是這樣一來,對於俄國問題遲遲不能決定,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保守派對於緩和主義的不滿,他們要求最高理事會明確對俄國問題的決定。

    丘吉爾在議會上攻擊首相對俄國問題的優柔寡斷,他在議會中疾呼道:「他們同蘇俄開戰了嗎?顯然沒有,但他們一看到蘇俄分子就會開槍。他們以入侵者的身份站在俄國領土上,武裝了蘇維埃政府的敵人,封鎖了它的港口,鑿沉了它的戰艦。他們真心希望它能倒台,也安排了計策。但是提到戰爭—他們覺得太可怕了!提到干涉—又覺得太丟人了!」

    法國的福煦元帥成為了丘吉爾對俄國問題言論的支持者,英法的許多報紙都在呼籲明確對於俄國問題的政策,「要麼派出更多的軍隊去消滅布爾什維克,要麼把我們的軍隊撤回來。」

    威爾遜在見識到了英法強大的保守勢力後,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對一名英國外交官說道:「我堅信應該讓他們自救,即便他們要在無政府主義中沉淪一陣子。我有這麼一個比方—很多無望的傢伙會自相殘殺。你不能和這種人做生意,所以把他們都關在一個房間裏,把門鎖起來,告訴他們等自己把事情都解決好了,就可以打開門做生意了。」

    當然在法國以外的法國軍隊並不支持本國那些保守派的看法,駐紮在近東地區的法國將軍路易·弗朗徹·德斯佩雷就寫信給國內說道:「我沒有多少士兵進駐這個國家。等到冬天,一想到戰友都在休息,自己卻在冰天雪地的俄國,我的人是不會高興的。」

    這位法國將軍的警告被法國政府忽視了,在1918年的秋天,法國政府把一支由法國人、希臘人、波蘭人組成的混編部隊開到了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薩。這支遠征軍立刻發現,自己要和各種各樣的敵人作戰——從布爾什維克黨人到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再到無政府主義者。

    遠征軍的士氣很快就崩潰了,在1918年的漫長冬季中,法國部隊完全失去了戰鬥的欲望,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發現,只要派出會講法語的人去法國軍隊勸降,就很容易收服遠征軍的士兵。

    遠征軍中的法國軍官在向上級的報告中寫道:「在凡爾登和馬恩河戰場上保住腦袋的法國士兵,沒一個想在俄國戰場上丟掉它。」

    到了1919年4月,法國政府終於發現了遠征軍所面臨的危險處境,於是他們匆忙下令撤軍,將敖德薩和當地居民留給了布爾什維克。當地的居民們趕到岸邊,徒勞地懇求法軍帶上他們一起走,但他們被拋下了。規模稍小的一支法國遠征軍從克里米亞港口塞瓦斯托波撤離,秩序略微好一些,帶上了4萬名俄國人,其中就有沙皇的母親。兩周後,法國的黑海艦隊就發生了叛亂。

    協約國方面很快就發現,他們現在對於蘇維埃俄國能做的已經不多了。甚至於把布爾什維克主義關在俄國境內,這一方案也行不通了。正如丘吉爾之前的預言,「當心布爾什維克的俄國與民族主義的德國及中國結為同盟。到最後,我們可能會碰上一個掠奪成性的聯盟,從萊茵蘭一直延伸到新加坡,威脅到大英帝國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重要利益,威脅到世界的未來。」

    「從十月革命爆發到巴黎和會召開期間,丘吉爾先生曾經發表了無數預言,不過今天他所發表的最令人恐懼的一個噩夢業已降臨。莫斯科向全世界發出了邀請,邀請希望和平的人士去莫斯科參加一個真正的和平大會,討論有關於人類未來的太空旅行計劃。德國、中國、波蘭、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都已宣佈要參加此次和平大會,世界再一次被分割為了兩個陣營,新的大戰距離我們還有多遠?」英國的一份報紙如此向本國國民報道。

    德國、法國、美國,每一個國家的報紙都開始刊登了來自莫斯科的太空旅行和和平大會消息,這衝破了西方保守派勢力對於俄國布爾什維克新聞的封鎖。這種突破來自於德國右翼對於協約國苛刻和約的不滿,來自於各國自由派和左派對於保守派勢力的反擊。

    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太空旅行的獵奇性比共產共妻的獵奇性更能吸引大眾的目光。特別是法國人翻出了本國最偉大的科幻作者儒勒·凡爾納的《從地球到月球》,來討論人類飛出地球的可能性。對於已經厭倦於戰爭的各國人民來說,利用太空中的資源來平息各國之間為殖民地而發起的戰爭,顯然是極受歡迎的。

    這使得英國人所捏造的共產共妻謠言,無形中被社會輿論對太空旅行計劃的探討極大的削弱了。德國的共產主義者認為,沒收資本家如果是為了全人類的幸福,那麼就不是暴政。

    法國的共產主義者則駁斥英國報紙的共妻委員會,「英國是一個缺乏想像力的民族,即便是為了污衊布爾什維主義,他們貧乏的想像力也只能從本國的歷史中去找一面鏡子。我們當然記得:在維多利亞時代,倫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是娼妓,所謂的哈里斯名單,就是那些浪蕩子去倫敦尋花問柳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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