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年代 第六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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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莊園騎馬去包爾基村大約也就半個鐘點，不過如果是乘坐的馬車的話，時間就要增加到將近一倍了。

    俄國的鄉下景象大致都差不多，或者說克拉皮文縣周邊的鄉下看起來都一樣，道路兩側不是田野就是森林，遠處則是連綿不絕的低矮山嶺，看起來倒是和中國南方的浙江、江西地區相似，只是這裏的山脈要低矮的多，似乎大都在2、3百米高度之間。

    這個時間正是春小麥的收穫季節，道路兩旁的麥田內都有農夫在忙碌着。令吳川有些吃驚的是，在馬車路過的麥田裏，將近七成麥田使用着馬拉的畜力收割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田地才使用人力收割。

    當然，在道路兩側的田地都是最為平整的好地，這些地方使用畜力收割機還是相當合算的。令吳川吃驚的地方是，他所見到的這些麥田裏的勞動機械一點都不落後，起碼比五、六十年代影像里的中國鄉村要先進的多了。

    這場面可同佩奇和他描述的俄國農業落後景象有些不符。在佩奇嘴裏，俄國農業還趕不上1860年的美國，起碼那個時候的美國鄉村，已經基本完成了以蓄力為動力的農業機器替代大部分人工的技術變革。

    不過，這個時代除了英國和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勞動力還沒有昂貴到讓地主們大量採購機器取代人工的動力。比如，此時意大利北部農業區的農民，每年兩次乘船前往阿根廷為阿根廷的農場主們打工，一次是為了播種麥子，一次是為了收割麥子。

    潘帕斯草原和美國中部的大草原地形相似，但是阿根廷的農場主們寧可從意大利僱傭農民，也不願意全部採用更為高效的農業機器，顯然說明在世界的大多數地方，人力遠比機器廉價的多。

    所以，當吳川前往俄國的鄉村時，他以為自己會看到，俄國農民帶着全家在麥田裏，男女老少拿着鐮刀低頭割麥子的景象，就好像他印象里中國鄉村過去最為常見的農忙季節的景象。

    原本在他腦海中，俄國農民收割麥子的景象應該這樣的。他們臉朝黃土背朝天，揮灑着汗水頭也不抬的收割麥子，在他們的前方是一望無際的麥穗海洋，在他們身後則是一堆堆躺倒的金黃色麥垛和露出麥茬的黑土地。

    然而他現在看到的，卻是一群農民駕駛着蓄力收割機輕鬆的收割着麥子，然後運到後方空地交給另一群人脫粒，這種農業機械化的水準，一點都看不出落後的樣子。看着這些俄國農民有說有笑的樣子，更是顯露不出農民被斯托雷平反動政府摧殘壓迫的苦難沉重來，

    這令吳川意識到，也許這次在包爾基村的採訪，大約是得不到什麼有用的消息了。嗯，對於男爵和俄國政府來說，斯托雷平的改革為農村造就了多少福利，讓農民感受到了多少幸福，也許是個不錯的正能量新聞。

    但是對於《美國新聞報》的讀者們來說，他們想看的可不是別人過得比自己好。《美國新聞報》不是一份針對工人發行的報刊，針對工人發行的報紙大多以大量的廣告、招聘和租房信息為主，還有就是工人們最為關心的本地新聞。這類報紙的背後都有着一個大金主支持，目的是希望通過近乎免費的報紙去引導工人階級的價值觀念。

    而《美國新聞報》的售價並不便宜，相對於那些幾乎白送的商業報紙來說。《美國新聞報》的影響力也不夠廣泛，相對於那些擁有着著名記者的新聞報紙來說。

    因此《美國新聞報》的廣告收入並不高，它需要依賴讀者的訂閱才能生存下去。那麼《美國新聞報》的售賣對象是個什麼階層呢？按照佩奇.開普蘭的說法，就是那些庸俗的紐約市民和附庸風雅的小資產階級。

    這些人想要看什麼樣的新聞？他們想要看的，是那些比自己過得更不如意的人們的生活。通過窺視他人的痛苦，從而令他們能夠滿足自己的階級優越感，種族優越感和國家優越感，最終營造出一種虛幻的幸福感。

    而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還能夠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對那些從前高高在上的皇帝、貴族和上流人士進行批判，從而滿足了他們內心的自我崇高感，以為自己才是這個國家的決定力量。

    所以，這些《美國新聞報》的讀者們，是不會花錢去買一份鼓吹斯托雷平改革成功，俄國農民現在過上了幸福生活的報紙的，因為這種新聞不能帶給他們任何愉悅和滿足。

    雖然這並不關吳川的事，畢竟他只是佩奇的採訪助手。不過對於試圖在《美國新聞報》內謀求一個職位的吳川來說，這篇採訪報道的成功與否，是直接關係到他是否能夠在美國安家立業的重要問題，這就由不得他不擔心了。

    想到這裏，吳川不由把目光從車窗外收了回來，他伸手向着馬甲背心的口袋掏去，一不小心胳膊肘就撞到了堆滿車廂的貨物。他皺着眉頭轉了轉身體，方才拿出了口袋裏的一本巴掌大小的筆記本。

    這本用黑色皮套包起的筆記本，是吳川購買日記本時一併買下的，主要是用來記載一些採訪中的線索。比如他在檔案室內抄錄的一些資料，或者同自治會辦事員們閒聊時聽到的一些消息。不過筆記本上記錄的最多的，還是他同葉納林.伊凡尼奇交談中所了解的縣內農村和工廠的情況。

    葉納林.伊凡尼奇雖然沒有在鄉下生活過，但是這幾年他所居住的街區卻擁進了大量來自鄉下的新工人，這使得他聽說了不少縣內農村的情況。而作為一名自治會的抄寫員，他從業近20年，經他手抄錄的各類文件已經是不計其數，因此對於縣內農村的歷史沿革變化也是相當熟悉的，這就給了吳川許多有價值的資料。

    只不過葉納林知道的太多，而吳川之前主要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身份問題解決上，所以兩人圍繞農村之間的談話並不深入，因此他也就沒想到會遇到眼下這種狀況。

    不過翻看着日記的吳川很快就反應了過來，那些被趕入城內的新無產階級，其實就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受害者。在他們眼裏這場土地改革自然是壞的很，他們向外人訴苦時顯然是不會提及改革的好處的，這純粹是一個立場問題，倒不是葉納林欺騙了他。

    既然是改革，自然就會有受益者，而他現在所見的這些麥田裏收穫的農民，顯然就是這場俄國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想通了這一點，他的內心倒是平靜了下來，開始重頭翻看起葉納林向他提及的，關於俄國農村制度沿革的歷史。

    俄國的鄉村公社有一個單獨的詞「米爾」，而「米爾」在俄語中還有另外一個歧義，指的是世界。對於俄國的農民來說，公社就是他們全部的世界。

    即便1861年改革廢除了農奴制度，農民依附於村社的政治和經濟附庸關係也依然存在着。沒有村村長老的准許，村民連縣城都去不了，更不用提跑去外省打工了。

    而連環保制度的稅收政策，更是把全村人強制的約束在了一起，讓他們成為了俄羅斯帝國最微小的一塊底層基石。

    村社一般由地主或是地主制定的對象擔任長老，雖然只是區區村子裏的長老，不過這些長老的權力卻相當的大。他們不僅可以決定村子裏各家繳納稅額的數目，還負責調解日常生活中村民的衝突，抓捕村子範圍之內的小偷或強盜，甚至能夠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亞地區去的權力。

    不過隨着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推行以來，村村長老的權力就在不斷下降，而鄉村警察的地位卻越來越高。

    只是按照1861年2月19日法令，村社的權力機構應當是「米爾大會」而不是什麼「長老

    會議」，村長、收稅員、文書等人員也應該通過大會公開選出，而不是由長老們暗箱操縱的。只不過隨着農村的貧富兩極分化，被富裕農民掌握的「長老會議」認為，他們的貢獻要比村子裏的窮人們大的多，所以他們自然就應該擁有更大的權力。

    而斯托雷平推動的土地改革，實際上就是站着富裕農民的立場上發起的改革，因此村社的權力也就日益為富農們擁戴的「長老會議」所竊取了。於是這些破產農民雖然入城當了新工人，但是卻依然對於村社中的富農耿耿於懷。他們對於富農的怨恨之情，在葉納林的述說中，可謂是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