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年代 第9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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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耿謹文來說，北京城最吸引他的，不是東交民巷各外交使館舉辦的舞會和酒會，也不是當前聚集在京城各處的各方政治人士的集會，而是位於外城西部的琉璃廠。

    和上海的十里洋場不同，北京還是一座保持着諸多傳統的舊城市，在這座城市中又以匯聚了各地書商和文玩的琉璃廠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過去。

    隨着清初滿人入關，漢人從內城趕出之後，從內城趕出的漢人官僚就搬到了琉璃廠附近居住，而各省的會館也就跟隨着這些官員修建在了附近，以便於本省的官員方便前來會館聚會。

    因為官員和上京赴考的舉人們都居住於此，因此全城的書市也就集中到了琉璃廠，於是就成為了讀書人視為天堂的「京都雅游之所」，有點雅癖的文化人要是入京而不來琉璃廠淘件玩意回去，都不好意思說自己來過京城。

    耿謹文雖然不是那種淺薄的知識分子，但是對於書籍文玩也確實有些愛好，他覺得看書和欣賞字畫總比愛好黃賭毒強多了。那些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雖然不乏革命熱情，但是也從日本學到不少壞風氣，比如對於性的放縱。

    不管是伊藤博文還是高杉晉作，這些維新元老們在年輕時一個個OTg2NTc=都風流的很，不管是認識朋友還是討論革命，幾乎都是在妓院中集會的。同盟會中的不少留日學生，雖然沒有建立起伊藤博文或是高杉晉作這樣人物的功績，但是他們倒是把對方的風流學了個十足。陳其美、吳祿貞都是以好色著稱的革命黨人。

    而留學歐美的革命者就顯得保守了許多，特別是共和黨的領袖吳川，不要說上妓院，就連姨太太都沒養過一個。原本留學歐美的學生就比留學日本的學生要少的多，加上同盟會的主要成員是以留日學生為主，因此辛亥革命之前革命黨人並不以為喜好女色是個問題，陳其美甚至乾脆把革命的指揮部設在了妓院內，同樣沒有什麼人質疑。

    但是隨着革命委員會的勢力日盛，吳川和共和黨在中國政治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革命黨人中放浪形骸的人就越來越少了。如耿謹文這樣的黨內高層也越來越意識到，吳川對於黨員的個人癖好是相當重視的，特別是那些沾染上黃賭毒的黨員，現在幾乎已經不能入黨，為他人隱瞞惡習欺騙組織介紹入黨的介紹人，現在也是要負連帶責任的。

    要知道，在辛亥革命時，不沾染黃賭毒的革命者幾乎很少，特別是那些會黨和綠林好漢就沒有不碰妓女和賭博的。這也是國民革命軍一開始的風氣並不怎麼好的原因。

    不過到了今天，已經沒人願意或是敢於就這一問題挑戰吳川的意見了。耿謹文還聽東北的老朋友寫信來說，吳川現在正安排人員徵求各界意見，以擬定一部婚姻法。在這部新法律中，將會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則，確定一夫一妻制度，而共和黨員敢於違背法律的，嚴重者將會被開除出黨。

    聽了這個消息之後，耿謹文就更不願意去沾染吳川所厭惡的那種低俗愛好了。其他人也許還不太了解吳川，在吳川身邊待了一段時間的他還是很清楚對方的性格的。

    在不涉及原則性的問題上，對方也許會給人留幾分情面，但是涉及到原則性的問題，對方幾乎不會做出任何讓步。這一點上，吳川要比孫中山做的好多了。

    由是，在抵達北京尚未進入正式的工作，又不願意應酬那些北洋政客、官僚宴請的耿謹文自然也就跑來了聞名已久的琉璃廠，一邊逛着書市，一邊看看有沒有漏可撿。

    說起來，現在北京的書市正處於一個繁榮期，因為水災的緣故，河北各地受災的災民帶來了不少好東西，從而給琉璃廠提供了大批貨源。而河北雖然受災，但是戰爭景氣期並沒有過去，因此城市裏的有產者還是過的相當不錯的，還有心思玩字畫古玩，此外就是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人，也經常來中國淘換各種古籍和文物。

    因此耿謹文來到琉璃廠之後就發現，這條不到一公里長的街道上居然會熱鬧成這個樣子。陪着他過來的張壽增則為其介紹街道兩側的店鋪，「…這榮寶齋是京城最為著名的文房四寶店鋪，他們家中頗有不少近代大師的書畫作品，不過最為出色的還是木版水墨印刷…

    至於這家多寶齋，算是琉璃廠最大的幾家江浙湖漢北古玩店之一了，不管是書畫還是古籍，店內都有不少珍品，最近據說還搭上了宮內的渠道，弄出了不少宮內的珍藏。」

    耿謹文停下了腳步，看着他有些驚訝的說道：「宮內的珍藏也能偷盜出來，就沒有人管這事了嗎？」

    張壽增嘆了口氣道：「居仁堂中的那位都沒多少日子了，誰還在意宮內的人在做什麼。小皇帝年紀還小，之前京中宣言復辟帝制的保皇派又在我們的打壓下逃回家鄉去了，眼下大家都知道滿清復辟已經沒有了指望，就連京城裏的遺老遺少去年也少了不少，沒有了這些人管制，宮內的太監宮女也就開始大肆盜竊宮內的珍藏了。

    有些東西在宮內並不算什麼，但是拿出來就成為寶貝了，加上這些文玩店鋪有些就是京城中的權貴的產業，有他們在背後庇護，也就沒有人敢來追查這些寶貝的來路了。問題就在於，這些太監宮女並沒有什麼見識，他們偷盜的時候只為了方便帶出宮，因此常常會損毀了文物的價值，更有日本及西洋人大肆收購這些宮中流出的文物，實在是一場浩劫啊。」

    耿謹文雖然喜好字畫古籍，但是卻並不如張壽增愛之深切，他抬頭瞧了瞧多寶齋的門面，便笑了笑說道：「當日袁項城同意前清皇室依舊居住在紫禁城裏，可沒說這紫禁城和裏面的東西都是愛新覺羅氏的。我這次上京時就想了，袁項城既然要走了，京中的一些風氣也該變一變了。要不然天下人怎麼知道，我們革命委員會和北洋政府不是一回事呢。這事以後再說，現在我們先進去裏邊瞧瞧，這宮內流出的到底是些什麼寶貝…」

    1913年建成的國會會場就在宣武門西邊，因為這幢三層建築，會場前的街道也被改名為了國會街。不過在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解散國會，這裏也被關閉閒置了數年。直到1917年10月末，袁世凱宣佈召集各省及各界代表商議國事，才重新收拾了這裏。

    1918年2月15日，也就是耿謹文抵達京城的第十天，幾個主要的政治團體的代表聚集在了國會會場東北側的仁義樓內，就如何召開這場大會和討論什麼主題，展開了第一次討論。

    雖然來到北京只有十天，不過耿謹文也已經了解自己要面對的主要政治對手，聲勢上能夠和革命委員會抗衡的，自然是現在代表中央政府的北洋集團。

    只是北洋集團內部此時已經分作了數派，想要竭力維持北洋團體的正統派，以徐世昌、王士珍為首，陝西的陸建章和山西的孫發緒是支持他們的。接下來就是段祺瑞這一派，京城的靳雲鵬、段芝貴和安徽的倪嗣沖是擁護他的。

    最後一派則是佔了長江沿線數省的北洋小團體，以馮國璋、王占元為代表。王占元雖然名義上支持馮國璋，但是他又是支持南北北洋團體團結的，可以說是北洋內部的中間派。

    只是北洋集團雖然佔據的省份雖然還要超過革命委員會，但是在政治上卻並沒有什麼理念，他們之所以同意召開這個會議，僅僅是為了想要保持手中的權力，甚至只要條件合適，他們中的一些人並不在意中央政府讓革命委員會掌握。

    面對這樣沒有政治理念且內部渙散的軍閥集團，耿謹文已經把對方視為了等待判決的死刑犯，無非就是先從什麼人開始入手而已。

    接下來真正值得共和黨重視的政治力量，就是辛亥革命後，從立憲派和革命黨演化而來的各團體。立憲派有二種主要勢力，北方的黎元洪、梁啓超；南方的張謇、岑春煊。其中張謇又同馮國璋有些勾搭不清，而岑春煊又同西南軍閥往來密切。

    至於革命黨，其實就是同盟會和宋教仁改組的國民黨分化出來的各派勢力，除了被共和黨消化吸納的，和轉化為地方軍閥的，剩下的其實也就變成了三派。

    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聲勢浩大，號稱有57個支部，但國內只有18個，雖然自詡為革命正統，但是黨員也就萬餘人。不過因為黃興的去世，倒是讓海外的前同盟會組織都聚集在了中華革命黨名下。

    然後就是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以孫洪伊、丁世嶧為首的韜園派，和人員更為複雜的政學會。這兩派和主張暗殺、武裝鬥爭等繼續革命主張的中華革命黨不同，在民國政府建立之後，就認為革命已經成功，接下來應當走保衛憲政、抑制軍閥的合法鬥爭道路。

    孫中山想要改組中華革命黨，就是希望能夠把韜園派、政學會重新納入本黨，從而快速增長本黨在國內的力量。畢竟被袁世凱驅逐海外之後，中華革命黨在國內發展艱難，而共和黨卻因為影響力日增，使得大批進步青年都倒向了共和黨，這讓歸國後的孫中山意識到了黨的生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