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年代 第10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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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居正和謝持等人並沒有被張靜江、戴季陶、汪精衛等人說服，但是黨內完全站在鄉紳立場上的骨幹黨員很多人都沒有來京城，因為那些比居正和謝持還要保守的黨員是拒絕以接受土地改革為前提的政治協商的。

    本次入京的中華革命黨黨員，不是張靜江這種開明派，就是戴季陶、汪精衛這樣的自由派，他們更傾向於社會改良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反對鄉紳自治的聯省主義。

    居正和謝持在他們面前雖然是保守的，但是對於那些主張鄉紳自治的保守派來說卻又進步一些，他們至少還知道，拒絕和共和黨、北洋等力量進行協商，無疑是坐以待斃。因此他們雖然反對共和黨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也僅僅是口頭上反對以表明自己的立場，讓他們真刀真槍站出來和共和黨對着幹，他們也是不乾的。

    因此在反對無效，看着孫中山顯然在偏袒張靜江、戴季陶、汪精衛等人的主張後，他們也只能坐下了。而這邊按住了居正和謝持這些保守派後，戴季陶又向着孫中山建議道：「總理雖然贏得了總統推選，但是本黨的實力實在是不能和共和黨、北洋團體相提並論，就連梁啓超領導的進步黨在北方也比本黨更有聲勢。

    吾觀吳畏之之所以能夠坐鎮關外而攪動天下風雲，就是其有黨。共和黨不管是組織力、向心力還是黨員之人數都是本黨所不能比擬的。吳畏之正是依賴着共和黨內部的高度團結，才能在政府體制之外開闢了又一條權力之路。

    雖然共和黨的黨員不是官吏，但是他們可以通過黨的組織對地方OTg2NTc=政府內部的黨員施加號令，也能通過黨的組織把基層的情況向黨的高層進行報告，從而使得黨可以糾正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偏差。

    所以吾以為，總理擔任總統之後，要想不被政府所挾制，首要之務就是健全黨務，使總理的聲音可以通過黨員傳遞到基層，同時也可以通過黨員把基層的情況反饋回來，則政府就無法對總理搪塞推脫。

    其次就是要擴大黨的組織，本黨為袁氏所逐，在海外呆了數年，國內情況早就已經是物是人非了，如果我們一味依賴海外的同志，那麼又如何深入到國內基層去？當下還是應當把之前從黨內分裂出去的幾派勢力收攏回來，則必能大漲本黨的聲勢。」

    胡漢民馬上點頭支持道：「季陶說的不錯，韜園派、政學會中雖然有些人存有私心，對於合黨一事頗有反覆，不過現在總理既然已經贏了推選，他們的藉口也就差不多可以抹去了。只是，為了防止有人說我們是要吞併他們而不是並黨，我看合黨之後最好還是不用中華革命黨一名為好。」

    在眾人的注視下，孫中山終於點了點頭說道：「這件事我也考慮了很久了，為了團結同志，也為了讓各省進步人士不至於誤解本黨的主張，並黨之後可以恢復國民黨的名稱麼。這聯絡並黨一事，展堂和兆銘來負責吧，我就一個要求，儘快促成此事，免得夜長夢多…」

    作為和歐洲交流最為頻繁的孟買，在六月初同樣迎來了一場大流感，並迅速的傳到了邊上的旁遮普等土邦。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殖民地國家，印度遭遇瘟疫的次數甚至要高於亞洲其他地區，最近的一次大瘟疫就發生在1896-1907年間，足足死亡了數百萬人。

    當然英國人對於印度人的苦難是無動於衷的，因為「印度人比兔子還能生」，某英國人語。而和中國相比，印度人一個糟糕的習慣更加增添了瘟疫的傳播範圍，就是按照印度教的喪葬習俗，人死後，先在恆河邊的火葬場就地火化，接着將骨灰和殘骸撒入河中，隨水流走。神職人員則不火葬，直接綁石頭沉入河中。

    只是在英國人的長久殖民掠奪下，火葬對於窮人是難以負擔的支出，因此這些病死者的屍體在沒有完全燒掉之前，就被家人直接投入了恆河，而下游的居民依舊使用恆河水燒飯、洗衣服和沐浴，這就造成了流感在恆河地區的迅速蔓延。

    英國雖然在印度建立了衛生醫療體系，不過這種醫療體系並不完善，這些醫院對於印度人來說也就比巫醫好一些，當然針對英國人自己的醫院還是有着不錯的設施的。於是這也就給印度人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醫院能夠治好英國人，卻治不好印度人。

    於是也不知是什麼地方的印度人傳出了這樣一個謠言，那些入院的印度人是被秘密肢解並在醫院加工，以提取一種被稱為「莫米艾」的藥液，這種藥液被用來保護英國人免受瘟疫的侵襲，所以印度人才會死的這麼多，而英國人卻大多康復了。

    這當然是一種迷信，也為英國殖民政府所江浙湖漢北制止傳播。但是對於鮑斯這些印度獨立主義者來說，這卻是一種極好的鼓動印度人起來反抗英國人的宣傳事件。5月份他們從廟宇中挖出的黃金通過中國人拿到了300萬美元的現金，這當然不是全部，光是最後被英國發覺攔截下的黃金珠寶，約佔全部黃金珠寶的十五分之一，據說就價值200萬美元了。

    但是這300萬美元用來鼓動印度獨立的宣傳，並建立印度獨立武裝，卻是綽綽有餘了。1916年,國大黨重新統一，經過提拉克和真納的努力,國大黨與伊斯蘭教聯盟達成了勒克瑙協定，這使得印度民族開始團結起來。

    只是此時的印度主流階層雖然對大英帝國在戰爭中的表現大失所望，但是他們依然沒有追求印度完全獨立的想法，而是試圖在大英帝國的框架下尋求更多的自治權力。印度上層精英的想法為英國駐印度官員所利用，印度事務大臣蒙塔古和總督切姆斯福德向一部分印度精英提出了一份關於給與印度人部分自治權力的建議。

    鮑斯很快就意識到，軟弱的國大黨上層人士有再次向英國人妥協的危險，在中國人的建議下他決定搶先發起對於英國人的抗議行動，以迫使國大黨不能向英國人妥協。

    在這場戰爭中印度人為大英帝國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但是英國人卻依然如對待奴僕那樣對待印度人，不僅加強了對於印度的搜刮，還加強了對於印度政治人士的監視和管制，以防止印度爆發反抗運動。可以說，1918年的時候，印度下層民眾對於英國人已經從失望轉向怨恨了。

    因此在鮑斯花費了大量的資金去煽動和組織印度底層民眾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時候，很快就獲得了許多印度農民的支持。這些印度農民要求英印政府降低田稅，並平抑物價，反對英國食鹽專賣權等一系列特權。

    6月25日從印度西部、中部開始的農民抗議行動，很快波及到了北部印度的核心區域，當農民運動進入到城市之後，許多印度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加入了其中，再一次提出了印度自主、抵制洋貨、提倡本國工業和民族教育的鬥爭目標。

    7月7日，聯合省地區的印度民眾開始出現聯合罷工、罷課、罷市、集會遊行，向英印政府要求獨立。英印政府對此恐慌不已，在和國大党進行交涉無果之後，國大黨表示自己無能為力，因為他們對於這場運動毫無所知，英國人於是決定採取強制性手段。

    7月10日，旁遮普的阿姆利則市二萬多群眾舉行抗議集會，英印軍隊的R.E.H.戴爾將軍率領軍隊開進阿姆利則市，再強行驅散無果的情況下，戴爾下令廓爾喀和錫克士兵向逗留在廣場不肯離開的群眾開火。

    因為歐洲戰爭尚未結束，尚有120萬印度士兵在歐洲、非洲和西亞等地為協約國作戰，因此戴爾並沒有堵住廣場的出口，只是試圖恐嚇驅散這些印度人而已。但是狹窄的廣場出口還是造成了比射擊更多的踩踏傷亡。

    在這一事件中，印度人被子彈射殺的超過100人，被踩踏而死的則超過了120人。這一下原本處於中立的國大黨也開始譴責英印政府的殘酷了。這一事件也很快以「阿姆利則屠殺」之名傳遍了印度，激發了印度民眾更大的反英情緒。

    7月12日，聯合省戈勒克布爾縣喬里喬拉村農民將22名警察連同警察局一起，都付之一炬。從而掀起了從印度北部到中部地區的農民起義。

    印度爆發的農民起義對於英國政府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打擊，英國政府手忙腳亂的抽調兵力鎮壓印度農民起義，還要封鎖印度起義的消息傳播到國外去，以避免在海外的120萬印度士兵發生連鎖反應。

    這樣一來，英國對於遠東事務不得不採取了更多的讓步。7月2日，巴黎最高作戰委員會上，英法意還以作戰委員會的名義向美國建議聯合行動。英國同時還向日本暗示，願意支持日本在西伯利亞採取更大規模的行動，以阻止美國在東亞的勢力擴張。

    7月6日，威爾遜總統決定派兵介入俄國革命，以解救捷克人的名義。美國政府向馬薩里克為代表的捷克國民會議貸款3500萬美元，其中2500萬美元用於支付共和黨的賬單，另外750萬美元用於支付共和黨出兵解救捷克軍團的費用。

    7月8日，美國國務卿蘭辛通知日本和中國政府，美國建議在平等的基礎上，美中日各派一支7000人的軍隊，公開使命是保護西伯利亞交通線，以便捷克軍撤離。

    但是在共和黨對日本的警惕下，日本政府已經失去了出兵西伯利亞的念頭。7月16日到17日，日本國內召開的外交調查委員會上，後藤新平指出：「在中國人對帝國表現出不友善的姿態下，出兵7000人只會讓帝國成為中美身後的跟班；

    但是帝國想要出動更多軍隊，面對控制着中東路和海參崴的中國人，我們又要擔心中國人藉故切斷我軍的後勤，讓帝國陸軍成為西伯利亞無路可退的孤軍。所以我認為，除非中國人向聯軍開放港口和中東路，否則帝國不應當出兵去給美國人和中國人打下手。」

    7月19日，原敬從中國返回東京，在和牧野伸顯探討之後，原敬向寺內首相建議：「出兵還是要出的，哪怕僅僅處於對美協調的立場，我們也不能拒絕美國人的邀請。身為東亞之一員，日本怎麼能夠讓中國和美國把自己甩開，任由他們共同去處理東亞事務呢？」

    在日本遲疑不決的時候，早在7月8日，革命委員會已經派出了一支先頭部隊，打着保護交通線的名義從赤塔向伊爾庫茨克出發了。

    之所以共和黨從拖延時間的立場轉為快速進軍的立場，完全是俄國的國內形勢又出現了變化。就在前一天，左翼社會革命黨發動了莫斯科起義，黨員Y.布魯姆金殺害了新任德國大使馮·米爾巴赫伯爵；黨員波波夫試圖帶兵逮捕了契卡主席捷爾任斯基，被捷爾任斯基身邊的中國營給粉碎了。

    但是在同一天，右翼社會革命黨B.薩文科夫在雅羅斯拉夫爾製造了反蘇維埃武裝起義，聲勢頗為驚人。

    薩文科夫領導的「保衛祖國和自由聯盟」試圖通過在中央黑土區獲取一個有力的據點幫助協約國干涉軍（法軍向其許諾會從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並進攻格洛沃達和維亞特卡）、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以及科穆奇人民軍（社會革命黨以薩馬拉為中心向西進發）等反布爾什維克武裝連成一片，並伺機向莫斯科推進。

    這一計劃對於人民委員會來說並不算什麼，真正的威脅是雅羅斯拉夫爾的工人階級加入了反蘇起義，這極大的動搖了人民委員會在工人階級中的聲望。

    7月7日晚，克拉辛代表人民委員會向吳川通報了這一情況，並鄭重的向其請求道：「隨着烏克蘭等原料產地的丟失，俄國的工廠大多因為缺乏原料而處於停工狀態。

    比如莫斯科地區戰前每月需要1200萬普特煤炭，但是在去年1月就降到了180萬普特，2月130萬普特，3月就剩下了80萬普特…而現在比去年的情況還要惡劣，畢竟去年是因為煤礦開工不足和運輸問題造成的，可今年我們連頓巴斯的煤礦都失去了。

    而帝國主義對於人民委員會的攻擊從十月革命以來就沒有停下過，在烏拉爾和伏爾加河流域，捷克斯洛伐克白匪砍掉被俘者的四肢，把他們投入伏爾加河，或實行活埋。在西伯利亞，沙皇的將軍們殺死了成千的共產黨人和無數的工人和農民。

    德國和奧地利的資產者在烏克蘭，用鐵製的流動絞架絞殺被他們掠奪一空的工人和農民、共產黨人、他們自己的同胞——我們的奧地利和德國同志。

    在芬蘭，他們幫助芬蘭資產者殺害了一萬三千至一萬四千名無產者，在監獄裏折磨死一萬五千人。在赫爾辛福斯，他們把婦女和兒童驅趕在自己前面，用以阻擋機槍的掃射。芬蘭白匪軍和瑞典走狗對被戰勝的芬蘭無產階級進行了瘋狂的捉弄。在塔墨爾福斯，他們強迫被叛死刑的婦女和兒童自挖墓穴。在維堡，他們殺害了幾千名俄國男人、女人和兒童…

    列寧同志讓我轉告您，俄國的無產階級正瀕臨死亡，我們需要中國無產階級的支持，請儘快的打通西伯利亞通道，給與我們以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