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年代 第11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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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莫斯科的一整個五月，吳川除了和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進行交流外，就是在推動共產國際的運行和莫斯科和會的召開事宜，但他還是把不少精力放在了觀察人民委員會和整個蘇維埃俄國行政體系的運行上。

    雖然他曾經向德皇威廉提出利用中國試驗總體戰的理論，以對抗日本人。但實際上革命委員會一直都沒有被逼迫到要打總體戰的程度，一方面是他同日本開戰之前儲備了足夠的物資，並主要利用了從俄國被驅逐回國的華工和闖關東的關內農民，還沒來得及把革命軍的力量擴張到東北每個鄉村；另一方面則是日本真的是窮鬼，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根本就沒想過再打一場日俄或甲午大戰。

    因此在革命軍時代也好，還是革命委員會時期也好，共和黨都沒有用到自己的錢，戰爭就已經結束了。因此總體戰對於革命委員會來說，始終都是一個紙上的計劃，並沒有完全的落到實處。甚至有些委員單純的以為，總體戰就是統計居民的日常消費，然後按照計劃供應。

    但是在莫斯科，吳川算是真正見識到了，一個正在進行總體戰的政權是如何運行的。戰時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總體戰的最嚴酷版本了。在這個體制下，個人的需求是不被考慮的，所有的資源都是按照社會運營的最低需要進行分配的。也就是說，戰時共產主義追求的不是讓普通人活下去，而是讓社會組織所需要的部門保持存在。

    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下，社會上所有的資源都被收集在了公共倉庫，然後按照社會運營的需要再分配出去。以確保以最少的資源，讓整個社會運轉起來，而不至于于崩潰。一般來說，一個崩潰的社會，大量的資源都會被浪費在無意義的活動中，從而帶來更多的死亡。

    對於俄共布來說，戰時共產主義其實滿契合黨的理念的，無非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是在極大的生產力下進行分配，現在則是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進行分配，但分配的方式還是比較相似的，都是按需要分配，只不過一個是按照個人需要，一個則是按照組織的需要。

    弄明白了戰時共產主義的理念，吳川也就搞明白了為什麼人民委員會能獲得最終的勝利，這是一個政權才能夠組織起來的社會體系，只要政權沒有被消滅，那麼這個體系就能持續的運轉下去。但是俄國境內的那些白衛軍和地方分裂勢力，他們就不是一個政權，而只是一股勢力，只要失敗一次就垮台了。

    因此，只要人民委員會不垮台，那麼人民委員會所領導的政權就不可能失敗。革命委員會運來的物資，充其量是雪中送炭，但並不是決定人民委員會取得最終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當然，大多數人是很難意識到這一點的，他們就是覺得是革命委員會拯救了人民委員會。

    吳川不會在人民委員會面前居功自傲，但也不會去糾正廣大俄國工人階級對於革命委員會的好感。更何況，向俄國人示好的並不僅僅只有革命委員會，胡佛所領導的美國救濟委員會在向比利時和法國民眾進行救濟的同時，也正為俄國兒童發起救濟，這使得俄國人對於美國產生了普遍的好感。

    只是戰時共產主義雖然能夠讓蘇維埃俄國在內外敵人的圍攻下活下來，但這一制度並不適合於經濟恢復，因為它的運轉太過低效了。因為要確保每一份物資都發放給組織所需要的人員手中，以保證這些人員能夠完成組織所交給的任務，因此哪怕是對一家小小的童裝工廠的工人發放獎勵，都需要得到人民委員會的批准。

    糧食人民委員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利用委員會，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核對某個部門應當獲得幾份口糧，口糧的標準是什麼等瑣碎的問題上，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如何發展生產，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

    而吳川也希望人民委員會能夠早日結束戰時共產主義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的正常化。因為在戰時共產主義制度下，蘇維埃俄國根本不能同革命委員會和德國進行經濟對接，這就使得中蘇德三國的經濟合作難以從紙上變為現實。

    吳川和人民委員會各位委員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寧同志進行溝通，在卡爾·李卜克內西帶領德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後，就變成了中德雙方對於人民委員會的共同勸說，終於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開的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廢除餘糧收集制，改行糧食稅的政策，這也意味着人民委員會將從絕對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後退到市場經濟體制的開始，也就是新經濟政策。

    但是俄共布黨內對於新經濟政策的阻力是相當大的，不僅僅一部分黨的基層幹部不理解，就連黨內的高層領導也同樣不理解，特別是聽說推動新經濟政策背後的是中國同志後，更是激發一部分俄共布黨員的不滿，認為中國黨正試圖插手俄國黨的內部事務。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公開對新經濟政策予以指責。雖然他們批評的用詞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認為新經濟政策同社會主義理論是根本對立的，新經濟政策將導致資本主義傾向和富農傾向。

    面對黨內對於新經濟政策的強烈反對聲音，一度讓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躊躇不前，打算居中觀望先。列寧不得不出面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為代表們解釋為什麼蘇維埃要退後實施新經濟政策，此外列寧分別把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叫去進行了單獨談話，使得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最後，列寧要求吳川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就新經濟政策做一次簡短的發言，以表明中國同志是從革命的實際需要，而不是出於其他想法支持的俄國新經濟政策。

    6月22日，吳川在克林姆林宮的俄共布黨代表大會上做了發言，他就俄國實施新經濟政策表態道：「首先：戰時共產主義不是共產主義，這是在物資短缺下使用行政權力實施的資源分配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它和利用貨幣來分配資源的市場經濟，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因為不管是貨幣還是行政權力，通常都是為少數人所掌握。是的，如果實施商品經濟的話，必然會在群眾中出現資本主義傾向和富農傾向。但是在生產力不足的情況下，採用行政權力來分配社會財富，難道不會造就一個龐大的官僚利益集團嗎？

    相比起資本家和富農，難道不是一整個官僚利益集團對我們的事業有着更大的危害性嗎？沒有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就不能戰勝代表資本家和富農的沙皇政府。那麼當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墮落成官僚利益集團的時候，無產階級應該如何去打倒它？

    對於社會主義來說，實施新經濟政策是在後退。但是我要說，對於官僚主義來說，實施新經濟政策至少是一種進步。至少在社會生產力獲得進步之前，在無產階級獲得真正的覺醒之前，我認為市場經濟帶來的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破壞性，至少要比官僚利益集團對於無產階級政權的破壞性要小的多。

    我建議俄國同志暫時的恢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兩個有害的措施中選擇一個對社會主義危害較輕的，而不是認為新經濟政策對於社會主義是無害的…」

    吳川的發言給俄共布黨員造成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為不是吳川提到了官僚主義，他們才發覺自己身邊存在官僚主義，而是他們一直都知道自己身邊存在着各種官僚主義。

    哪怕是一個管理莫斯科某條街道房產的管理人，如果不能給他送上一點禮物，他也不會給你安排一間能夠住人的房間。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笑話，某個從彼得格勒調來莫斯科的黨員，組織上分配給了他一間單間，但是那間單間卻已經被管理人私下出租了。

    因此管理人把他帶到了一幢廢墟前告訴他：「同志，這是分配給您的…21號房間。」

    這位可憐人看着廢墟不得不告訴管理人：「同志，這裏沒有樓房，只有一堆磚塊。」

    管理人卻告訴他：「不，同志，你的房卡上有，那麼21號房間就應該在這裏。至於其他事，可不歸我管。」

    最終，這位可憐人在熱心的鄰居那裏住了一晚，革命時期的莫斯科可沒有對內的旅社，只有分配的住房。如果沒有這位好心的鄰居，他就只能露宿街頭了。從這件小事就能看的出來，現在的莫斯科有多官僚主義。

    只不過俄共布面臨的頭號、次號難題是如何應對白衛軍的進攻和怎麼讓人民活下去，所以對於身邊盛行的官僚主義也只能採取忍耐和期待內戰結束後好轉。但是隨着俄國國內形勢的不斷好轉，人民對於官僚主義的作風已經有些忍耐不下去了。

    吳川的發言等於挑破了俄共布的一個膿包，瞬間讓一部分黨員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反對官僚主義的立場上，相比起新經濟政策帶來的未來危害，他們現在更加難以忍受的還是身邊的官僚主義作風。

    於是，在列寧的巨大威望號召下，和廣大黨員群眾對於官僚主義的不滿，支持新經濟政策的黨員終於還是壓倒了反對者的意見。

    在俄共布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同時，跟隨李卜克內西而來的德國銀行界代表沙赫特，革命委員會國家銀行代表張廷閣，人民委員會代表布哈林，就中蘇德之間的貨幣政策進行了數場討論。為了確保中蘇德三國的經濟合作能夠落實，那麼確保三國的貨幣不能過於激烈的變動就成為了三國的首要目標。

    此時德國馬克和俄國盧布雖然開始穩定下來，但是和戰時相比都有着大幅的貶值，德國的情況要比俄國好一些，畢竟德國的生產能力還在，且德國的國家銀行從民間集中的黃金和白銀，還剩下了將近1.25億英鎊。隨着英鎊的不斷下跌，這筆硬通貨的價值還在上漲。

    至於俄國，雖然保住了喀山的藏金，但是卻拿出了大部分的黃金向革命委員會作了抵押貸款，和用來向國外購買糧食及物資，再加上戰爭和國內內戰導致失去力量波蘭和烏克蘭等地的工業破壞，使得盧布的前景是最不樂觀的。

    三國中情況最好的還是中國，不僅在於戰爭中獲得的紅利，還在於白銀的快速升值。戰爭因素加上對於英鎊、法郎的做空，白銀的價格差不多恢復到了1842年的水平，按照戰前的英鎊換算，就是一英鎊換三兩白銀。跟隨着英鎊貶值的共和元，現在兌換美元也還有1比1.7的價位。

    因此在經過了幾輪討論之後，中蘇德決定成立國際合作銀行，中國出資1億美元，德國出資5500萬美元，俄國出資4500萬美元。該銀行主要負責歐亞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結算，並穩定中蘇德等主要貿易協定國的貨幣價值，及對一些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進行放貸。三國約定，三國貨幣以1共和元等於5盧布等於7馬克為基準，進行固定聯繫。

    而中德之間也就一些戰前債務問題進行了清理，戰前德國政府、民間向革命委員會放貸約25.2億馬克，扣除掉戰前已經用物資支付的部分，和德國政府的餘下貸款、英法國投資者購買的部分債券，革命委員會還欠德國商業銀行及民間債務17億馬克左右。

    戰前這筆債務大約價值4億美元，但是現在只值8千多萬美元，中國方面提出用白銀償還這筆債務，沙赫特決定接受。按照白銀結算，中國大約只支付了戰前4000多萬美元的白銀，但是現在白銀確實是德國最需要的硬通貨，因為德國需要的各種原物料都出自亞洲，幾乎都可以用白銀結算，用黃金去購買反而要虧損了。

    當三國的貨幣協定達成，沙赫特已經開始完全反對向協約國賠款了，因為德國如果答應向協約國支付巨額賠償的話，那麼德國經濟就會受到雙重打擊了。中蘇一旦拋棄德國馬克，馬克就會暴跌，到時中蘇就能夠以白菜價在德國採購各種機器，這顯然是對德國經濟不利的。

    反之，德國不向協約國支付巨額賠償，憑藉着中蘇德三國經濟協定，和將三國周邊地區納入互助貿易圈子，德國實質上就達到了戰前想要通過戰爭達到的經濟目標。沙赫特甚至可以斷定，不用兩年德國經濟就能恢復到1913年的水平，之後將會迎來一個高速發展期。

    因為三國簽署的經濟貿易協定對於德國的經濟實在是太有利了，德國所需要的各種原物料中俄都能提供，而中俄所需要的各種機器德國都能生產。光是為俄國提供鋼軌和機車，就能讓德國的鋼鐵廠保持住戰時的產能。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協約國什麼時候肯放開對於德國的海上封鎖，這樣德國就能全面的恢復了。

    隨着中蘇德在經濟上達成的一致，吳川突然發覺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再度上升了。一個是共產國際的運營，在他的提議下，共產國際已經成為了一個囊括政治和經濟合作的複合組織，本年度的預算就達到了200萬美元，在中國共和黨的建議下，共和黨承擔80%的預算，俄共布承擔20%的預算，並接受各國無產階級同情者的捐款。

    不管是太空旅行計劃還是共產國際的經費支出，中國共和黨都起了主要作用，因此共和黨很快就和俄共布獲得了一樣的地位，共產國際並決定在長春設立共產國際的東方分部，以處理東方的革命問題。德共雖然在名義上視為和俄中兩黨相當的大黨，但是在實際的職權中卻屈居於俄共布和中國共和黨之下了。

    另一個就是莫斯科和會的召開，隨着德國和東歐、亞洲各國代表的到來，莫斯科和會就已經不再是一個政治上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國際政治會議了。在這些與會的國家中，除了中國之外，德國和俄國同其他國家都有着歷史恩怨及矛盾，這就使得許多小國都傾向於和中國靠攏，以牽制德國和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