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年代 第7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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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這些事務之外，吳川還讓胡秉柯親自主抓了一件事務，就是聯合江東六十四屯、海蘭泡等慘案的倖存者及遺屬，在哈爾濱高等法院發起了針對沙俄政府的訴訟案。

    這起訴訟案讓俄國人極為難堪，不管是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俄國駐哈爾濱總領事特拉烏紹利特還是阿穆爾沿岸總督關達基都試圖勸說革命委員會阻止這些倖存者及遺屬提出告訴，又或是想要通過人事關係阻止哈爾濱高等法院接受訴訟。

    但是他們的企圖都被挫敗了，革命委員會不僅不肯接受他們的請求，反而公開的在報紙上和廣播內紀念起了江東六十四屯、海蘭泡等慘案，使得東北民眾反而把目光轉向了這些慘案。

    根據1958年中俄簽訂的璦琿條約規定，原來在黑龍江以北的土地劃歸俄國，但江東六十四屯、海蘭泡等地因為居住着大量中國人，因此在劃界時特別註明將此地歸屬於清朝管理，俄羅斯人不得侵犯。

    且《中俄璦琿條約》還規定，黑龍江南岸下游烏蘇里江以東的地區歸中俄兩國共管，但是現在此地卻成為了俄國單獨管轄的濱海邊疆區。因此當江東六十四屯、海蘭泡倖存者及遺屬發起訴訟之後，革命委員會控制的輿論不僅翻起了舊案的賠償問題，還提出了濱海邊疆區的歸屬問題。

    革命委員會掀開了中俄之間的舊案之後，自然不僅僅只獲得了東OTg2NTc=北人民的支持和沙俄官員的反動，同樣也讓中國境內的俄國民眾感到了恐慌，不僅僅是那些普通的俄國商民，對於遠東的布爾什維克們來說，這同樣也是一個極大的難題。

    隨着革命委員會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快速發展，從哈爾濱到滿洲里、海參崴都出現了一種急速的繁榮景象，這不僅給那些跑來遠東冒險的俄國商民找到了財富之源，同樣也讓這些俄國人意識到遠東的中國人正成為一個新興的勢力。

    在革命委員會於山東、朝鮮擊敗了日本人之後，俄國在遠東的官僚們就失去了和革命委員會衝突的信心。特別是在革命委員會掌握了飛機製造的技術之後，俄國遠東的將軍們就認為遠東的俄軍在技術裝備上已經落伍於中國人了。

    只是歐洲大戰中俄軍在東線傾盡全力也還是屢屢被德軍所擊敗，使得俄國已經沒有餘力在遠東再挑起一場規模以上的戰爭了。當革命委員會派兵強行進入庫倫時，俄國外交部也只敢虛張聲勢的恐嚇革命委員會，阻止革命委員會繼續向庫倫以北滲透，卻不敢真的出兵干涉外蒙古的事務。

    六月俄軍在東線西南戰線發起的布魯西洛夫攻勢，可以說是本次大戰中俄軍最大的成果，但是俄軍的後勤能力根本負擔不起這場攻勢，進入7月之後俄軍就開始習慣的掉鏈子了，後勤供應不上，友軍遲遲不動，使得布魯西洛夫創造出來的勝勢並沒有轉化為確實的勝利，俄軍開始在德奧的反擊中死傷慘重。

    而偏偏在這個時候，因為人力不足頒發的徵兵令又引起了中亞穆斯林的起義，從而迫使俄軍不得不把原本用於前線的軍隊又運往了中亞平息叛亂。就在這個俄羅斯國內經濟和政治局勢嚴重惡化的時節，革命委員會突然縱容江東六十四屯、海蘭泡等慘案的倖存者及遺屬發起訴訟，並鼓動公眾提出了對於《中俄璦琿條約》內容的大討論，這顯然是一個陰謀。

    不過俄國遠東的官僚和上層精英雖然都知道革命委員會在謀劃着什麼，但是大家卻也只能裝作不知道，只能隨着革命委員會揮舞的指揮棒按着節拍起舞。因為提前捅破革命委員會的陰謀，只會遭到革命委員會更加激烈的行動，但是他們卻絲毫沒有反制的手段。

    先不提俄國遠東邊區的軍事力量在抽調之後已經遠遠不及革命委員會，就是歐洲大戰剛剛爆發的那些護國主義者，現在也對戰爭失去了興趣。因為2年多的戰爭已經讓俄軍傷亡了3、400萬，現在的俄國護國主義者談起戰爭，也要在前面加上一個該死的副詞。

    俄國的中下階層已經為這場該死的戰爭流盡了血和積蓄，他們已經開始厭倦和試圖結束這場該死的戰爭了。就算是俄國的上層精英，想要把這場戰爭繼續下去，也不過是因為俄國已經投入的太多，眼下兩手空空的退出戰爭，誰也不知道該怎麼去養活那些從戰場上返回的數百萬饑寒交迫的士兵，這無疑是在給自己挖掘墓穴。

    這些上層精英只能指望在戰勝了同盟國之後，從同盟國身上割上幾塊血肉來填飽下層民眾，從而消弭掉國內蠢蠢欲動的革命風暴。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又怎麼會想要再同革命委員會再開啟一個戰場呢。

    此外，現在革命委員會還是俄國最大的物江浙湖漢北資供應商，光是過去一年內革命委員會為俄國提供的火車機車就超過了500台，20噸貨車4500節，60噸貨車950節，客車620節。俄國從革命委員會這邊進口的物資金額已經超過了從美國、英國、法國進口的物資金額總數。

    也就是說，如果俄國和革命委員會爆發衝突，就等於是在自己的動脈上先砍了一刀。在短時間內，俄國幾乎別想從其他地方彌補失去革命委員會供應的物資損失。因此，不管是遠東的俄國官員還是彼得堡的俄國官員，對於革命委員會這邊提出的訴訟和輿論聲音，只能採取充耳不聞的姿態，然後把案子拖延下去，直到拖不住為止。

    至於遠東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們，雖然因為沙皇政府在東線表現出的無能，使得護國主義的聲音大大減少了。但是對於江東六十四屯、海蘭泡等慘案的倖存者及遺屬提出的訴訟賠償，及中國人提出的對《中俄璦琿條約》內容的討論，不少人總覺得有些無所適從。

    對於那些真正的列寧派布爾什維克來說，他們自然是遵從於列寧的教誨，中國人民反抗沙皇的行動是正義的這一結論。但是對於某些並不純粹的列寧派來說，雖然他們也接受列寧對於階級鬥爭的結論，認為俄國工人階級應當聯合各國無產階級對抗沙俄政府，但是他們對於中國無產階級想要通過鬥爭拿回被沙俄政府所竊取的土地和賠償則感到不滿。

    某些俄國布爾什維克就認為，「雖然沙俄政府製造的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海蘭泡慘案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壓迫。但是現在這些地區已經分配給了俄國移民，如果我們支持中國人，不是等於又壓迫了一遍俄國人民嗎？

    《中俄璦琿條約》雖然約定烏蘇里江以東屬於中俄共同管理的地區，但是這些年來中國並沒有對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實施過任何管理，是俄國人民在那裏建立了鐵路、港口、城市、牧場和農場，才有了現在的濱海邊疆區。中國人總不能憑藉一紙條約，就讓俄國民眾放棄自己的財產吧…」

    這些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言論自然激起了不少共和黨人的不滿，雙方不僅開始就《中俄璦琿條約》的內容，外東北地區的歷史、國際法慣例展開了爭論，更是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中俄黨員之間的這種辯論，極大的降低了雙方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也讓一部分本就對俄國人頗具警惕心的共和黨員，對於馬列主義本身也提出了質疑。吳川在辯論的初期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員這邊試圖維護沙俄帝國主義同滿清條約的合法性，和共和黨內部一部分黨員提出了對於馬列主義的質疑才開始出手整理這場爭論。

    一方面吳川對於共和黨內部分黨員提出的對於馬列主義質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對為首的一批人員進行了勸退，從而打擊了黨內的非馬列主義信仰者的派系，鞏固了黨內對於馬列主義的信仰。

    歐洲戰爭帶來的經濟發展機遇期，和美國資本主義過於密切的聯合，使得黨內一批本就信仰不深的黨員更傾向於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思想。在他們看來，共和黨現在所做的一切本來就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打着馬列主義的旗幟走資本主義道路顯然有張冠李戴之嫌疑。

    更何況，信奉自由主義的美國人僅僅用了幾十年時間就發展的這樣出色，而所謂的社會主義卻絲毫沒有先例可循，哪怕是馬克思和列寧也是空有理論而無實踐，就目前來看俄國布爾什維克組織除了給共和黨一個理論和組織方式外，其他的一切都遠不如共和黨。

    於是一些黨員就覺得迷茫了，認為有必要捨棄美國這個樣板而去跟隨現在還什麼都不是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嗎？只不過從前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在的時候他們不敢說出來，這些人雖然是俄國人但也極受共和黨基層黨員及工人們的支持。

    但是現在這些人都返回了歐洲，加上大量布爾什維克骨幹前往歐俄地區，遠東布爾什維克組織的聲勢不免小了許多，再加上某些俄國布爾什維克為沙皇政府辯解，顯露出了帝國主義的傾向，自然就引發了這些自由主義者的反擊，並帶起了一波民族主義情緒。

    在清理了黨內的自由主義者之後，吳川也並沒有放過遠東布爾什維克組織中表現出的沙文主義傾向，他對這些試圖為沙俄政府辯解的布爾什維克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並將此事件完整記錄下來之後發給了列寧及斯維爾德洛夫。

    吳川在信件中向俄國布殊維克黨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的無產階級正注視着，俄國革命究竟是要打到沙皇的反動政權，還是打算換一個紅色沙皇坐上那個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