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年代 第6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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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顧維鈞和美國公使保羅.芮恩施顯然很有共同語言，而作為一個有志於在外交方面發展的新式官僚，顧維鈞幾乎每晚都會參加東交民巷舉辦的各種舞會和沙龍，以獲得同各國外交官熟悉的機會。

    因此在芮恩施上任還不到一年，顧維鈞已經成為了美國公使館的常客。作為革命委員會辦理涉外事務的委員，王葆真自然是極為重視和美國公使芮恩施的關係，畢竟現在的美國政府和革命委員會已經結成了類似於准盟友的關係。

    如果說1913年吳川的訪美活動讓美國政府意識到在太平洋對岸的中國還有一個親美的地方政權外，那麼在歐洲大戰爆發後的今日，美國政府已經看到了用革命委員會牽制日本和日英同盟的可能性。

    不說芮恩施和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衛理本就堅定的「反日派」，光是革命委員會和美國企業界之間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聯繫，就不能讓美國政府容忍日本對於革命委員會的軍事入侵行動。

    而革命委員會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同樣給了堅定支持革命委員會的芮恩施在國內和遠東以巨大的政治回報。此前因為大戰的爆發，使得英法不得不向美國有所懷柔，但英法並不認為美國有威脅協約國的力量，畢竟美國只有一隻人數不多且裝備落後的陸軍和一隻稍具規模的海軍，自保有餘而進攻不足。

    在外交場合上英國總是把美國視為大西洋對岸的表親，但在私下英國人常常抱怨美國人，「小商販式的外交思維，幾乎沒有什麼長遠的外交方針，讓人難以適從。」

    因此英法幾乎從不理會美國政府對於歐洲事務的看法，即便大戰開始之後對於美國政府的拉攏，也是為了獲得美國的信貸而不是希望美國插手歐洲事務。對於英法來說，除了在美洲事務上要稍稍聽一聽美國政府的意見外，這個世界其他地區的問題基本和美國無關。

    在遠東地區，美國外交官的意見同樣是不大重要的，除了他們在附和英國的主張時才能獲得一些尊重。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卻有了極大的改觀，革命委員會對日作戰的勝利，不僅宣告了東亞一隻新勢力的崛起，也極大的打擊了英法對於東亞事務的決定權。

    在外交方面革命委員會需要美國的出聲支持，而同樣美國在東亞的發聲也需要革命委員會在背後進行背書，雙方基於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合作，也就造成了王葆真和芮恩施個人關係的親密，即便雙方相交時間並不長。

    不過令芮恩施有些頭疼的是，他所喜歡的顧維鈞和王葆真之間的關係卻算不上好，雙方幾乎從來不會同時出現在他面前。即便在他這裏碰了面，必然會有一方選擇告辭。

    只是10月14日這一天，顧維鈞終於還是主動找上了王葆真，試圖找他談一談，以打破當前的僵局。

    不過聽了顧維鈞口若懸河的說了一大通之後，王葆真只是反問了他一句道：「顧先生，你今日是以私人的身份來告誡我的能，還是以外交部顧問的身份來做說客的呢？」

    顧維鈞沉思了片刻之後說道：「我只是以一個國人的身份，站在維護中國的利益上來對貴方說這些話。我承認，若無貴方在戰場上的浴血奮戰，就不能營造出當前於我國外交有利的大好局面。

    但是貴方的力量在中國之內或可稱雄，真要放到國際上去衡量卻是不值一曬的。想來王兄也應當看過了歐洲大戰的不少報道了，歐洲列強一場會戰就要損失十萬乃至數十萬的人命，與之相比東亞的戰爭簡直都算不得什麼戰爭了。

    今日協約、同盟兩大集團之所以對我國避讓三分，並不是因為貴方的武力，而是在於這兩大集團無暇分身而已。一旦歐洲結束，不管勝者還是敗者，都不是我國能夠與之抗衡的力量。

    由是，當前對於我國最好的選擇，應當是趁佔着上風的時候儘快和協約國達成妥協，以免被同盟國拖進歐戰中去。也可防止歐洲大戰分出勝負之後，列強再次攜手對付我國，這才是對於國家最為有利的出路。」

    坐在客廳窗下的王葆真饒有興趣的看着顧維鈞說道：「這麼說，顧先生你認為這場歐洲大戰不會堅持的很久了？」

    顧維鈞毫不遲疑的說道：「我和英國公使館的武官、外交人員就這場大戰都交換過看法，雖然當前的戰爭形勢使得戰爭雙方走向了對峙作戰，但是交戰雙方的任何一國財政都支撐不住長期的大戰。

    更何況，當前世界最主要的硝石礦在智利、印度和中東，前兩者都在協約國的控制之下，而中東地區的硝石礦想要運到歐洲又要走海路，但英國又控制着海權，所以即便這場大戰不能在聖誕節之前結束，同盟國最多也就支撐到明年上半年而已。

    因此時間對於我們來說是相當緊迫的，一旦歐洲戰場發生了有利於協約國的轉變，恐怕日本方面就不會如現在這麼退讓了。」

    王葆真承認，就一個外行人來說，顧維鈞的判斷極為符合常識。不過對於一位能夠通過組織獲得各種情報和專業分析報告的涉外委員來說，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未免過於不稱職了。

    習慣於從組織那裏獲得情報和分析，然後再做出判斷的王葆真，對於顧維鈞這種還停留在依靠自身能力收集情報的落後方式，既感到吃驚也表示欽佩。至少現在的他，是不敢依靠這等模稜兩可的情報來決定一國之外交的。

    沉吟了片刻之後，王葆真便斟酌着向顧維鈞回道：「對於顧先生和外交部一些先生們對於國事的關心，我表示理解。

    不過，我此次前來北京是代表着革命委員會的意志，革命委員會同樣把中國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但是我們並不認為這場戰爭會很快的結束。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一國之工業能力決定了一國作戰的潛力，德國的工業能力雖然不及英法俄三國的總和，但卻是英法俄三國任一國家都無法單獨抗衡的。所以在雙方的速勝論破產之後，德奧同盟對英法俄協約的對峙戰很快就會變為工業能力的對抗。

    當雙方徹底動員起本國的工業能力全力應對戰爭時，國家財政也就讓位給了全民財富的對耗。各國財政也許支持不了當前規模的戰爭多久，但是一旦把全民的財富導入戰爭對耗，那麼以英法俄德奧幾國積蓄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財富，絕不可能在一兩年內被戰爭消耗完畢。

    所以，革命委員會的判斷和顧先生您的看法全然相反，時間拖得越久，無法結束歐洲戰爭的協約國各方，只會對我國越加退讓。

    誠然，在歐洲大戰結束之後，協約國也許會返回今日向我們做出的退讓，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相信中國已經不是現在的中國了。

    革命委員會始終認為，國家的安全應當求諸於自身，而不是寄托在列強的仁慈之上，否則我們永遠都別想獲得國家安全這種東西…」

    顧維鈞最為反感王葆真的就是這一點，動不動就把革命委員會這個詞掛在嘴邊，搞得誰身後還沒有一個政府似的。不過他細細想了想，他還確實不能把北京政府這個詞掛在嘴邊，因為他說的都是自己的意思，甚至連外交部的同仁都未必會認可他的看法。

    歐洲大戰開啟之後，政府內部就分成了兩派，留學英美的官員們認為協約國必勝，而北洋軍出身的將領們則認為德國會贏。陸軍部實際管事的徐樹錚，在日方宣佈對德宣戰後一度想要對德國人示好，只是因為革命委員會始終保持着對日強硬的姿態，才讓德國人放棄了和小徐接觸。

    北京政府內部對於這場歐洲大戰的分裂立場，早就為報紙給刊登了出去，因此他哪裏還能以統一的政府立場應對革命委員會的立場呢？

    基於不同信息作出的判斷自然是不可能一致的，王葆真自然不會將完整的消息透露給顧維鈞，因此他的提醒在顧維鈞看來，不過是得意忘形的托大之言。他並不認為在短短几年內中國能夠做出什麼改變，因此自然也就無法認同趁着歐洲列強難以動彈的時候出手。

    而王葆真也有些瞧不起顧維鈞處處把國際法放在嘴邊的作風，雖然早稻田大學遠不及哥倫比亞大學，但是他並不認為自己在國際法的研究上弱於顧維鈞。

    只是他跟着吳川的時間也比較久了，自然也就認同了吳川的觀點，當前的國際法不過是一群帝國主義者用來壓迫世界人民的工具。當它不妨礙人民利益的時候，我們可以不予理睬；當它嚴重損害人民利益的時候，我們自然是要撕毀它的。

    雙方的價值觀如此的不一致，自然誰也不能說服誰，這場談話自然也就無疾而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