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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外區的哈爾濱大劇院是1913年建成的地標性建築,和北頭道街的同記百貨商場、工農超市一起構成了新道外的商業圈子。
1913年10月,改造一新的頭道街商業街正式開始投入運營,一個月後此地的人流量就超過了道里的舊商業區。和一味追求奢華的俄國高檔商場或是老式的中俄雜貨鋪的風格不同,在吳川的建議下頭道街的商鋪都改成了簡潔明亮的裝飾,還完成了電氣、街面和上下水的改造,幾乎已經和後世的城市商業區相差無幾。
這種集中商業的模式,又通過商品的價格或風格進行細緻劃分市場的店鋪經營理念,很快就擊敗了道里區分散式的商業經營方式,聚攏了大量的人氣。在嚴格的打擊了城市的犯罪行為,又取締了黃賭毒產業之後,道外的治安環境已經和道里相差不遠,甚至可以說整個城市的治安都變好了。
因為城市治安的良好,使得這座城市的居民不再有什麼禁止出入的地方,那麼民眾自然就會湧向城市中最熱鬧的區域消遣,而頭道街商業區不僅有着豐富的商品可以消磨時間,環境也非常的乾淨舒適,且還有一處消費不高的大劇院,自然就吸引了城中大部分年輕人。
而便利的公共交通和城市建設帶來的工作機會,使得哈爾濱的城市居民手中變得相當寬裕,這也是頭道街商業街開張後會爆紅的原因。就連那些原先不願意踏足道外區的俄國中產階級,現在也逐漸改變了自己的消費習慣。
現代商業的經營模式給俄國商人帶來的衝擊,並不亞於他們剛剛來哈爾濱時帶給中國商人的衝擊。只不過中國商人見到了新的商業模式就會去試着模仿學習,而俄國商人則是習慣性的先向俄國官員告狀,試圖對頭道街的商業加以限制,以維護自家商鋪的利益。
只不過現在的哈爾濱雖然有着眾多的俄國官員,但是從中東鐵路管理局到哈爾濱特別市的俄國官員都很清楚,這座城市究竟是誰說了算。1913年年初外蒙古宣佈獨立之後,革命委員會就增強了北滿各地的兵力,並特別加強了哈爾濱的駐軍。
吳川從國外回來之後雖然緩和了雙方的關係,但是在他的建議下中俄軍隊都退出了市區,只是哈爾濱的警察部隊是控制在革命委員會手中的,因此雙方軍隊的撤離不過是讓革命委員會控制的警察部門掌握了這座城市的唯一武力。
而除了武力上的不平等之外,在特別市管轄區擴大的範圍中,中東鐵路管理局的官員大多投資了新城區的商鋪或住宅,道外區的繁榮也和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和這些俄國商人的利益及少數大斯拉夫主義的俄國官員的反對相比,顯然這些獲益官員更在乎自己的利益,畢竟彼得堡也沒打算要同中國人開戰的意思啊。
於是到了1913年年底,作為外人的俄國人在哈爾濱第一次意識到,哈爾濱的真正主人到底是誰。雖然在海拉爾等革命委員會力量較為薄弱的地方,俄國人還是一貫橫行霸道,但是在哈爾濱市內,俄國人終於開始變得溫和了起來。
哈爾濱大劇院是仿照莫斯科大劇院重新設計而成,分為大劇場和小劇場兩個部分,大劇場用來放映電影或上演戲劇,小劇場則是魔術、雜技和評彈等雜劇。這一劇院的落成,立刻壓倒了俄國人在道里區建成的小劇場和各種俱樂部舞台,成為了哈爾濱最大的娛樂場所。
由於吳川主張這一劇院應當面向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因此大劇院雖然造價不菲,但是門票的價格卻不高,除了特殊劇目外,基本為5分一場的價格。因此大劇院一開張就引來了許多市民的關注,花上5分錢在劇院裏看上一場表演或電影,成了哈爾濱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雖然哈爾濱的電影產業還在摸索之中,但是在革命委員會的支持下,還是拍出了第一部劇情默片辛亥革命,當然這部片子着重宣傳了革命委員會在東北發起的革命經過,把武昌起義簡單的描述為受了哈爾濱起義的感召。
這部片子播放不久就受到了齊齊哈爾革命委員會的抗議,他們認為片子中有多處不實,首先齊齊哈爾才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哈爾濱起義只是策應了齊齊哈爾起義;其次,吳川同志是在齊齊哈爾建立起了革命的組織,然後才轉移到的哈爾濱。
作為影片出資方的哈爾濱革命委員會認為齊齊哈爾革命委員會完全是無理取鬧,只是長春革命委員會也表示了不滿,認為這部影片完全沒有突出長春起義對於革命的貢獻,有狹隘的地方主義思想。遼寧革命委員會雖然沒敢和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爭奪大革命的貢獻地位,但也委婉的表示瀋陽的革命同志一直都是吳川同志最堅定的支持者。
在這場爭奪革命首功的爭吵中,最失落的大約要算是吉林革命委員會了,作為原吉林省的省會,眼下在省內的地位差不多被長春搶了,而在大革命中又無什麼功勞可言,再加上孟恩遠剛剛被定罪,因此只能做和其他二線城市那樣,眼睜睜的看着這四座城市爭奪革命首功的話語權了。
當爭執鬧到了吳川面前之後,吳川不得不下令電影製片廠就各方提出的問題進行修改,並把片名改成了革命在1911年。只是他的處置雖然安撫了關外的各革命委員會,但是並沒有預料到日後這片子進入關內播放時又惹來的南方革命黨人的不滿,最終某位委員把革命改成了吳川,才算是結束了中國首部默片引發的爭論。
不過這場爭論帶來的最直接後果就是,齊齊哈爾、長春、瀋陽和吉林都建立了自己的電影製片廠,從而意外的促進了中國電影事業的繁榮。
1914年1月1日,哈爾濱大劇場內座無虛席,在哈爾濱的革命委員會重要人物都來了劇院觀看新年戲劇。這是革命委員會第一次搞這種新年集體慶祝活動,坐在二樓的吳川看着下方的委員們,心中默默的想着也就是少了個電視轉播,要不就圓滿了。
今天的戲劇是新排練的京劇劇目大鬧天宮,通過對舊劇目大刀闊斧的修改,去掉了舊劇目中的愚昧迷信思想和倫理說教,這齣大鬧天宮就成為了一曲頌揚造反精神的革命戲劇。經過了革命委員會眾多知識分子的修改,這齣戲的台詞要比舊劇簡潔優美了許多,而曲調和唱腔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進。
在經過了這些改進之後,這齣京劇的思想和節奏變得較為適合吳川這個後世人的三觀和觀賞習慣了。而對於正開始接受新文化洗禮的革命委員會成員們,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京劇,倒是讓他們看的津津有味了起來。
當然對於吳川來說,京劇無論怎麼改,他也是難以長久欣賞下去的,在他那個時代生活節奏已經快到了看本電視劇都要手動加快的程度了,還談什麼欣賞一整齣戲劇呢?因此在開演沒多久,他就把注意力從舞台上挪開,和坐在自己身邊的梁廷棟閒聊了起來。
「…你推薦的那個任輔臣同志還是相當不錯的,在革命衛隊試圖調查和孟恩遠相關的舊23鎮人員時,抵住了革命衛隊的要求,保證了舊23鎮官兵的情緒穩定,證明了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我已經和其他委員們商量過來,決定下個月正式頒發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的總政委,去掉代理兩個字。這樣你也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地方建設工作中去了。」
梁廷棟小聲的回道:「任輔臣同志雖然此前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但我認為他並不是一個投機革命的人。能夠在這次案子中表現出自己的立場,我也很為其高興。我相信在他擔任了總政委之後,一定會忠誠於黨和革命的。
此外,既然主席提到了地方工作,我也還是想要向您匯報一下我在地方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首先就是蒙地開墾移民和當地牧民之間的矛盾…」
吳川聽完了梁廷棟描述的問題之後,沉吟了片刻後向他問道:「那麼你打算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梁廷棟有些苦惱的說道:「那些蒙古王公們總是當面說好,但轉過背去就放任甚至攛掇底下的牧民抗墾,雖然我們加強了對於武力抗墾的打擊力度,也加強了宣傳工作,但是效果還是不大。我覺得大約只有儘快把鐵路修過去,用鐵路把蒙地加以分隔,才能降低牧民們的反抗。」
吳川思考了一會之後,搖着頭說道:「修建鐵路打破蒙古王公對於牧民的控制,確實是一個辦法,但終究是治標不治本。如果我希望牧民開發蒙地,還是應該加強宣傳工作。我以為當前你們遇到的問題不是宣傳力度不夠的問題,而是宣傳方向出了偏差。
對於牧民除了宣傳開墾蒙地的意義之外,也要告訴他們能夠獲得什麼好處,而且我們要切實的保證這些好處能夠落實到普通牧民家裏。我認為,對於人民的宣傳要談利益,且非談利益不可;至於道德,那是留給我們自己的。要是對人民呼籲道德,把利益都留給了自己,那麼我們同舊的統治者又有什麼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