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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步程對於吳川這種不顧後果的想法有些難以接受,但他還是明智的停止了勸說對方。一來對方所主張的引進外資確實是想要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而不是借債去打天下,畢竟大部分貸款都是指定了用途不可挪用的。
於此相比,現在的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的袁世凱,也在拼命向四國銀行團借款,南方要借200萬兩,北方要借700萬兩。雙方借錢都說是要維持政府開支,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這借款實際上都是用來作戰的。
第二就是,即便日本從南滿撤退,不管是處理日本在南滿的遺留問題,還是安頓因為這場戰爭及去年水災流離失所的民眾,都需要大筆的資金。再加上戰爭期間徵召起來的龐大軍隊也需要精簡及遣散安置,光憑東三省的財政收入,革命委員會只會迅速走向破產。
眼下德、美兩國對滿洲實業的投資計劃和各國想要插手的哈爾濱、長春新城建規劃,正好能夠吸納大批的勞動力,從而解決革命委員會所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在這一點上,賓步程還是認可吳川的判斷:當前東三省的大多數問題,都是由於生產力落後造成的;剩下的一小部分問題,則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引起的。所以與其一個個問題的去解決,倒不如先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發展的問題。
而且就賓步程自己,在見過了歐洲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之後,他也極度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夠出現如歐洲這樣蓬勃發展的局面,而不是再像前清時期那樣一瀾死水。在革命爆發的這幾個月中,他已經見到了革命所帶來的民眾的熱情,他覺得這和他在歐洲看到的那些工人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希望能夠把民眾的熱情維持下去,把這種熱情用於國家的建設當中去。
他也希望吳川能夠再一次創造出奇蹟,就如同他之前帶領大家完成了東三省的革命並擊退了日本人那樣,再一次在建設東三省的問題上表現出這種正確的判斷力。就現在而言,不僅僅在賓步程,革命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和諸多革命軍將士,都對吳川有着一種盲目的信任。他們認為自己看不到的路,但在這位眼中卻清晰的很。
賓步程收斂了自己的情緒,繼續向吳川匯報了自己的工作。一旦撇開了日後的還債問題,當前的東三省工業投資和貸款協議,應該來說還是相當順暢的。只是對於美國財團及政府代表司戴德來說,和革命委員會的談判就太不順利了。
隨着國內傳來前總統羅斯福正式參加總統競選的消息,司戴德就清楚本年度的總統競選要出問題了。從19世紀的最後10年到新世紀的頭十年,正是美國從「黑幕」揭發運動到社會正義運動的高潮。
從市政改革的深入到州級改革運動的興起,進步運動帶起的全國性改革浪潮正衝擊着美國的社會價值觀,在麥金萊總統時期還默認政治是金錢遊戲的美國民眾,到了塔夫脫總統的時代卻已經開始積極批判政黨分肥、政治特權、官員和大資本家相互勾結的腐敗問題了。伸張社會正義、善於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正成為美國人所嚮往的精神領袖。
這種社會價值觀念的重新塑造,其實是來自於美國托拉斯組織的高度發展,在高度壟斷及高關稅的保護下,拿着世界最高工資的美國人,同樣也在為世界最高物價所困擾。而美國領土的開拓完成,也使得資本家無法再通過掠奪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的土地、資源來滿足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了。
因此在資本家拒絕提高工人工資的狀況下,工人運動正從賓夕法尼亞、俄亥俄、伊利諾州的煤礦區擴張到了芝加哥和其他產業中心地區。美國資本家利用私人武裝鎮壓工人罷工運動的後果,是激起了更為廣泛的群眾運動。
就算是美國最為頑固的保守主義者,現在也不得不承認美國政治確實有必要進行變革,去掉那些不公道的政治特權,還人民以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
只是由誰來領導這場政治改革?對於華爾街的資本家來說,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顯然是必須排除在外的。在羅斯福擔任總統的那幾年,簡直就是華爾街銀行家的噩夢,就連摩根財團也不敵這位共和黨大佬的政治權術。
而羅斯福所主張的新國家主義,更是引起了華爾街銀行家們的警惕。這一主義宣稱: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關鍵,在於使政府擺脫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與控制,摧毀由大財富集團控制的無形政府,使財富成為國家的僕人而不是主人,將全體國民,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利益置於政府的考慮之中。這和社會主義有什麼分別?
因此當羅斯福於2月24日宣佈參加總統競選後,華爾街資本家們就聯絡了起來,決定阻止羅斯福獲得共和黨的提名。但是在共和黨內,羅斯福的威望要比塔夫脫現總統高的多,想要阻止羅斯福就必須拉攏各州的政治老闆,即那些政客背後的金主。
這樣一來,和革命委員會的合作,特別是革命委員會希望購買美國白銀以統一幣制的計劃,就成為了華爾街手中不錯的牌面。中西部七個產銀州顯然會因此對華爾街感激不盡的,因此司戴德也就得到了來自華爾街銀行家們的極大壓力。
3月7日晚,和吳川再次會談的司戴德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在今晚把合作意向給定下來,他確實也是拖不下去了。
只是對於司戴德的要求,吳川還是再次攤開雙手說道:「我們這是第五次還是第六次會面了?我一直都在說,我只需要華爾街幫我發行一筆土地債券,其中將會有一筆資金用於購買美國白銀,剩下的將用於東北的土地開墾和基礎建設。可您為什麼一定要堅持,讓我們實行金匯兌本位制度?」
從菲律賓趕過來的經濟學家鮑德溫.鎧默勒從旁解釋道:「以中國當前的外債和混亂的幣制,如果不建立起一個基於金本位的銀幣制度,中國的經濟將會隨着白銀的波動而出現忽好忽壞的局面,就我們過去這十多年來的研究,總是壞的局面長一些,好的局面少一些。
而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在革命委員會引入了這麼多投資之後,一旦白銀繼續下跌,你們就將因為匯率損失而出現巨額的磅虧…」
對於這位美國經濟學家的勸說,吳川並不是不能理解。他自然也知道美國人為何要向他推銷金匯兌本位制度,這其實是美國試圖以美元為基礎,建立起一個同美元掛鈎的經濟貿易圈,類似於後世的一帶一路政策。
金匯兌本位制度源自美國經濟學家高蘭為穩定菲律賓貨幣而推出的虛金本位制度,即在金本位的基礎上規定新幣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價格。新銀幣的發行不是基於銀本身的內在價值,而是錨定於美元。因此在銀幣的發行過程中就能多出一筆鑄造差益,將這些差益存儲於美國紐約的銀行中,就能夠以利率的形式存儲形成一個基金來確保發行貨幣的金價。
這一制度恰好迎合了美國的金元外交,為對方國建立一個穩定的金本位貨幣制度,建立中央銀行,將準備金存儲於紐約,然後派人監管對方國的海關關稅和經濟改革,從而使對方國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在菲律賓、巴拿馬、古巴、尼加拉瓜、多米尼加等中南美國家,美國已經獲得了初步的成功。
中國同樣也是美國的目標,還是最大最重要的一個目標,這就是為什麼司戴德拼命想要勸說吳川接受自己的提議,而不願意接受土地公債發行的方式。
吳川只能聳肩對着美國人說道:「革命委員會只是一個地方政權,我們上面還有個中央政府,我們沒有這個權力把海關抵押出去,就算是東三省的海關也不行。
而且,革命委員會只是希望美國財團為我們發行一筆土地公債,當然這筆公債的用途可以明確,但我們並無意接受一筆有關幣制改革的政治性貸款,這將會迎來各國的強烈反對。你們對滿清的幣制借款是什麼下場,就不用我複述一遍了吧?
我們不能一邊從俄國、英國、日本那裏收回海關管理權,然後又轉頭把海關抵押給美國人,這將會使革命委員會成為眾矢之的,我們絕不可能幹這樣的蠢事。另外由美國政府派遣財政顧問監督革命委員會的幣制改革,並按照美國政府的要求進行經濟上的變革,這就更不可能了。
我們可以聘請一兩名美國專家監督資金是否用於指定用途,並核實我們的承諾是否兌現,但我們不可能接受一位太上皇性質的美國顧問對我們指手畫腳。革命委員會的借款都是有着詳細的還款計劃的,而我們也有自己管理資金的銀行,我們需要你們按照我們的條件借錢給我們,而不是為了你們的貸款去改組我們現在的組織。
此外,恕我直言,這裏是東亞並不是中南美洲,我不可能指望美國來替革命委員會頂住各國的外交壓力,我相信美國政府也不可能這麼做。所以你們所提出的要求,在我看來除了給我們之間的友誼製造麻煩之外,不會有任何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