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館的日常家用,都是在張樂怡那裏支取,然後由崔慧茀調度使用並記賬。
七月只過了一半,崔慧茀就喊沒錢了。
張樂怡把錢交給崔慧茀以後,忍不住在周赫煊面前抱怨道:「唉,這米價又大漲了。」
「漲了多少?」周赫煊隨口問。
張樂怡說:「漲了三分之一還多。」
周赫煊有些驚訝:「馬上就要收穫稻穀了,米價應該下跌才對。就算是法幣貶值,按理說也不應該米價大漲啊。」
張樂怡解釋道:「政府剛剛頒佈了法令,今後田賦一律不收法幣,改收實物。糧商們一個個都開始屯糧,市面上的糧價也全線上漲,連帶着蔬菜都開始漲價了。」
周赫煊頓時無話可說,糧稅只收實物,這是倒回退哪個朝代了?
國民政府自己發行的紙幣,現在連自己都不認了,這讓老百姓如何是好?農民才是真的苦,辛勤勞作把糧食種出來,一大半都要上交政府和地主。剩下一點餘糧拿去賣,得來的錢幾乎是廢紙,估計買食鹽等必需品都不夠用。
國府如此做法,必然讓法幣大貶值,而且貶得比前幾年更狠。
不過法幣的大崩潰,還要等到美日開戰以後。
在1941年之前,法幣是可以在全國流通的,包括共黨根據地和日佔區。而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徹底佔領上海,沒收英美等國銀行和國黨在上海的財產,法幣與美元、英鎊的兌換途徑直接斷掉。
如此就釀成一系列後果,法幣不再被國際社會認可,而且失去了外匯兌換途徑。日本又趁火打劫,一邊大肆製造偽幣,一邊把日佔區的法幣拿去國統區和根據地購買物資,造成國統區和根據地法幣泛濫且物資流失嚴重。
終於,共黨根據地受不了了,不得不驅逐法幣而自己發行「抗幣」。
國民政府沒辦法啊,只能繼續使用,由此法幣變成了只在國統區通行的地方性貨幣。那幣值是打着滾兒的往下跌,不怪孔祥熙無能,就算把全世界的經濟專家都請來也沒用。
……
合川,育才學校。
上半年的學期剛剛結束,但下學期的經費還沒着落。特別是法幣貶值,糧價飛漲,這讓陶行知急得團團轉,奔走數日倒是籌了一些錢,但那點錢都還不夠給老師們發工資的。
「叮鈴鈴!」
陶行知接起電話,有些煩躁的問:「你哪位?」
對方說:「我是中央銀行的邱毅成,行政院段處長的侄子想到中央銀行工作。這是個紈絝子弟,我們領導不想要,就問他是哪裏畢業的。那小子非說是民國十八年從曉莊師範畢業,但又拿不出學歷憑證。陶先生,那小子下午要來找你開證明,希望你不要給他開任何證明。那是混賬公子哥,來中央銀行工作只能壞事,對國家對百姓都沒有好處!」
陶行知問:「他叫什麼名字?」
「段志開。」對方回答。
陶行知說:「你下午派人把那個學生的檔函函件送過來。」
曉莊師範是陶行知以前辦的學校,內遷時他把所有檔案都帶到了重慶。
這種找人開後門的紈絝子弟,換成別人直接就推掉了。但陶行知卻認認真真去查檔案,果然發現1929年那一屆有個叫段志開的學生。他收到中央銀行的函件後,立即回函寫道:經查證,該同學確係1929年從我校畢業,學習成績合格,學習社會學……
中央銀行收到回函氣瘋了,連忙打電話過來:「陶先生,請你通融一下,幫我們把這個關係戶推掉。這小子真不是個東西,屁本事都沒有,進了中央銀行也是個吃閒飯的。」
陶行知不咸不淡地說:「不管他現在好與壞,也不管你們要不要他,我只是真實的反映情況。他就是曉莊師範畢業的,我只能證明這個。」
兩天後,那個叫段志開的青年提着禮物上門,說要感謝陶校長幫忙。
陶行知閉門不見客,只寫了一張條子:「我是從事教育的,一直在強調真實,但願你沒把我的真實用壞。」
段志開拿着字條愣了半天,也不知在做着什麼思想鬥爭,突然放下禮物轉身就走。他沒有去中央銀行報道,而是選擇參軍打仗,最後犧牲在抗日戰場上。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
七月下旬。
陶行知從合川來到周公館拜訪,他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了,聽說周赫煊捐款大方,於是來這裏碰碰運氣。別的學校多少還有點政府撥款,但育才學校卻是民辦的,所有經費都靠陶行知到處化緣解決。
「陶校長,稀客,稀客!」周赫煊笑着迎接。
陶行知也不繞彎子,開門見山的說:「周先生,實不相瞞,我這次是來請求幫助的。育才學校的經費不夠了……」
「需要多少?」周赫煊直接問。
陶行知說:「一萬法幣。」
周赫煊笑道:「現在物價飛漲,一萬法幣哪夠用?我給你十萬!」
1941年夏天的一萬法幣,只夠買幾十袋麵粉。
陶行知剛坐下就重新站起來,抱拳道:「都說周先生是及時雨,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陶某感激不盡!」
周赫煊說:「以後學校資金不夠,儘管來找我。」
陶行知感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只是不停的抱拳揮舞,連連說道:「多謝,多謝!」
希望小學這些年也是一直在辦的,日軍入侵華北之前,周赫煊就讓文繡等人帶着學生南下。現在大後方已經有80多所希望小學,主要吸收戰爭孤兒和貧寒子弟入學,順便也幫一些低級知識分子解決了生計(當老師)。
如果說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有什麼施政亮點,那無疑要數教育事業了。
抗戰初期,常凱申就特別做出指示,把學生從徵兵對象中剝離出來,並大力發展教育來為戰後恢復做準備。八年全面抗戰打下來,國府的地盤越來越小,經濟越來越困難,但教育卻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
(大後方)在校小學生數量,從1936年的300萬,增長至1943年的676萬。在校中學生數量,從1936年的48萬,增長至1945年的120餘萬。在校大學生數量(含專科),從1936年的4萬,增長到1945年的8萬餘其中還去除了大量輟學參軍的學生人數。
大學和中學的學校數量,不但恢復到戰前水平,甚至比戰前增加了將近一倍。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雖然常凱申幹了很多混賬事,但卻對教育事業非常重視,財政那麼困難都還在加大辦教育的力度。咱們說句實誠話,這些在抗戰中走出的學生,為後來新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