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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奉天殿內,姜星火併沒有急着解釋這幾個名詞的意思,而是認真看向殿內的高官們。
「任何變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脫離實際情況去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就如同刻舟求劍一般,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
「那麼請問諸位,王安石變法為什麼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這兩個針對國內市場的法,基礎是什麼?只有搞明白這兩個問題,我們才能以史為鑑,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變革國內商業,還是說繼續在國內保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海禁的解除與海外貿易的開放,與國內的商業政策並非是捆綁的,如果沒有必要性,那麼大明國內完全可以如黃尚書所說,繼續保持重農抑商的現行政策。」
姜星火的退步,讓黃福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或者說,黃福對姜星火如此自信,頗為不解。
【海外貿易】+【重農抑商】的國策組合是否可行?
當然是可行的,對外貿易不代表讓國內也充分貿易,雖然有點奇怪,但在短時間內,無疑是能保持住雙軌制的。
當然了,如果時間線拉長,那麼這種雙軌制定然是不可行的,因為海外貿易的充分展開必然會帶動國內貿易,到時候重農抑商就維持不下去了。
因此雖然姜星火出現了意料之外的讓步,但黃福並不覺得姜星火是真的在為了順利推行變法而做出妥協,反而是某種胸有成竹的表現。
這時候反倒是魏國公徐輝祖開口答道:「王安石變法,之所以採用青苗法和市易法,基礎應該是北宋國策,這點臣讀史之時,倒是有些心得。」
「喔?」
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這位馬上要滾蛋去北邊的國公,問道:「魏國公有見解,不妨仔細說說。」
這就是打算讓武臣也發言一下了,畢竟剛才都是六部尚書在發言,而在明初這個時間節點上,其實武臣勛貴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話語權,是不弱於、甚至可以說超過文官集團的。
「臣斗膽。」
被皇帝允許後,徐輝祖自然要表現出忠君愛國的態度來,畢竟他和朱棣這個妹夫的關係可說不上好
徐輝祖站起身來拱手行禮,隨即侃侃而談:「臣以為,王安石變法的根本,都在於北宋政權推動的『不立田制』與『不抑兼併』兩大國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書所言,靜態的理財術,無非是『整頓』和『節流』這兩個手段,而其中的『整頓』,便是清查田畝,調整田制,然而北宋繼承了晚唐以來的兩稅法制度,國家收稅收的是田地的稅,而具體某一塊田地歸誰,國家並不在乎這一點,對於國家來說,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時足額繳稅,那麼愛歸誰歸誰正因如此,北宋乾脆徹底放開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確立某種類似於井田制、均田制之類的制度來維持稅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稅,不在乎田地性質和歸屬。」
「如此一來,田地其實就成了一樣商品?」朱棣似乎明白了過來。
「便是如此。」
徐輝祖繼續道:「田地成了合法商品,而田地買賣就變得頻繁了起來,人口不再像過去那樣,完全地依附于田地,這樣一來田地上農作物也跟着開始變成了商品,什麼農作物在市場上賣得好,田地的主人就會種植什麼,而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礎若是在北宋以前,一塊田地種什麼,經常是幾代人都不變的,如果不遭災,很容易產生儲備,北宋以後,農人則經常會考慮更換田地里的農作物,而一旦賠本,下一年購置種子就會捉襟見肘。」
朱棣又get了一個新知識點。
他也讀過史書,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與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關係,想都沒往哪裏想,如今仔細想來倒是確實有些蹊蹺為什麼北宋以前就沒人搞青苗法?若是說常平倉,但常平倉是直接放糧食調節的,也就是所謂的「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並非是以貨幣形式,也就是「青苗錢」來放貸。
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麥或者水稻的種子,直接放種子就好了,何苦還要讓百姓拿着錢再去買小麥和水稻種子呢?
答案自然是隨着田地商品化的進程加快,田地里的農作物開始追求經濟利益,不一定都種小麥、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據市場上的需求和價格來種植,所以才需要錢來買,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種子。
否則的話,青苗法難道真的是因為北宋就這麼倒霉,年年災害,年年百姓青黃不接,都得向人借錢?
「市易法呢?」
這時候魏國公徐輝祖反而不說話了,曹國公李景隆接過話來:「市易法的根子,其實也在北宋國策上,只不過不是『不立田制、不抑兼併』的國策,而是『四民皆本』。」
在場一共四名五軍都督府的武臣,也是未來的上將們,但顯然,上將之間亦有差距。
淇國公丘福和成國公朱能,雖然打仗可能會比曹國公、魏國公厲害,但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別了.靖難勛貴里95%都是中下級軍官出身的實戰派,四年前丘福是千戶、朱能是副千戶,沒有靖難這檔子事,他倆一輩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更遑論進五軍都督府了。
所以指望他們能有多少文化造詣,那實在是難為人了,這東西對於武臣來說,沒有兩代人是養不出來的.當然了,如果養出來了,對武臣來說也未必是好事,因為武臣的本職工作就是打仗,而培養文化素質,第二代人或許還能打,到了第三代,基本就開始走下坡路。
畢竟,文武雙全也太難為人了。
這種議論國家大政的場合,誰沒文化誰尷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尷尬的。
李景隆繼續說道:「所謂四民皆本,便是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即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
「北宋取消了過去之前延續了上千年的、對於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視,也取消了坊市制度,商人可以在市場裏的任意時間進行交易,只要給國家交稅就行,這就造成了北宋商業的高度繁華。」
「當然了,為了收稅,北宋制定了嚴格的律法,不允許對商人進行勒索,北宋的商業環境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不僅有專門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場,而且禁止缺斤短兩,每個市場都有統一的度量衡參考,並且官府保護私產。」
這時大皇子朱高熾插話道:「元初有學者馬端臨曾言: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宋人之立法,妒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那北宋朝廷為了分商賈之利,想來商稅一定很重?」三皇子朱高燧也問道。
「非也。」
理財專家、戶部尚書夏原吉解答道:「大明是3%,北宋是5%。」
「拉弗曲線。」
半天沒說話的姜星火忽然道。
「拉什麼弗?」
「拉弗曲線」,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姜星火前世,由美國供給學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並且作為美伶宗里根的經濟顧問,為里根政府推行減稅政策出謀劃策,里根經濟學的基礎原理之一,就是減稅這一招,非常管用。
通俗的說,拉弗曲線描繪了國家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係,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國家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國家稅收收入減少.聽起來很奇怪,但實際上道理很簡單。
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想要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課以重稅並非是一個好選擇,相反,降低稅率反而會起到刺激經濟活躍,增加財政收入的效果。
姜星火給奉天殿內的眾人大概解釋了一下「拉弗曲線」的道理,讓剛才腦子裏只有【加稅、加稅、超級加倍!】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原來拔毛不是越狠越好,得細水長流。
「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便是因為北宋的商業足夠發達,商人足夠多,交易量足夠大,就如同青苗法一樣,北宋的兩條國策『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四民皆本』,才是根源所在。」
「大明有這個基礎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沒有!
田地制度上,大明實行魚鱗冊、黃冊的「雙冊」制度;商業政策上,大明執行嚴格的「重農抑商」政策。
這兩種政策,幾乎是與北宋截然相反的。
朱棣問道:「那國師以為,大明同樣也要『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四民皆本』嗎?」
聽聞此言,就連一直默默地當隱形人的內閣眾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筆,認真以待。
「不能!」
姜星火嚴肅地答道:「王安石變法給我們的變法,提供了最直觀的參考樣本,而從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就是,田地制度絕對不能貿然改變!」
聽到這句話,內閣眾人鬆了口氣,黃福、蹇義也放下了心裏的大石頭。
魚鱗冊、黃冊的「雙冊」制度雖然有種種弊端,但卻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如果這都要改,那顯然是天都得塌了。
「姜星火雖不算老成謀國,但這一點倒還穩重。」兵部尚書茹瑺看着姜星火,心頭暗暗道。
雖然他是跟着皇帝的態度走的,但茹瑺的心裏並不是特別地支持變法,在茹瑺看來,不胡亂折騰就是最好的,如果姜星火連田地制度都打算動,那就是真的動搖國本的事情了,哪怕是茹瑺,也不得不違背皇帝的態度直言勸諫。
聽到不動田地制度,朱棣也很滿意。
別的都好說,動搖不了國家根本,但田地制度這種東西鬧不好,是真的會搞的江山傾覆的.王莽的例子還不夠鮮活嗎?
「但四民皆本,卻是要以加以借鑑的,因為這直接關係到了剛才說的第二要務,也就是通過對市場的挖掘來獲得經濟收入,充分活躍國內市場。」
姜星火頓了頓才繼續說道:「不管是王安石變法還是我們的變法,核心目標就是快速改善國家的財政情況,並且最好是不留隱患地改善.那麼天下田地總量有限就意味着農業稅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來的農業稅是一定的,所以我們要看向商業能為國家提供的稅收,也就是國內商稅和海外貿易,海外貿易方才已經分析過了,姜某要說的,便是我們如何吸收王安石變法在商業上政策失敗的教訓,以及王安石到底失敗在了哪裏,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讓商業上的變法成功,從而讓國家的財政實現快速增長。」
姜星火的目的當然不是讓大明財政快速增長,讓朱棣有花不完的錢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業,事實上,不知不覺間,姜星火已經把邪龍破殼而出的最重要條件深埋了下來。
「方才說了,王安石的方向是對的,確實要用動態的眼光看問題,國家要用動態的理財術但王安石選擇的路是錯的,因為有幾樣活躍市場的東西他不懂,也就是我所說的產權基礎、中央銀行、商業錢莊、公司制。」
「產權基礎是什麼?」朱高煦適時問道。
「商業交易的最重要條件是什麼?」姜星火反問道。
「公平交易?」
「不。」
姜星火搖了搖頭,說道:「最重要的條件是——財產私有。」
「如果你的財產隨時可能會被剝奪,那麼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麼用的?或許下一瞬間,你的財產就不是伱的了。」
這裏要說的是,姜星火最想實現的,當然不是財產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條路,但基於目前15世紀的具體時代條件而言,顯然是先搞財產私有,把邪龍孵化出來更為靠譜一點,畢竟歷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但是這一點,卻並不算出乎意料地引來了一片沉默。
原因也很簡單,這一個名義的問題。
從名義上講,在封建皇權時代,「朕即國家」。
整個大明的一切,從法理層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個人不存在私產。
皇帝一般不會派人衝進你家,把你的家裏的財產充公,但皇帝毫無疑問有隨時、隨地、隨意、隨人地行使這樣權力的法理依據,這也是皇權至高無上的重要的表現。
如果承認財產私有,那就意味着對皇權的破壞,這是朱棣這個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國公們所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的權力,從根本上講,都源自於皇權。
「臣民名義上財產私有,朕斷然不能接受。」
觸及到了朱棣的底線,朱棣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態度:「朕可以接受事實上的財產私有,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不會隨意沒收臣民的私有財產,以此來支持商業的發展,讓大明能重現北宋的財政收入高度,但名義這個口子,是萬萬不可能開的。」
姜星火倒也沒打算一步登天,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會接受,這時候也沒什麼失望.更何況,這有什麼可失望的?只要朝廷能夠在事實上保護私有財產,那麼有朝一日,這個「名」自然會與「實」相匹配。
不過資產階層主導的社會大變革,這一天的到來姜星火在第八世註定是看不到了,他只需要跟原本的歷史相比,取得一點點突破,讓歷史的進程加速就可以了。
姜星火跳過了這個話題,繼續說道:「除了產權基礎,對於商業交易來說,其次重要的就是交易的中間組織,所謂中間組織,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商號組織的公司化,另一方面是信貸組織的專業化。」
這裏要說的是,千萬不要把「公司」這個詞,理解為近現代社會才出現的。
冷知識:如果沒有姜星火的插手,永樂元年再往後推幾十年,公司的雛形,也就是康孟達組織就出現了。
所謂康孟達組織,是合夥經營的一種商事契約,它是最早的一種商業合夥形式,這種新的組織模式與家族共同經營不同,依照這種契約,一方出資而不參加營業活動,另一方則運用自己的設備條件等從事營業活動,雙方按出資數額對盈利進行分配,出資者依出資數額對經營虧損負有限責任,而營業者則負無限責任。
這種共同經營形式,最初產生於歐洲中世紀的地中海沿岸諸城市,盛行於海上貿易,由既想獲得利益而又不願親身冒險的資產家出資,由航海者向海外運銷貨物,盈利按出資額分配。虧損時航海者承擔無限責任,資產家只在出資範圍內承擔有限責任,後來,這種合夥形式逐漸發展到陸上貿易,最終演變成為隱名合夥(有限合夥)和兩合公司(由無限責任股東和有限責任股東所組成的公司)。
隨後,在永樂元年往後推152年,被稱為「血腥瑪麗」的英國女皇瑪麗一世,特許與俄國公司進行貿易,從而產生了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這種類型的公司,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
嗯,放到大明就是「西天竺公司」了。
所以公司制這種東西,不僅不是什麼跨時代的、不符合當下大明實際情況的生搬硬套,也並非姜星火的拍腦袋決策,而是實實在在能直接拿過來用的東西。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兩合公司,這就是純粹的商業概念,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即便姜星火不提出來,再過一百多年,西方商人也搞出來了.通訊和製造力水平都是一樣的,憑什麼西方商人能做到的,大明商人做不到?沒有這個道理的。
更何況,如果真說國家的管理水平,還真不要吹西方,大明的官僚體制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論行政效率,絕對吊打現在的西方諸國,這是毫無疑問的。
不然呢?近代英國的文官制跟誰學的?
姜星火給奉天殿內的眾人解釋了什麼叫做「公司」,以及公司的幾種形態後,眾人顯得非常.平靜。
是的,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什麼劃時代的創舉,只是覺得「哦,國師搞的新玩意聽起來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於商業的發展,能讓商人們開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僅此而已了。
而且其中責、權、利的劃分在數千年的商業活動中早就有了類似的概念和雛形,只是沒有人提出來這麼明確而已,對於眾人來說,並非什麼不能理解的東西,說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點事,誰掏錢、誰收益、誰擔責任、誰經營,如此而已。
「至於信貸組織的專業化,便是國家控制的中央銀行,以及民間的商業錢莊。」
嗯,聽起來有點反常識的是錢莊的出現,其實比公司制的出現還要晚
錢莊的出現,跟白銀流入是有着直接關係的,尤其是嘉隆萬三朝時期,海洋走私貿易極為猖獗,大量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流入大明,由於當時寶鈔已經徹底沒人用了,而民間主流使用的銅錢輕重不一且成色各異,並且不僅是銅錢和白銀的兌換有需求,銅錢本身的制錢、私錢、白錢三者之間的比價差異大,又時不時地變動,這就必然導致了銅銀兌換業的產生.於是就出現了若干專營銅錢兌換的金融組織,稱為錢店,又叫錢鋪、錢莊、兌店、錢肆。
而到了明末,明匠宗朱由校的時代,錢莊就已成為一種獨立經營的金融組織,不僅經營兌換銅銀,還辦接待放款,供給簽發帖子取款的便利,原來在兩地聯號匯兌的會票,也成為錢莊發行有鈔票性質的信用流通工具,也就是後來的莊票、銀票。
姜星火先介紹了錢莊的概念,由於日本有海量白銀儲藏的巨型銀礦的事情,在大明的高層里並不是什麼秘密,所以眾人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一層。
「這倒是比當鋪要先進不少。」朱棣如是評價。
「是這樣。」
姜星火微微頷首,隨後說道:「當然了,民間的錢莊只是私營的金融組織,而金融和貨幣,肯定是要由國家主導的,所以中央銀行就很有必要了,所謂中央銀行,對於目前的大明來說,主要有兩項職責,也就是貨幣發行與貨幣的發行規劃。」
「前者,也就是目前寶鈔提舉司所負責的寶鈔發行,以及寶源局所負責的銅錢鑄造的集合體。」
「後者,則是中央銀行要成立專業的貨幣部門,來負責制定寶鈔和銅錢這些貨幣每年的發行量與回籠量。」
這番話讓朱棣聽得若有所思,他微微頷首:「這麼說來,便是要把貨幣相關的權力集中起來,然後把貨幣的發行和回籠權從戶部剝離出去?」
「便是如此,貨幣的歸貨幣,財政的歸財政。」
夏原吉的面色並沒有什麼異常,顯然姜星火已經跟他通過氣了。
「事實上,王安石變法裏,青苗法最大的問題就是地方官府是獨立進行放貸的,而且放貸越多,政績就越好,就越容易獲得拔擢,那就必然帶來強制性借貸。」
姜星火分析道:「大明如果要對商業政策進行變法,如果想深挖國內商稅的潛力,那就必須要構築基礎的中央銀行-民間錢莊的貨幣體系,讓貨幣受控制地流動起來,商業才能發展,要以依靠民間商業自主發展為主,以國家的貨幣政策調控為輔青苗法所缺乏的,就是相關的一整套能夠以商業形式運行的貨幣體系。」
「可惜北宋沒有,所以王安石變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國運,幾乎把整個江山給賠掉了。」
姜星火輕嘆一聲,又繼續說道:「不過這種事情也難以怪罪,畢竟當初變法主導者王安石能看到動態理財術的方向就已經不錯了,桑弘羊等前人也沒有給他提供行之有效的新路,所以最後還是走回了靜態理財術的老路。」
「哦?」
朱棣的眉頭挑了挑,卻又追問道:「那依照國師看,大明還要不要重新啟動國內的商業貿易呢?如果有了『四民為本』的理念,有了『公司制』、『民間錢莊』、『中央銀行』,大明的財政收入,就能實現跨越式的攀升嗎?」
「這個嘛」
儘管姜星火已經打定主意,可在皇帝面前,他依舊裝模作樣地沉吟片刻,這才搖頭說道:「還是要看執行的情況。」
朱棣當然看出了姜星火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夏原吉,又淡淡地問道:「既然拿不準,那國師為何要向朕請命呢?」
「臣不是怕財政收入無法爆發增長,而是怕大明再遭北宋厄運啊」
姜星火苦笑着拱手行禮:「再好的政策、辦法,都是要靠人來執行的,北宋王安石變法,當年青苗法雖說從財政收入上取得了巨大成效,給卻也給北宋的商業環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乃至從根本上損害了北宋的國運,若是陛下只求為國理財,那這四樣東西自然是足夠給大明國內創造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繼而讓商稅增加的,可政策是否有隱患,還得看執行的官員。」
朱棣揮了揮手:「行政學校的事情,准了。」
「陛下英明神武!」
只要能達到目的,姜星火不介意給大吸血蟲說點好聽的。
「等等。」
黃福這時候說話了:「國師所剖析的北宋王安石變法對於商業種種政策失敗,剖析的是有道理的,提出的解決辦法,聽起來也算是可行,但這終歸是無法驗證的事情,大明廢除『重農抑商』的祖制代價何其之大?影響後果何其之深遠?陛下還需慎重考慮!」
「不錯。」
蹇義這時候也說道:「國師的辦法是否可行,總該有個驗證,改弦更張也得有個說法。」
朱棣看向兩位尚書,問道:「兩位尚書的意思是?」
黃福和蹇義對視了一眼,黃福說道:
「海外貿易的事情,臣等已經沒有任何可質疑的地方,畢竟短中長期,對於大明來說都是有利的,所以解除海禁,臣等不反對.但國內廢除『重農抑商』,重新提『四民皆本』,一旦朝廷這麼提,那就是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巨大衝擊,是必須要慎重考慮的,所以臣等請求陛下,有一段時間的驗證期。」
「臣以為這是有必要的。」黃福頓了頓繼續說道,「也就是說,可以先嘗試『公司制』、『民間錢莊』、『中央銀行』,但不能貿然提『四民皆本』,如果在這段驗證期里,大明的財政收入,尤其是商稅收入,確實實現了突飛猛進,確實於國有益,可以汲取北宋的高財政收入優勢的同時,也沒有什麼隱患,那麼才可以徹底更改『重農抑商』的祖制。」
朱棣想了想後也覺得可行,黃福的提議是老成謀國之見,畢竟「士農工商」的排序,其實是大明社會階層的排序,如果重新提北宋的「四民皆本」,那麼必然會導致百姓思想混亂,不拿出足夠的理由或者說一個能交代的說法,是不行的。
「黃、蹇二位尚書老成謀國,朕覺得可行,國師以為呢?」
朱棣還是幫了姜星火一把,這個試驗期的時間和標準,讓姜星火自己定。
「一年,到永樂二年的今天,國內商稅起碼折合白銀210萬兩。」
嗯,這裏要簡單回顧一個數據,那就是去年大明財政收入折合白銀是680萬兩,其中商稅是35萬兩,姜星火的意思就是,一年的時間,財政收入裏面的商稅收入,將飆升到接近洪武三十五財政收入的接近三分之一,同時是洪武三十五年商稅的6倍之多!
這個數字雖然還遠遠比不上北宋大約折合白銀760萬兩每年驚人的商稅,但也足夠服眾了。
只要姜星火能做到商稅爆發式增長,能給朝廷搞來錢,那麼想必沒人會再聒噪什麼,即便有,永樂帝也會一巴掌拍死。
——那可都是朕的錢!
至於怎麼搞,那您別管,別管我是搞復古的鹽茶專賣,還是新潮的玻璃香水,只要能靠專項商品收入+普通商品商稅收入搞來210萬兩,那就是我贏。
「一年時間,210萬兩商稅,可以嗎?二位尚書。」
「臣等無異議。」
「陛下英明。」
聽完朱棣的話,幾名尚書齊聲附和。
朱棣點了點頭,臉上浮起欣慰之色,對朱高熾吩咐道:「你去擬旨吧。」
「是,父皇。」
朱高熾領命,轉身離開座位,前往早已備好的書案,執筆書寫。
片刻之後,當聖旨擬好,朱高熾將它送至朱棣面前,恭敬地遞到父皇的手上。
朱棣展開,掃了一眼上面的內容,臉上的笑容愈發燦爛:「諸位愛卿今日辛苦了,而今日的這篇廷論(廷辯內容),就由夏尚書負責撰寫吧。」
「謝陛下恩典。」
夏原吉躬身答道。
「好了,都散了吧。」
朱棣微微頷首,隨即離開了御座前,邁步走向奉天殿的殿門。
今天的廷論已經落下帷幕,剩餘的事情就由幾位尚書大人去安排了。
至此,姜星火終於算是艱難地點出了【重商主義】+【海外貿易】的國策。